四、批判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观点，阐述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

马克思在致安年科夫的信和《哲学的贫困》中，批判了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观点，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

（一）阐述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过程

马克思在批判了宿命论、人道学派、博爱学派的经济学家的掩盖阶级矛盾、否认阶级斗争的错误观点以后，论述了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过程。他指出：“正如经济学家是资产阶级的学术代表一样，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无产者阶级的理论家。在无产阶级尚未发展到足以确立为一个阶级，因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尚未带政治性以前，在生产力在资产阶级本身的怀抱里尚未发展到足以使人看到解放无产阶级和建立新社会必备的物质条件以前，这些理论家不过是一些空想主义者，他们为了满足被压迫阶级的需求，想出各种各样的体系并且力求探寻一种革新的科学。但是随着历史的演进以及无产阶级斗争的日益明显，他们在自己头脑里找寻科学真理的做法便成为多余的了；他们只要注意眼前发生的事情，并且有意识地把这些事情表达出来就行了。当他们还在探寻科学和只是创立体系的时候，当他们的斗争才开始的时候，他们认为贫困不过是贫困，他们看不出它能够推翻旧社会的革命的破坏的一面。但是一旦看到这一面，这个由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科学就不再是空论，而是革命的科学了。”[51]只要我们把马克思的这段论述与恩格斯晚年写的《反杜林论》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相关论述加以对照，就不难看出，马克思当时的这个思想已经相当成熟了。

（二）批判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观点

表面看来，蒲鲁东似乎对社会主义的温情十分厌恶。但在实际上，他是用小资产阶级的温情来反对社会主义者的温情。蒲鲁东先生在社会主义问题上给自己制造一些奇怪的幻想，但由于他本人感到自己的论据异常空洞，感到自己完全无力谈论有关社会主义的一切东西，于是他就突然忘形地恼怒起来，表示高尚的愤激，嚎叫，发疯发狂，肆口谩骂，指天画日，赌咒发誓，满口吹嘘说他丝毫没有沾染社会主义的龌龊，没有任何社会主义的温情。这完全是谎言和假象。马克思指出：“他没有对社会主义的温情和他所视为温情的东西加以批评。他像一个圣徒，像一个教皇，无情地惩戒可怜的罪人，竭力颂扬小资产阶级以及那种小气的爱和宗法式家庭的幻想。这并不是偶然的。蒲鲁东先生彻头彻尾是个小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小资产者在已经发展了的社会中，迫于本身所处的地位，必然是一方面成为社会主义者，另一方面又成为经济学家，就是说，他既迷恋于大资产者的豪华，又同情人民的苦难。他同时既是资产者又是人民。他在自己的心灵深处引以为骄傲的，是他不偏不倚，是他找到了一个自诩不同于中庸之道的真正的平衡。这样的小资产者把矛盾加以神化，因为矛盾是他存在的基础。他自己只不过是社会矛盾的体现。他应当在理论上说明他在实践中的面目，而蒲鲁东先生的功绩就在于他做了法国小资产阶级的科学解释者；这是一种真正的功绩，因为小资产阶级将是一切正在酝酿着的社会革命的组成部分。”[52]马克思这段话对小资产阶级、特别是蒲鲁东所代表的法国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论述得极为透彻；对小资产阶级正在酝酿的社会革命中的重要作用，论述得十分恰当。一方面，小资产阶级羡慕大资产阶级，迷恋于大资产阶级的豪华，希求自己有朝一日也成为一个大资产者；另一方面，由于小资产阶级受到大资产阶级的排挤和压迫，随时面临着破产的危险，所以它同情人民，同情社会主义，同时又怕实现社会主义会丧失它所有的财产，所以又害怕和抵制反对社会主义。由于小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面性，在正在酝酿的社会革命中，它既可能倒向资产阶级一边，成为资产阶级的同盟者，又可能倒向无产阶级一边，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者。而无产阶级若是不能把小资产阶级吸引到自己的革命队伍中来，无产阶级自身处于孤立的地位，很难取得革命的胜利。这就是小资产阶级在正在酝酿着的社会革命中的重要地位。蒲鲁东作为法国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他同法国小资产阶级一样，在理论和实践上都经常处于动摇和摇摆的状态。正如马克思对他所做的恰当评价那样：“他希望充当科学泰斗，凌驾于资产者和无产者之上，结果只是一个小资产者，经常在资本和劳动、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之间摇来摆去。”[53]

（三）论述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条件和基本形式

马克思认为，无产者为了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首先要组织成为阶级，建立工人联盟和政治组织。在英国，工人们就不限于组织一些除临时罢工外别无其他目的的并和罢工一起结束的局部性同盟。他们还建立经常性的同盟，如工联，作为工人同企业主进行斗争的堡垒。当时所有这些地方工联已经组成为全国职工联合会，拥有会员达八万人，中央委员会设在伦敦。工人在组织这些罢工、同盟、工联的同时也进行政治斗争，现在工人们正在宪章派的名义下形成一个巨大的政党。工人的同盟片刻不停地随着现代大工业的发展和成长而日益进步和壮大。现在甚至可以说，工人同盟在一国内发展的程度可以确切地表明该国在世界市场等级中所占的地位。工业最发达的英国就有最大的而且也组织得最好的同盟。

资本主义大工业把大批互不相识的工人聚集起来。竞争把他们的利害关系分开。但是维护工人这一对付老板的共同利益，使他们在一个共同的思想下联合起来，结成同盟。因此，同盟总是具有双重目的：消灭工人之间的竞争，以便同心协力地同资本家竞争。反抗的最初目的只是为了维护工资，后来，随着资本家为了压制工人而逐渐联合起来，原来孤立的同盟就组织成为集团，工人们为抵制经常联合的资本而维护自己的联盟，就比维护工资更为必要。工人们甚至献出相当一大部分工资支援自己建立的联盟。在工人反对资本家的斗争的过程中，未来革命的一切要素也在继续和发展着。达到这一点，同盟就具有了政治性质，为建立工人阶级的政党准备了条件，打下了基础。

工人阶级进行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是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前提的。马克思指出：“被压迫阶级的存在就是每一个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社会的必要条件。因此，被压迫阶级的解放必然意味着新社会的建立。要使被压迫阶级能够解放自己，就必须使既得的生产力和现存的社会关系不再继续并存。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革命因素之组成为阶级，是以旧社会的怀抱中所能产生的全部生产力的存在为前提的。”[54]

马克思认为，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形式。在无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前，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抗仍然只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当这个斗争一旦达到最紧张的地步，就会成为全面的革命。可见，建筑在阶级对立上面的社会最终将成为最大的矛盾、将导致人们之间的肉搏。马克思指出：“只有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下，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而在这以前，在每一次社会全盘改造的前夜，社会革命的结论总是：‘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毁灭。问题的提法必然如此。’”[55]

（四）论述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点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尚未形成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未来新社会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的思想。当时他所说的未来新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这两个阶段所共有的基本特征。

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的交换价值理论的错误时，顺便提到了未来新社会的一些基本特点。他指出：“在没有阶级对抗和没有阶级的未来社会中，用途大小就不会再由生产所必要的时间的最低额来确定，相反地，花费在某种物品生产上的时间将由这种物品的社会效用大小来确定。”[56]马克思这段话除去说明未来新社会是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社会以外，还包括两个基本思想：一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不再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实行产品经济；二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改变了衡量财富的尺度，劳动时间不再是衡量财富的尺度，能否满足社会成员的需要和能否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成为衡量财富的尺度。上述这段话包含的两个基本思想，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作了透彻的论述。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认为，由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在这个转变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总之，是社会个人的发展。现今财富的基础是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这同新发展起来的由大工业本身创造的基础相比，显得太可怜了。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群众的剩余劳动不再是一般财富发展的条件，同样，少数人的非劳动不再是人类头脑的一般能力发展的条件。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立的形式。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57]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还指出：“工人阶级在发展进程中将创造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资产阶级社会；从此再不会有任何原来意义的政权了。因为政权正是资产阶级社会内部阶级对立的正式表现。”[58]马克思在这里把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未来新社会称为“消除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联合体”，这个对未来新社会的定性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此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等著作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一定性，更加全面准确地论述了未来新社会的基本特征。

在标志马克思主义公开问世的另一部著作，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于1848年2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9]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把未来新社会定性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意思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以前，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一部分人的发展是以牺牲另一部分人的发展为前提的；在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每一个人的发展不仅不妨碍其他人的发展，而且还为其他人的发展创造条件。这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能够使所有的人共同发展的优越性。

马克思在1867年发表的《资本论》第1卷中，在谈到未来新社会的基本特征时指出：我们“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做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一个社会产品。这个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做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这种分配的方式会随着社会生产有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随着生产者的相应的历史发展程度而改变。仅仅为了同商品生产进行对比，我们假定，每个生产者在生活资料中得到的份额是由他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这样，劳动时间就会起双重作用。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另一方面，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在共同劳动中个人所占份额的尺度，因而也是计量生产者在共同产品的个人可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在那里，人们同他们的劳动和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无论在生产上还是在分配上，都是简单明了的。”[60]在这里马克思把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称为“自由人联合体”，并且从多方面论述了这个“自由人联合体”的基本特征。这一点我们将在本书第五编第二十四章作具体分析。

从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这部著作中与后来在《资本论》中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的论述的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出，确如马克思自己所说，《哲学的贫困》中“还处于萌芽状态的东西，经过二十年的研究之后，变成了科学，在《资本论》中得到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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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3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48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05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页。

[5]〔法〕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第1卷，余叔通、王雪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63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17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63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69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20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19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24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21—122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96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07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06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97页。（马克思这时还没有把“劳动”和“劳动力”“劳动价值”和“劳动力的价值”区分开，这里说的“劳动价值”应该是指“劳动力的价值”。——引者）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98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99页。

[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80、180—181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80、144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80页。

[23]孙伯鍨：《探索者道路的探索——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46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6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3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3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5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6页。

[2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8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6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7页。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8页。

[33]〔法〕蒲鲁东：《哲学的贫困》第1卷，余叔通、王雪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42页。

[3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页。

[3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页。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1—32页。

[3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43页。

[3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

[3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页。

[4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4—545页。

[4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44页。

[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3—144页。

[4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9页。

[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4页。

[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4页。

[4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50页。

[4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17页。

[4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7页。

[4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96页。

[5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04页。

[5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7—158页。

[5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53页。

[5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8页。

[5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97页。

[5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98页。

[5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05页。

[5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0—101页。

[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97页。

[5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页。

[6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6—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