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需求结构失衡：由投资型增长模式而起

按照国民经济恒等式，对一个开放经济而言，经济总量是由消费、投资和进出口贸易构成。按照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经济增长则取决于要素投入、制度和技术。虽然两者分析视角不尽相同，但都是描述一国经济增长的结构特征，并且相互间存在一定逻辑关系。在一个不确定制度的环境或不适宜制度的结构下，社会技术创新意愿往往较低，经济增长不得不更多依赖要素投入。所以非技术驱动型增长往往和投资型增长相伴而生。鉴于上述原因，本节仅对中国投资型增长结构特征展开分析。从投资型增长的逻辑结构看，投资总归会形成产出。根据两部门均衡关系，产出需要得到消费响应，经济才能有序运转，但在消费受到挤压的情况下，高投入形成的产出无法在国内寻找到足够匹配的消费。所以在一个封闭经济体，投资型增长总会具有内在通缩倾向；在一个开放经济体则可通过对外出口消除国内过剩产能，所以投资型增长往往与较高贸易依存度和外部失衡相联系。而在互联型全球贸易体系下，外部失衡和内部失衡总是共生的。在缺乏外生性结构调整的情况下，两者还具有相互强化的倾向，从而使投资型增长陷入结构锁定状态，并导致经济骤冷骤热和恶劣的国际贸易环境。^注4

基于上述逻辑框架和跨国比较，审视中国投资型增长的结构特征。从表2—1看出，中国资本形成率不仅远高于不同收入组别国家的平均水平，也高于金砖四国中的印度、俄罗斯和巴西。但和东亚国家相比，虽然中国平均水平还是相对较高，但差距并不很大，如果按照Krugman(1994)对东亚经济奇迹的分析结论，中国奇迹并没有特别之处(Young，2000)。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将中国与20世纪60年代高速增长的日本，以及1997年之前持续高速增长的韩国进行比较。结果表明，1961—1973年，日本经济平均增长率为10.44%，同期资本形成率平均为35.33%。1963—1996年，韩国经济平均增长率为8.60%，同期资本形成率为29.63%。这些数据虽然和中国过去30年数据有一点差距，但程度更小，尤其是日本。比较结果说明，高资本形成率始终是经济增长的力量之源。^注5

表2—1资本形成率跨国比较(%)

说明：本表数据根据世界银行WDI数据库计算所得。

伴随经济规模和投资规模不断增加，单位产出投资需求也不断上升。根据《中国证券报》数据，在过去15年中，中国增量资本产出率平均超过了4%，尤其进入21世纪后，该指标平均超过了5%，2009年更是高达9.5%(国家信息中心宏观政策动向课题组，2009)。而同期的印度、巴西平均约为3%，日本仅为1.2%，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基本上保持在1%~2%的水平。^注6数据比较说明，中国单位产出投资需求不仅相对较高，而且不断增加。除了高投入支撑，增长对能源需求也非常高。表2—2数据表明，中国单位产出能源需求虽然低于低收入国家，但明显高于中低收入及其以上国家，不仅高于东亚国家平均值，也远远高于韩国和日本，甚至还高于能源较为充裕的俄罗斯，更是高于金砖四国中的印度和巴西。高投资必然伴随低消费，从而需要有强劲出口需求得以平衡。实际上，自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外贸依存度年均超过了60%，其中2006年达到了72%。虽然相比较，这一比例并不算太高，尤其和东亚其他经济体比较，但相对于金砖四国中的印度、巴西以及日本要高得多，后三个国家自1979年以来平均都保持在30%以下。不仅如此，中国外贸依存度一直处于上升趋势，而且上升速度不断加快。

表2—2单位GDP能源需求跨国比较单位：吨标准油/万美元

说明：本表数据根据世界银行WDI数据库数据计算所得。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中国投资型增长结构特征，我们采用了统计年鉴中公布的国内生产总值贡献率进行分析。在1978—1990年期间，中国投资需求产出贡献平均为30.3%，1991—2000年升至36.1%，2001—2007年则进一步升至48.36%，其中2007年达到了50.3%，2008年为52.6%，2009年上半年则升至87.6%。^注7相比较，这一比例虽然在2007年之前要高于美国、日本以及欧盟等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但从2007年开始，中国数据并不显得更为特别。这也进一步说明，投资创造增长并不是中国特有的，而是一种普遍方式，尤其是在经济低迷时期。再从进出口需求产出贡献率看，《国际统计年鉴》数据表明，2004—2007年，进出口需求对产出贡献率平均为31.6%^注8，也就是说，中国在2004—2007年经济高速增长期，有近1/3的增长是进出口需求贡献的。2008年，因为出口需求萎缩，进出口需求对产出增长的贡献下降到不足10%，出口需求下降直接导致2008年经济增速回落。而同期增长速度同样较高的金砖四国中的印度、巴西以及俄罗斯进出口需求对产出贡献率分别仅为-3.9%、3.7%和-72.9%。虽然中国产出增长对进出口需求的依赖不及泰国的50%，但要比韩国、日本等东亚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要高。从国内消费需求贡献率看，根据《国际统计年鉴》数据，2000—2008年，中国消费需求的产出贡献率基本上呈下降趋势，2000年约为46.35%，到2004年下降到13%左右，2005年则进一步下降为负数，2007年有一定幅度上升，达到10%。^注9而同期印度、巴西消费需求产出贡献率平均分别为55.5%和66.2%，虽然俄罗斯2007年消费需求产出贡献率仅为34%左右，但在2007年之前都基本上保持在70%以上。和同期的日本、韩国相比，中国不断下降的消费需求产出贡献率也非常明显，更别说和美国、欧盟国家70%的消费需求产出贡献率相比；即使和东亚的印尼、泰国、马来西亚等相比，也处于相对较低水平，后者基本上保持在40%以上。

基于上述跨国比较，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增长的投资型结构特征非常明显，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国内消费需求贡献相对更低。根据“三驾马车”需求结构理论，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出现了严重失衡。^注10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现行体制政策框架下促成了经济增长对投资的过度依赖。而对投资过度依赖的一个必然后果就是投资需求对消费需求的挤压。为满足持续攀升的投资需求，在政府主导型增长模式下，政府财政收支行为发生了扭曲，财政政策被选择性执行。上述情况又进一步抑制消费需求，尤其是居民消费需求，进而使经济增长对投资需求的依赖继续上升，导致整个经济陷入居民消费需求不足与投资需求不断上升的累计循环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