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联觉通感发生——“和”

两三千年前的人，从具象到抽象、从形而下到形而上的思维就非常发达，这是至今都令人感到十分惊奇的。视、听、味、触所发生的美感都上升到具有普遍意义的美的观念，唯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嗅觉发生的“芳”“香”“馨”等未能升华到形而上的观念层次，但往往又与味觉密切相关，荀子云：“五味芬芳，以塞其口”（《荀子·富国》）、“口好味而臭味莫美焉”（《荀子·王霸》，古时“臭”“香”通训，即味觉与嗅觉通感）。为什么先人们的联觉通感能力这么强？让我们先读《孟子·告子》中的一段话：

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

原来是他们特别重视“心”的作用。“心统五官”，即以意识去发动、联络、回收、加工五官的感觉，形成所谓的“理”“义”。《荀子·天论》篇中说得很明白：

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谓天官；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

五官各有所能但不能相互替代，心是统率五官的主宰，它根据五官传送来的感觉材料融会加工，形成一种新的感觉——心觉，于是心觉便可笼盖所有的感官感觉，在“理”“义”的层次上交融互通。有一个古人运用得很普遍，使用频率很高的审美观念，与五官感觉都有联系，又上升到中国古代美学的高层次，成为通用的观念范畴，这就是“和”。

“和”, 《说文解字》释云：“相应也，从口禾声。”如果从“相应”为“和”之义，那就与《易经·中孚·九二》爻辞“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意通，有两声相应之美，属听觉范围；如果从“口禾”由声而得义，那就是《尚书·洪范》所谓“稼穑作甘”, “甘”为五味之一，有味美之义，属味觉范围。“和”，从听、从味，发展为一个广义的通感美观念，凝聚为心觉美的重要观念，而后又将其引申到国家的政治教化，公元前774年就已经有了十分明确的表述，那就是其时在周天子朝廷做司徒的郑桓公问郑国的史官史伯：“周其弊乎？”史伯回答时申述了周王朝所存在最大的弊端是“去和而取同”：

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周训而能用之，和乐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国语·郑语》）

任何可感可见可闻的事物，都是由多种不同的要素构成的，这些不同的要素和谐地共处一体，才会给人造成一定的美感（色、声、味），因此，“和”是美之本。后来，东晋的葛洪在《抱朴子·勖学》中说：“虽云色白，匪染弗丽；虽云味甘，匪和弗美。”史伯已有他的定义：

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

前三者分别属听觉、视觉、味觉之美感。关于听觉美，应是多种音声和谐协调，这与西方古代人的听觉审美观完全相通。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派认为“和谐起源于差异的对立”, “音乐是对立因素的和谐统一，把杂多导致统一，把不协调导致协调”。赫拉克利特也说：“互相排斥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不同的音调造成最美的和谐。”他亦从听觉而及视觉：“自然是由联合对立物造成最初的和谐，而不是由联合同类的东西。艺术也是这样造成和谐的，显然是由于模仿自然。绘画在画面上混合着白色和黑色、黄色和红色的部分，从而造成与原物相似的形相。”只是他们还没有延伸到味觉。史伯所谓“物一不讲”，意为光是“联合同类的东西”不能进行比较，不能比较就没有产生“和”的条件。史伯的定义虽然简单一些，但他比毕达哥拉斯与赫拉克利特早出两三百年啊！

将听觉之“和”与味觉之“和”明确地并提而论的，是与毕达哥拉斯同世纪的齐国名臣晏婴。《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公元前522年，在齐景公的一次宴会上，齐侯问晏子：“‘和’与‘同’异乎？”晏子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晏子很聪明地用五味调和的道理来发挥史伯“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之论。当他进一步谈到“以平其心”，这就将味觉之“和”转向心觉之“和”了。接着又以听觉为核心，与视、味、心诸种感觉联合展开而归结到“心平德和”:“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心平德和。”就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毕达哥拉斯关于“音乐是对立因素的和谐统一”论述的译文资料，何谓“对立因素”语焉不详，晏子则列出了“清浊”至“周疏”等十组“对立因素”，由它们的“差异对立”而形成“不同而和”，于是就有了和谐而美的音乐。晏子最后又用了一个浅显的事例证味、听若“同而不和”则无美感：“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白水渗白水，有什么味道？琴瑟只弹奏一个音调，岂能悦耳？

视觉之“和”，就是“物相杂”之“文”；触觉之“和”，则有“和暖”“和风”言之。为什么心觉能使五官感觉相通，产生共同的美感？我们的先人比古希腊哲学家似有更高明之处，那就是他们进一步发现了一个直接支配心觉，继而使五官发生联系、产生通感的重要元素——“气”。

公元前533年，晋国有位叫屠蒯的“膳宰”，这个专职“司味”的宫廷厨师，他从“味”对人的生理与心理的作用，揭示了“味”对人的生命、事业的重要关系：

味以行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左传·昭公九年》）

“气”是人的生命之本，屠蒯说他以美味食物使掌管国家大权的人生发旺盛的血气，气盛则志壮；“志”自心发生，“气以实志”就是使心觉健康而敏锐，于是出言有定，发号施令有人听从。十一年之后，即公元前522年（周景王二十三年，鲁昭公二十五年），在周天子的朝廷之上又有一个人发表类似的论述，那是周景王要铸造一座“无射”大钟，朝臣单穆公谏曰：“不可！”为什么不可？钟太大，则声震耳，嗡嗡然不辨其高低抑扬，“耳所不及，非钟声也；犹目所不及，不可以为目也”。他从听赏、观赏的角度言：

夫目之察度也，不过步武尺寸之间；其察色也，不过墨丈寻常之间；耳之察和也，在清浊之间；其察清浊也，不过一人之所胜。（《国语·周语下》）

任何声音，都只作用于每一个人的耳朵，并非声音愈大，作用也愈大。他亦将听觉、视觉与味觉沟通，以“气”统之：

口内味而耳内声，声味生气。气在口为言，在目为明。言以信明，明以时动。名以成政，动以殖生。政成生殖，乐之至也。（《国语·周语下》）

也是强调“味”是“气”之源，由此而关系君王的贤明之治。同一年内，郑国的子产向赵简子发了一番关于“礼”的议论，他将“气”的概念扩展到了宇宙天地之气，置于“味”之前：

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何谓“六气”? “阴、阳、风、雨、晦、明”是也。何谓“五行”?“金、木、水、火、土”是也。何谓“五味”? “辛、酸、咸、苦、甘”是也。何谓“五色”? “白、青、黑、赤、黄”是也。何谓“五声”?“商、角、羽、徵、宫”是也（据《左传》杜预注）。至此，“声”“文”（色）、“味”相互依存的审美关系大体清晰了，是“气”，指挥了这一曲“复调”音乐（请允许借用一下这个音乐调式术语）。

这一曲“复调”音乐的灵魂是“和”，西方美学家对“和谐”解释，或谓“数的比例”合度，或谓“比例适当，颜色悦目”，或谓“对称、整一”等等，几乎都是从审美对象的外部特征来探讨，而中国古人则将和谐美作了哲学与心理学的阐释。

从史伯到单穆公都是将“和”与“同”作为一对矛盾的范畴在哲学与心理学层面上展开。“和”，是事物多样化统一，多元化取向而“殊途同归”, 《周易·系辞》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又云：“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和”使不同的事物处于一种共感共振的状态；“同”则是事物的存在和发展处于一种单调的重复状态，相互遮蔽、相互抑制。所以史伯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以他平他”有多样化的丰富性，晏子已用了很好的比喻：“和，如羹焉”, “同”，则似“以水济水”，前者是美味佳肴，后者仅寡淡而已。周景王准备铸无射大钟，单穆公以为钟过大（按先王标准是“大不出钧，重不过石”），则“听之弗及，比之不度，钟声不可以知和”。所谓“不可以知和”，即是大钟轰鸣之声是一种巨大的单调的震耳之声，不能与其他乐器配合产生悦耳动听的音乐。他还论“和”与“不和”的音乐对人们的心理所产生的影响：

夫乐不过以听耳，而美不过以观目。若听乐而震，观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枢机也，故必听和而视正。听和则聪，视正则明。聪则言听，明则德昭。听言昭德，则能思虑纯固。以言德于民，民歆而德之，则归心焉。……若视听不和，而有震眩，则味入不精，不精则气佚，气佚则不和，于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转易之名，有过慝之度。（《国语·周语下》）

这里也提及西方美学家所公认的人的两种审美器官：耳和目。单一之声使耳震，单一之色使目眩，有何美感？视听不和则不能精于品味，不能精于品味则精气耗散，人的整个生命体气的不和，于是造成言不顺、眼不明，思维混乱，完全失去正常的审美尺度。中国人如此之早，如此深入透彻地阐述“和”之理，难怪孟子说“理义之悦我心”，西方美学家中倡“美是和谐”论者，其学理层面似乎尚不及此。还须一提的是，与单穆公一道说服周景王的伶州鸠，是一个地位不高的乐师，他就音乐理论讲了一大段话，其要义云：

夫政象乐，乐从和，和从平。声以和乐，律以平声。金石以动之，丝竹以行之，《诗》以道之，歌以咏之，匏以宣之，瓦以赞之，革木以节之。物得其常曰乐极，极之所集曰声，声应相保曰和，细大不逾曰平。如是，而铸之金，磨之石，系之丝木，越之匏竹，节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风。（《国语·周语下》）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这就是音乐中的“和声”理论，当今所谓“复调”音乐之远源。

到了儒家学说盛行时，“和”之观念似乎发生了一些变化，“和”与“中”连缀而成“中和”之说，《中庸·第一章》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在理论上固然拔得很高，但将“和”界定为“发而皆中节”，不合“和”之初义、本义，若皆以“中节”应之，岂不是又“去和而取同”了？此后中国古典美学中所标举的“中和”之美，当属于另一个审美范畴，笔者将在本书中编论儒家之美学观时再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