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辽朝史家的说法及其历史知识之传承
尽管辽宋金元时代有关契丹开国史的各种不同记载林林总总，但总括起来可以纳入两个历史知识传承系统。一是源自辽朝史家的历史叙述，从辽朝诸国史到金、元两代所修《辽史》均属这一系统，本文称之为北朝文献系统；二是源自五代及宋代史家笔下的历史传说和历史考证，从五代诸朝实录到宋代各种相关史籍，以及元人所作《契丹国志》，均可纳入这一系统，本文称之为中土文献系统。
在北朝文献系统中，今天能够看到的最权威的文献史料理应是《辽史》。所以我们首先应检讨《辽史·太祖纪》的相关记载：
（唐天祐三年）十二月，痕德堇可汗殂，群臣奉遗命请立太祖。曷鲁等劝进。太祖三让，从之。
元年春正月庚寅，命有司设坛于如迂王集会堝，燔柴告天，即皇帝位。尊母萧氏为皇太后，立皇后萧氏。北宰相萧辖剌、南宰相耶律欧里思率群臣上尊号曰天皇帝，后曰地皇后。……
神册元年春二月丙戌朔，上在龙化州，迭烈部夷离堇耶律曷鲁等率百僚请上尊号，三表乃允。丙申，群臣及诸属国筑坛州东，上尊号曰大圣大明天皇帝，后曰应天大明地皇后。大赦，建元神册。……（三月）立子倍为皇太子。[5]
按此记载，遥辇氏痕德堇可汗卒于唐天祐三年（906）十二月，耶律阿保机遂于次年正月称帝，号天皇帝；太祖十年（916）二月，上尊号大圣大明天皇帝，并建元神册。这就是《辽史》有关契丹开国史的正式说法。
元人所修《辽史》，其史源主要出自辽耶律俨《皇朝实录》、金陈大任《辽史》，以及题名宋人叶隆礼、实为元代书贾赝作的《契丹国志》。[6]有线索表明，有关契丹开国史的记载很可能源自《皇朝实录》一书。按《辽史·朔考》始自太祖元年（907），至太祖十一年（当为九年）后续以神册元年，而在太祖元年四月丁未朔下即注明“耶律俨”，[7]意谓耶律俨《皇朝实录》是年四月为丁未朔，这说明《皇朝实录》亦始于太祖元年，当是以太祖元年为契丹立国之始。《皇朝实录》修撰于道宗寿昌至天祚乾统间。《辽史》卷九八《耶律俨传》谓寿昌间“修《皇朝实录》七十卷”，又据《王师儒墓志》说：“及任宣政殿大学士判史馆事，编修所申，国史已绝笔。宰相耶律俨奏，国史非经大手刊定，不能信后，拟公再加笔削，上从之。”[8]这里所说的“国史”就是指《皇朝实录》，墓志称王师儒授宣政殿大学士、判史馆事，时在寿昌六年（1100），且谓卒于次年，可知《皇朝实录》纂成于道宗末。而《辽史·天祚纪》乾统三年（1103）十一月又有“召监修国史耶律俨纂太祖诸帝实录”的记载，按寿昌六年成书的《皇朝实录》，其下限当止于兴宗朝，或许乾统三年又命耶律俨续修道宗一朝实录，故最终成书已是天祚以后的事情。[9]
如上所述，《皇朝实录》之成书既已晚至辽末，它有关契丹开国史的说法想必不会是辽朝史家最原始的文本记录。据冯家昇先生考证，在《皇朝实录》之前，辽朝曾先后三次纂修国史。[10]其中最早的一次是圣宗统和九年（991）室昉等所撰《实录》二十卷。《辽史·圣宗纪》曰：统和九年正月乙酉，“枢密使、监修国史室昉等进《实录》，赐物有差”。《室昉传》亦云：“表进所撰《实录》二十卷，手诏褒之。”室昉是时已年过七旬，大概只是以枢密使领衔监修而已，此书主要成于邢抱朴之手。《邢抱朴传》谓统和间“迁翰林学士承旨，与室昉同修《实录》”，即指此事。辽朝所谓的“实录”，实际上是指纪传体的国史，而并非为每位皇帝单独修撰的编年体实录，但因统和九年所上《实录》起讫不明，无法断定它是否包含辽朝开国史的内容。第二次是兴宗重熙十三年（1044）成书的《实录》。据《辽史·兴宗纪》，是年六月丙申，“诏前南院大王耶律谷欲、翰林都林牙耶律庶成等编集国朝上世以来事迹”。《耶律谷欲传》也说：“奉诏与林牙耶律庶成、萧韩家奴编辽国上世事迹及诸帝实录，未成而卒。”《耶律庶成传》则说：“偕林牙萧韩家奴等撰《实录》及《礼书》。”关于此书内容及其断限，《萧韩家奴传》说得最清楚：“擢翰林都林牙，兼修国史。……（重熙十三年）诏与耶律庶成录遥辇可汗至重熙以来事迹，集为二十卷，进之。”此书似乎仍被称为《实录》，只不过兼容遥辇时代契丹史罢了。既知其起讫为“遥辇可汗至重熙以来事迹”，则显然应包括辽朝开国史的内容。第三次是道宗大安元年（1085）所上七帝《实录》。《辽史·道宗纪》是年十一月辛亥，“史臣进太祖以下七帝《实录》”，所谓“七帝”，即指太祖至兴宗，此书当然也会涉及契丹建国的那段历史。
根据上述情形来看，辽代史家所记述的本朝开国史，最早当见于统和九年《实录》，最迟应不晚于重熙十三年《实录》。[11]而耶律俨《皇朝实录》有关耶律阿保机称帝建国的记载，则无非是取资于前朝所修的这几种国史而已。
众所周知，耶律俨《皇朝实录》直至元末尚存于世，并成为元人所修《辽史》的重要史源之一。而鲜为人知的是，在辽朝亡国之后，包括《皇朝实录》在内的若干种辽朝国史仍见于南宋甚至明人的著录。《遂初堂书目》地理类有《契丹实录》一书，[12]《宋史·艺文志》传记类也有《契丹实录》一卷，但均不题作者名氏。明代藏书家陈第《世善堂藏书目录》为我们提供了更为明确的信息，此书著录两种辽朝国史，一种为“《辽先朝事迹抄》四本，萧韩家奴”，另一种为“《辽实录抄》四本，耶律俨”。[13]很明显，前者是重熙十三年萧韩家奴等人所修《实录》的一个节抄本，后者则是耶律俨《皇朝实录》的一个节抄本。《世善堂藏书目录》编成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而陈氏世善堂藏书之散佚无存，大约是在乾隆以前。《知不足斋丛书》本有鲍廷博乾隆六十年（1795）跋云：“乾隆初年，钱塘赵谷林先生（昱）赍多金往购，则已散佚无遗矣。”据此推测，这两种辽朝国史抄本可能亡佚于清初。[14]
凭直觉判断，见于南宋及明人著录的这几种辽朝国史，其来路很可能是相近的。与元朝史馆中所藏的《皇朝实录》不同，它们都是篇幅不大的节本。尤袤收藏的《契丹实录》虽未注明卷数，但估计与《宋史·艺文志》著录的一卷本《契丹实录》应是同一种书，既然只有一卷，无疑也是一个节本。根据这种情况分析，大概辽朝民间流传着各种国史的节抄本，在宣和间燕京六州入宋之后始为宋人所见，这就可以解释为何它们都是晚至南宋以后才见于著录。[15]但遗憾的是，南宋时代恐怕很少有人知道这些抄本的存在，也从未见于征引，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辽朝史家有关契丹开国史的记载似乎完全不为宋人所知晓。
不用说宋人，就连金人对辽代历史也所知甚少。元好问曾经感慨地说：“呜呼，世无史氏久矣。……泰和中，诏修《辽史》，书成，寻有南迁之变，简册散失，世复不见。今人语辽事，至不知起灭凡几主，下者不论也。”[16]这说的是金朝末年的情况。金人明确谈到契丹建国年代问题者，仅见于修端的《辩辽宋金正统》一文：
辽太祖阿保机乘时而起，服高丽诸国，并燕云以北数千里。与朱梁同年即位，是岁丁卯。至丙子，建元神册。在位二十年。[17]
修端是金末燕山人，据李治安先生考证，该文就作于金朝亡国的那一年（1234）。[18]需要说明的是，金朝遗民王恽曾将此文抄入《玉堂嘉话》，但字句却颇有异同，上面这段文字引作：“辽太祖阿保机乘时而起，服高丽诸国，并燕云已北数千里。改元神册，与朱梁同年即位（原注：元年丁卯）。在位十九年。”[19]对照两个本子，可以看出王恽所见者似是初稿，后来苏天爵收入《国朝文类》者可能是经作者修改润色过的定本。前者谓“改元神册，与朱梁同年即位（元年丁卯）”，语义比较含混，容易让人误以为改元神册和即位都是在丁卯年（907）；后者改为“与朱梁同年即位，是岁丁卯，至丙子，建元神册”，就没有任何歧义了。又前者称太祖“在位十九年”亦不确，严格算起来，从太祖元年（907）至天显元年（926），首尾应为二十年，故后者改为“在位二十年”也是可取的。
修端的上述说法与我们今天看到的《辽史》的记载是完全吻合的，因此他的这种历史知识的来源便是一个值得追究的问题。据他在该文中说：
（章宗）选官置院，创修《辽史》。后因南宋献馘告和，臣下奏言靖康间宋祚已绝，当承宋统，上乃罢修《辽史》。缘此中州士大夫间，不知辽金之兴，本末各异。向使《辽史》早成，天下自有定论，何待余言！[20]
这里所说的《辽史》系章宗朝奉敕修撰，因最终成于陈大任之手，故习称陈大任《辽史》。《金史·章宗纪》明文记载，这部《辽史》告成于泰和七年十二月壬寅，而修端却说未成而罢，可见他从未见过此书。[21]他对辽朝开国史的了解，一种可能是来自于熙宗皇统间纂修的萧永祺《辽史》，[22]另一种更大的可能性则是来自于如《皇朝实录》之类的某一辽朝国史。
自元人所修《辽史》问世之后，后代史家在谈到契丹开国史时通常都采用《辽史》的说法。
如元末陈桱所作《通鉴续编》，虽以续《通鉴》为名，但其中包括“唐天复至周亡、辽夏初事为《通鉴外编》一卷”（即该书卷二），[23]故亦涉及契丹建国年代问题。卷二丁卯年（907）正月谓“契丹耶律阿保机称帝”，丙子年（916）二月称“契丹大赦，建元”，即出自《辽史》。
明人有关辽代历史的著述，目前能够见到的仅有杨循吉的《辽小史》一书，该书在谈到耶律阿保机称帝建国时说：“唐天复四年，痕德堇可汗死，国人立以为皇帝，制如中国，是为辽太祖。时当五代之始。”[24]此书旨趣意在重新建构宋辽金正统体系，于史实颇不经意，这段表述也很不准确。根据《辽史》的说法，痕德堇可汗卒于唐天祐三年（906）而非天复四年（904），这是其一；又《辽史》称耶律阿保机是在痕德堇可汗死后次年才即位的，此处时序不明，这是其二。不过既谓太祖称帝“时当五代之始”，可见还是取《辽史》之说，只不过抄书过于粗疏而已，这是明人的通病，不足为怪。
再举清人的几种史学著述为例。钟渊映《历代建元考》卷下谓耶律阿保机“以唐天祐四年丁卯称帝，十年建元，在位二十年”。[25]此系以《辽史·太祖纪》为据。又道光间汪远孙所作《辽史纪年表》，其自序曰：“叶志与史异者，附注于后，俟究心史学者是正云。”[26]“叶志”指题名叶隆礼的《契丹国志》，《契丹国志》的纪年与《辽史》颇多出入，汪氏一以《史》为凭据，《志》有歧异者则附注于后。清末李有棠所作《辽史纪事本末》，卷首《帝系考》《纪年表》及卷一《太祖肇兴》均涉及契丹建国年代问题，与《辽史》无异，且神册元年下有考异云：“薛史不载建元事，至太宗方纪天显之名，疑当时未得其传故也。”[27]可见作者对《辽史》的记载是深信不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