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土文献系统中有关契丹开国史的种种异说

相对于辽朝史家的记载来说，中土文献系统中有关契丹开国史的各种传说完全属于另外一个历史知识传承系统，因为毕竟是间接地传述异邦的历史，众说纷纭是在所难免的。

在五代文献中，有一种记载将耶律阿保机称帝建国年代置于9世纪末叶。据《通鉴考异》说：

《汉高祖实录》《唐余录》皆云阿保机设策并诸族，遂称帝，在乾宁中刘仁恭镇幽州前。……《编遗录》开平二年五月太祖赐阿保机记事犹呼之为卿，及言“臣事我朝，望国家降使册立”，必未称帝，安得在刘仁恭镇幽州前！《唐余录》全取《汉高祖实录》契丹事作传，最为差错。[28]

此说始见于《汉高祖实录》，该书系后汉隐帝时“监修苏逢吉、史官贾纬等撰，乾祐二年上”。[29]《唐余录》即《唐余录史》，乃宋仁宗时王皞所作五代别史。[30]按刘仁恭之为幽州节度使，其事在唐昭宗乾宁二年（895），[31]将契丹建国置于“刘仁恭镇幽州前”，显系传闻之误。司马光已明确否定了这种意见。

又一说认为耶律阿保机称帝建国应在后唐建立前后，这是五代及宋代文献中最常见的一种说法。《旧五代史·契丹传》云：

及钦德政衰，有别部长耶律阿保机，最推雄劲，族帐渐盛，遂代钦德为主。……及阿保机为主，乃怙强恃勇，不受诸族之代，遂自称国王。……天祐末，阿保机乃自称皇帝，署中国官号。[32]

这里说的“天祐末”，是指李存勗称帝前一直使用的唐天祐年号。朱温篡唐自立后，河东李氏仍禀李唐正朔，奉行哀帝天祐年号，一直沿用到天祐二十年（923）建立后唐时为止。《旧五代史》有关阿保机称帝建国的这一记载当源于五代实录。《册府元龟》卷九五八《外臣部·国邑二》明确地说：“后唐天祐末，其酋阿保机乃僭称皇帝，署中国官号。”卷九六七《外臣部·继袭二》也说：“有别部酋长阿保机，自称国王。后唐天祐末，僭称皇帝。”[33]虽然我们无法知道这两条史料的具体出处，但众所周知，《册府元龟》中的五代十国史料主要取材于五代诸朝实录及《旧五代史》，如果推断这两条史料出自五代实录，想来问题不大。由此可见，将耶律阿保机称帝建国的年代定位于后唐建立前的天祐末年，应该是五代时期比较普遍的一种看法。

与《旧五代史》相比，《新五代史》记述的契丹建国过程似乎不够明晰：

（耶律阿保机）其立九年，诸部以其久不代，共责诮之。……尽杀诸部大人，遂立，不复代。……乃僭称皇帝，自号天皇王，……名年曰天赞，以其所居为上京。[34]

欧公的这段叙述缺乏明确的时间坐标，没有说明阿保机何时称帝，但从下文“名年曰天赞”一语来看，大概是认为阿保机天赞元年（922）始称帝建元。《新五代史》的这一说法或许是受到《虏廷杂记》的影响，《通鉴考异》引赵志忠《虏廷杂记》曰：耶律阿保机“自号天皇王，始立年号曰天赞，又曰神册，国称大辽”。[35]赵志忠系契丹归明人，庆历元年（1041）八月弃辽奔宋，撰有多种介绍辽朝情况的杂史、笔记、舆图等，其中最重要的一种便是嘉祐二年（1057）四月献上朝廷的《虏廷杂记》十卷。[36]因此书是一部笔记性质的“杂记”，记述容有不周，加之可能还有作者记忆失真的因素，故于太祖所建年号交代不清，所谓“始立年号曰天赞，又曰神册”，似是说阿保机称帝之时建元天赞，后又改元神册。欧阳修可能就是受此误导。按《新五代史》的这种说法，阿保机称帝建元的天赞元年也就是后唐天祐十九年（922），这与《旧五代史》等书主张的天祐末称帝说并不矛盾。

与此近似而略有不同的另一种说法，认为阿保机称帝建元是后唐建立以后的事情。《通鉴考异》曰：

阿保机称皇帝，前史不见年月，《庄宗列传·契丹传》在庄宗即帝位、李存审守范阳后。[37]

《庄宗列传》一书虽不见于著录，但《通鉴考异》屡有引用，司马光说：“后唐闵帝时，史官张昭远撰《庄宗功臣列传》。”[38]即此书。查后唐庄宗李存勗即帝位在天祐二十年（923）四月，李存审为卢龙节度使守幽州在同年三月，[39]按《庄宗功臣列传》的说法，阿保机称帝即在此之后。这与上述天祐末称帝说或天赞元年称帝说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由于五代时期人们普遍倾向于认为耶律阿保机称帝建国应在后唐建立前后，这就连带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即辽朝究竟何时建元以及后代史家究应如何看待《辽史》纪年的真伪？《旧五代史·契丹传》只说后唐天成三年（928）“德光伪改为天显元年”，绝口不提此前有年号。类似记载可以在五代实录中找到出处，《册府元龟》卷九五六《外臣部·总序》就说“虏主德光始建年纪”。宋人说得更加明确：“（阿保机）后唐天成元年卒，伪谥大圣皇帝。次子元帅太子德光立二年，始私建年号曰天显。”[40]

这种说法对后人影响很大，20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桥本增吉氏曾撰文讨论辽朝建国年代问题，认为《辽史》及其他五代宋元文献有关契丹开国史的记载均不足取，惟有《旧五代史》最可信赖。他据此得出的结论是，耶律阿保机大约在唐天祐三年或四年（906—907）成为契丹主，但终阿保机一生并未采用中国皇帝名号，《旧五代史》只有天显纪元，说明《辽史》中的神册和天赞年号都是后来史家杜撰的。[41]直至上世纪末，西方学者仍对太祖纪元持有怀疑态度，《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在卷首的辽朝年表下有一条注说：“神册和天赞年号是否存在还有疑问，它们可能是后来为追溯916年以前独立的契丹国的纪年而追加的年号。”第71页又有一条注释说：“对于阿保机的年号神册和天赞也有很大争议，有些学者认为是后来追加的。当时能得到绝对证实的第一个年号是阿保机临终之年所采用而被其继承者太宗所继续使用的天显年号。”[42]这一疑问就主要源于桥本增吉的上述见解。

当时的另一位日本学者小川裕人氏对此提出异议，并撰文与桥本氏进行反复商榷。他不同意太祖未曾称帝、天显是辽朝第一个年号的结论，并举出洪遵《泉志》卷一一所见辽钱“天赞通宝”作为辽朝确有天赞年号的证据。不过，在阿保机称帝建国的年代问题上，他仍坚持新旧《五代史》《册府元龟》等书的天祐末之说，即认为阿保机天祐十九年（922）称帝并建元天赞，这就意味着否定了《辽史》的神册纪元。[43]

说到天赞年号的真伪问题，或许有人对小川氏举出的证据不以为然，因为传世钱币真赝参半，不像出土文物那么可靠。然而根据我们今天掌握的考古材料来看，已足以对这个问题下一定论。如1989年发现于内蒙古宁城县的《大王记结亲事》碑，刻于天赞二年（923），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时代最早的辽朝碑刻。[44]1994年，在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宝山村发掘的两座辽墓，其中一号墓西壁壁画左上角有墨书题记：“天赞二年癸（未）岁，大少君次子勤德年十四，五月廿日亡，当年八月十一日于此殡，故记。”[45]2007年夏，考古工作者在对辽代祖陵陵园进行的考古发掘中，发现若干块辽太祖纪功碑残石，其中有“天赞五年”、“昇天皇帝”等字样。[46]据《辽史·太祖纪》，天赞五年（926）二月改元天显，是年七月太祖崩，次年八月葬于祖陵。太祖纪功碑提及天赞五年，大概是天显二年立碑时追述上年年初攻灭渤海的经过。这些考古材料说明所谓太宗始立年号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

其实，在五代及北宋时代，中原汉人对契丹的情况是相当隔膜的，即便像辽代纪年这样并非很隐秘的事情，人们的了解也极为有限。《新五代史·四夷附录》徐无党注就曾谈到这个问题：“契丹年号，诸家所记，舛谬非一，莫可考正，惟尝见于中国者可据也。”据他说，只有后晋天福元年（936）耶律德光《立晋高祖册文》所称“天显九年”，以及开运四年（947）辽灭石晋后发布的赦书所称“会同十年”为中原士人耳闻目睹，“惟此二者，其据甚明，余皆不足考也”。[47]试以《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契丹国志》所记载的辽朝纪年与《辽史》做一比较，就会发现它们之间大部分年号或其起讫都不相吻合，[48]而《辽史》的纪年则大抵可以得到石刻史料的印证。因此，就神册年号而言，虽然目前尚无地下出土文物提供的“二重证据”，但不能仅仅以它不见于五代文献记载就否定其存在。

长期以来，中外历史学家大都倾向于将中土文献系统中有关契丹开国史的传说当作信史来看待，[49]大概只有杨志玖先生算是一个例外。他在《阿保机即位考辨》一文中对这些传说做了一个总的清算，指出它们有许多关节与史实不符：10世纪初叶的契丹远不止八部，而且从遥辇氏时代以来的诸位可汗均非三年一代，阿保机之立为可汗也不是出于八部的推举。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所谓阿保机不受代和并吞八部自立为王的故事都是没有根据的传闻。[50]事实上，如果将中土文献中的契丹开国传说与《辽史》做一比较，似乎很难在两者间找到什么共同点。一方面，阿保机被推举为可汗，后在八部逼迫下退位，最后设计并吞八部的故事，在北朝文献系统中几乎完全得不到印证；另一方面，阿保机取代遥辇氏成为可汗后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家族内部的斗争，其间历经几次诸弟之乱才最终确立世袭君主权，而这个过程在中土文献系统里竟连一点影子都看不到。由此想来，尽管五代诸朝实录有关阿保机称帝建国的记载都是时代很早的东西，但毕竟只是来自于异邦的传闻而已，怎能当作第一手史料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