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桓谭青年时代与汉元、成之际的学术状况

本节所论，主要考察桓谭三十岁之前的事迹。

桓谭生于汉元帝建昭三年（前36），本年，刘向四十四岁。后来与桓谭在政治、学术上相伴终生的三个关键人物，扬雄十八岁，刘歆十五岁，王莽十岁。据《后汉书·桓谭传》，其父“成帝时为太乐令”，太乐乃太常之属官，苏诚鉴认为属于“掌宗庙鼓乐之官”，官职不大。由此而言，桓谭当生于沛国相地，其父为太乐令前，可能一直生活在相。另外，桓谭《新论·琴道》记载：“余兄弟颇好音，尝至洛，听音终日而心足。由是察之，夫深其旨则欲罢不能，不入其意故过已。”据此，他还有一兄或弟。

桓谭幼时，西汉社会已经开始流传大量谶言。汉成帝建始五年（前32），出现了谶纬类文献。谶、纬逐渐结合，并得到了发展。在桓谭九岁左右的时候，社会上开始使用谶纬解释灾异。各种异象、怪异之事，被大量载入正史。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刘向上《洪范五行传论》、《新序》，扬雄作《反离骚》、《广骚》、《畔牢愁》、《天问解》，张霸上百篇《尚书》。

在这种学术环境中，年幼的桓谭对一些历史掌故、诸子传说或天文奇闻产生了兴趣，这为他以后天文知识的科学理解，奠定了基础。《法苑珠林》卷七引桓谭《新论》称“予小时闻闾巷言孔子东游，见两小儿辩斗”云云，可知桓谭幼时，曾闻两小儿辩日故事。及其长成，又闻“长水校尉关子阳，以为天去人上远而四傍近，以星宿昏时出东方，其间甚疏，相去丈余”，故提出了“子阳之言，岂其然乎”的质疑。

桓谭十七岁时，开始初入仕途。汉成帝鸿嘉元年（前20），桓谭以父任为郎，任奉车郎中，随汉成帝出祠甘泉、河东，作《仙赋》。据《桓谭年谱》分析，这次汉成帝出祠，可能是托辞，其本意则是微服私行赴甘泉。也是在这一年，桓谭可能与同时郎官游览了扶风夜市，并在夜市上参观并评论卖玉之事。这个时期，正是桓谭学习各种学术知识的年龄。他与同时郎官交游论学，与冷喜论神仙和黄白术，与同伴论小玉检，等等。显示了他对各种知识的兴趣。

与此同时，刘向陆续上《说苑》、《列女传》、《关尹子》、《列子》。古文经学开始兴起。汉成帝永始三年（前14），桓谭约二十三岁，扬雄至京师待诏，任王音门下吏。次年，扬雄陆续上《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影响很大。大概受其影响，桓谭对汉大赋产生了浓厚兴趣，并萌生了向扬雄学赋的念头。他尝试撰写小赋，不想竟然引发疾病。

桓谭年轻时候即好音律，擅长鼓琴，曾听成少伯言张禹论琴事。桓谭父为太乐令，为桓谭知音创造了条件。他此时与很多熟知音律之人交往，是可能的。这也为其学习音律与后来担任太乐令奠定了基础。汉成帝绥和元年（前8），桓谭父卒，桓谭为太乐令，喜与黄门工善鼓琴者交往。他对俗乐的喜好，受到了扬雄的批评。扬雄批评桓谭不爱《雅》、《颂》而“好郑声”，是有根据的。据桓谭自己的记载，他确实对所谓的“郑声”有特殊爱好，如他曾经认为：“夫不翦之屋，不如阿房之宫，不琢之椽，不如磨砻之桷；玄酒不如苍梧之醇，控揭不如流郑之乐。”另外，他还曾与其兄弟赴洛阳听音乐，所听大概也是“郑声”。

但如果说桓谭仅仅爱好“郑声”，不懂“雅乐”，则是不准确的。这个时期，桓谭阅读并记载了大量的音乐文献，对各种乐器与琴音有特殊的感悟，有些认识，皆合儒家正统思想，说明他接触了不少雅乐，如《新论·琴道》记载：“琴，神农造也。琴之言禁也，君子守以自禁也。”“八音之中，惟弦为最，而琴为之首。”“大声不震哗而流漫，细声不湮灭而无闻。”“八音广博，琴音最优。”“昔神农氏继宓羲而王天下，上观法于天，下取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削桐为琴，练丝为弦，以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焉。梧桐作琴，三尺六寸有六分，象朞之数；厚寸有八，象三六数；广六寸，象六律。上圆而敛，法天；下方而平，法地；上广下狭，法尊卑之体。琴隐长四十五分，隐以前长八分。五弦第一弦为宫，其次商、角、徵、羽，文王、武王各加一弦，以为少宫、少商，说者不同。下徵七弦，总会枢极。琴七铉，足以通万物而考治乱也。”

笔者《桓谭年谱》曾考证：

此处桓谭论琴音，涉及神农、伏羲、文王、武王等儒家人物，并且其中的“大声不震哗而流漫，细声不湮灭而无闻”、“琴七铉，足以通万物而考治乱也”，皆儒家思想。这说明，桓谭的音乐思想亦多涉及雅乐，与宗庙之乐多有关系。桓谭在其父任太乐令时即对雅乐多有接触。

由此可见，桓谭对很多前代音乐非常熟悉。这些资料亦皆雅乐与宗庙之乐，如《新论·琴道》记载：“古者圣贤，玩琴以养心，夫遭遇异时，穷则独善其身，而不失其操，故谓之‘操’。达则兼善天下，无不通畅，故谓之‘畅’。《尧畅经》，逸不存。《舜操》，其声清以微。《舜操》者，昔虞舜圣德玄远，遂升天子，喟然念亲，巍巍上帝之位不足保，援琴作操。《禹操》者，昔夏之时，洪水襄陵沉丘，禹乃援琴作操，其声清以溢，潺潺湲湲，志在深河。《微子操》，微子伤殷之将亡，终不可奈何，见鸿鹄高飞，援琴作操，操似鸿雁咏之声。”

“《微子操》，其声清以淳；《箕子操》，其声清以激。《伯夷操》，似鸿雁之音。《文王操》者，文王之时，纣无道，烂金为格，溢酒为池，宫中相残，骨肉成泥，璇室瑶台，蔼云翳风，钟声雷起，疾动天地。文王躬被法度，阴行仁义，援琴作操，故其声纷以扰，骇角震商。”

“晋师旷善知音。卫灵公将之晋，宿于濮水之上，夜闻新声，召师涓告之曰：‘为我听写之。’曰：‘臣得之矣。’遂之晋。晋平公飨之，酒酣，灵公曰：‘有新声，愿奏之。’乃令师涓鼓琴。未终，师旷止之曰：‘此亡国之声也。’”

“汉之三王，内置黄门工倡。”

“宣帝元康、神爵之间，丞相奏能鼓雅琴者，渤海赵定、梁国龙德，召见温室，拜为侍郎。”

桓谭能熟悉这些雅乐与宗庙之乐，说明与其父任太乐令时他的个人学习有关，更与他此后任乐府令直接接触到雅乐文献有关。他的《乐元起》、《琴操》，大约成于此时。

除了音乐上的突出成就，桓谭三十岁左右的时候，还与扬雄、刘歆广泛交往，“辩析疑异”，在学术与文学上多有讨论。

在汉赋撰作上，扬雄作《长杨赋》、《赵充国颂》、《酒箴》；刘歆作《甘泉宫赋》；桓谭汉赋作品虽然极少，但他曾与扬雄、刘歆论文学之事，对二人文学作品非常欣赏，并能从中获益颇多；同时，他还回忆起自己少年时的两篇小赋。这个时期，桓谭开始形成了自己的文学认识。他对西汉文学风格，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提出了“文家各有所慕，或好浮华，而不知实核；或美众多，而不知要约”的判断；并认为司马相如之文，“其言恻怆，读者叹息，及平章要切断而能悲”。他们三人这种文学交流，大致在元延四年（前9）由于扬雄送二子归葬于蜀而中断了。

在历史掌故与典章制度方面，桓谭与扬雄、刘歆也多有讨论。桓谭非常喜欢历史掌故与内宫秘闻，他曾经向扬雄问及宫中舆辇、华盖之事；曾经与刘歆讨论平城之围，并以陈平送美女脱困解释，得到了刘歆的认同。桓谭一度还评论马，如曾经论卫后园中马，又论骏马事。

汉成帝绥和元年，刘向上《说成帝定礼乐》，绥和二年（前7）三月，汉成帝薨；四月，汉哀帝刘欣即位，六月下《罢乐府官诏》，罢乐府。其后，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减乐人员，桓谭被罢乐府令，复为郎，典漏刻。青年时期的桓谭，在学术与文学上都得到了极大发展。

从政治观念上说，这个时期，桓谭很可能也依附于王氏。因为与桓谭交好的扬雄、刘歆，与王氏家族过从甚密，扬雄即因王氏为黄门郎。桓谭曾与王根论养生之事，知桓谭与王氏家族曾有深入交往。

从桓谭、扬雄、刘歆三人关系看，桓谭对扬雄的赋学水平非常钦佩；对刘歆的历史知识也极为欣赏。他们在学术与文学上平等交往，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但随着刘歆对方术、谶纬的过度迷信，桓谭对他也提出了批评。这是汉哀帝时期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