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桓谭在汉哀、平时期的学术与文学活动

本节主要考察桓谭三十一岁至四十五岁期间，也就是汉哀帝至汉孺子刘婴时期的主要活动。

汉成帝元延三年（前10），刘向恶王氏把持朝政，宗室见逐，上书言灾异。绥和元年（前8），刘向上《说成帝定礼乐》，本年卒；次年，汉成帝薨。

汉哀帝建平元年（前6），刘歆为侍中太中大夫、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复领五经，集六艺群书，著《七略》；本年，刘歆改名刘秀，请建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作《移让太常博士书》。这极大推动了古文经学的兴起。

在此学术背景下，桓谭积极接触古文经学，对古文《易》、《书》、《礼》、《论语》、《孝经》的发现与流传，多有论述。他尝试以《古文尚书》解释“大麓”，论秦近君说古文经《尧典》事。他这种对古文经学的喜好与倡导，必然受到俗儒排斥。《后汉书·桓谭传》记载他“性嗜倡乐，简易不修威仪，而喜非毁俗儒，由是多见排抵”，当为事实。但是，桓谭对刘向、刘歆一家过于痴迷《左传》也有不同意见。刘向、刘歆、刘伯玉祖孙三人教授子孙诵读《左传》，甚至鼓动妇女也参与进来，对此桓谭批评他们有点“通人之蔽”的味道。

这个时期，谶纬之学得到了极大发展，开始兴起并形成社会潮流。建平二年（前5）六月，汉哀帝下《大赦改元诏》，首次在诏书中提及“谶”字。很少谈论谶纬的扬雄，也参与进来，讨论“鼓妖”之事。但谶纬也是有危险性的，解释不准确，就有杀头危险。本年八月，汉哀帝诛夏贺良，李寻、解光罪徙敦煌。甘忠可、夏贺良的谶书，被收藏于兰台。汉哀帝建平三年（前4），陆续出现木怪、星孛、鱼怪、男子化为妇女等事。桓谭对这些异变怪事发表见解，提出了“异变怪者，天下所常有，无世而不然”的观点。建平四年（前3）正月，关东地区祠西王母；四月，出现了血雨、婴儿在母腹中啼哭后又死而复生的怪事。至汉平帝时期，此类记载不断增多，如元始元年神衣自出柙、朔方广牧女子赵春死而复生、长安女子生两头儿等等，显示谶纬的社会影响不断增大。

桓谭反对神仙与养性之说。当时，神仙与长生方术流行，桓谭《新论》记载的史子心为傅太后制作延年药，以及范兰自称三百岁的事情，皆属此类。从现存桓谭《新论》记载的材料看，当时很多人对神仙、养性感兴趣，并且可能是社会上热议的话题。这种风气，与汉武帝的好神仙之影响有关，《新论·辨惑》就曾经记载了桓谭论李少君为汉武帝致神仙事。《祛蔽》记桓谭还与刘歆、歆兄弟子刘伯玉讨论过养性有益无益的问题。刘伯玉认为“天生杀人药，必有生人药”，桓谭则以“钩吻不与人相宜，故食则死，非为杀人生也。譬若巴豆毒鱼，矾石贼鼠，桂害獭，杏核杀猪，粉鳅畏椒，吴蚣畏油，天非故为作也”表示反对。

桓谭对方术也非常不屑，他曾经对刘歆做土龙之事发表问难。《新论·辨惑》记载：“刘歆致雨具，作土龙、吹律及诸方术无不备设。谭问：‘求雨所以为土龙，何也？’曰：‘龙见者辄有风雨兴起，以迎送之，故缘其象类而为之。’”桓谭“难以顿牟磁石，不能真是，何能掇针取芥，子骏穷无以应”。从这里分析，桓谭似乎在学术上保持着自己的独立见解，并且对前代流传的很多方术，产生了质疑。

但桓谭对方术中的幻术非常感兴趣，他曾经议论过董仲君死而复活的幻术。由于《法苑珠林》与《广弘明集》皆曾引用过这则故事，故我们怀疑此幻术可能与后来的佛教思想有关。因为，《出三藏记集》卷一二《世界记目录序》有“桓谭拒问，率五藏以为喻”之言，似乎亦与佛教思想相关。由于一般认为佛教至东汉才传入中国，故后传入之佛教，有引用前代之桓谭论述的可能。

对于那些对社会有用的贤能之士，桓谭也十分推崇。汉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征天下贤能之士，至者千人。《汉书·王莽传》记载：“征天下通一艺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汉书·平帝纪》的记载则是：“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在所为驾一封轺传，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综合这两种说法，可知“贤能之士”的范围很广。李约瑟将这次会议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科学专家会议”。李约瑟这个说法或者有点言过其实，但是，当时异能之士云集京师，则是蔚为壮观的事情。

桓谭对此也有关注，他在《新论》中对“贤能之士”有自己的标准：“贤有五品：谨敕于家事，顺悌于伦党，乡里之士也；作健晓惠，文史无害，县廷之士也；信诚笃行，廉平公（当有脱）理下务上者，州郡之士也；通经术，名行高，能达于从政，宽和有固守者，公辅之士也；才高卓绝，竦峙于众，多筹大略，能图世建功者，天下之士也。”他还提出了“善士”的标准，故萧统《文选》注称：“居家循理，乡里和顺，出入恭敬，言语谨逊，谓之善士。”朱谦之认为此即出于桓谭《新论》。桓谭的这种言论，应该与这次征召异能之士有关。

社会复古思想逐渐浓厚，桓谭也参与了一些讨论。在社会制度与学术方面，王莽与刘歆实行了一系列复古措施。元始三年，王莽请定车服、田宅、养生、送终、学校制度，奏立官稷；元始四年，王莽立《乐经》博士，改宗正为宗伯，遣八人观风俗，并请立明堂、辟雍。桓谭对明堂、辟雍有个人解释，他认为：“天称明故命曰明堂，为四面堂，各从其色，以仿四方。上圆法天，下方法地，八窗法八风，四达法四时，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户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风。”“王者作圆池，如璧形，实水其中，以环壅之，名曰辟雍，言其上承天地，以班教令，流转王道，周而复始。”在明堂、辟雍制度不明的情况下，桓谭的解释还是很有参考意义的。

在这种复古思想影响下，桓谭在历史掌故与典章制度方面，表现出了极大兴趣。他曾经对夏商周“路寝”提出自己的看法：“商人谓路寝为重屋，商于虞、夏稍文，加以重檐四阿，故取名。”对楚庄王的“楚车”、对“古路车”、对宓牺制杵臼皆有论述。

文学方面，桓谭似乎没有什么作品，但刘歆、扬雄却有大量作品问世。桓谭在阅读这些作品的时候，与他们也有一些回应。汉哀帝建平三年（前4），刘歆作《遂初赋》。建平四年（前3），扬雄作《太玄经》、《解嘲》、《解难》、《太玄赋》。桓谭称《太玄》为《玄书》、《玄经》，并对该书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玄经》三篇，以纪天地人之道，立三体，有上中下，如《禹贡》之陈三品”。汉平帝时期，扬雄著述颇丰，但他在学术上的一大变化，是逐渐转向经学研究：汉平帝元始二年（2），扬雄作《法言》并《自序》；元始四年（4），作《琴清英》；元始五年（5），作《训纂》；汉孺子刘婴居摄元年（6），续《史记》；居摄三年（8），作《州箴》、《官箴》。对于自己为何没有赋作，桓谭有自己的解释，他在《新论》中说：“茂陵周智孙曰：‘胡不为赋颂？’余应之曰：‘久为大司空掾，见使兼领众事，典定大议，汲汲不暇，以夜继昼，安能复作赋颂耶？”可见，这个时期的桓谭，政治活动非常繁忙，根本无暇顾及文学之事。

在长期的外戚权力争夺战中，桓谭基本上采取了中立立场，同时得到了不同外戚的信任。这种情况，与他年少为郎，早年和外戚或权臣建立的亲密关系有关。这个时期的外戚之争也是非常激烈的。建平二年，师丹、孔光相继被免，王莽则以新都侯迁就国。王氏暂时退出权力争夺，外戚丁氏、傅氏则与董贤进行了激烈的政治斗争。此时的刘歆，与王莽一样，政治上很不得意。汉哀帝建平三年（前4），刘歆“以宗室不宜典三河”的名义，被赶出京师，任五原太守；建平四年，又转任涿郡太守。后以病免，复为安定属国都尉。安定属国都尉是汉代管理内附匈奴人的军事长官，地在今甘肃固原一带。

在这种权力真空中，董贤逐渐走上政治前台。建平四年，董贤妹为昭仪，居椒风，与后妃椒房相对。董贤贵幸日盛，丁、傅受到冷落。孔乡侯傅晏与息夫躬谋欲求居位辅政，幸而得到了桓谭的劝诫而免祸。桓谭之所以敢为傅晏建言，很大程度上与桓谭曾经与董贤共事有关，他知道董贤不会加害自己。早在建平三年，董贤传漏殿下，此时桓谭典漏刻，两人共事，很可能皆为天文郎。这种特殊的社会经历，为桓谭积累了广泛的政治资本与人脉。从这里看，不能简单地将桓谭自由周旋于外戚之间理解为他本人的政治投机。他少年为郎，混迹内宫的经历，才是他身处历朝而不败，并且得到不同外戚集团信任的主要原因。

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汉哀帝征还王莽。本年，董贤在与傅晏的斗争中占据上风，傅晏被免，傅太后崩。五月，被免的孔光被重新起用，任御史大夫，七月为丞相；何武任御史大夫。九月，大司马票骑将军丁明免，丁氏家族也在与董贤的斗争中败下阵来。十二月，董贤为大司马卫将军。此时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政治时机：被免的王莽刚刚被征还，外戚傅氏、丁氏的政治光环逐渐黯淡，董贤正如日中天。但从背后的力量对比看，董贤妹为昭仪，王莽的姑姑为太皇太后，董贤显然不如王莽。长期在内宫中见惯了各种政治斗争与惊涛骇浪的桓谭，当然非常明白这种格局。所以，当曾经与桓谭共事的董贤，意图拉拢他的时候，被桓谭拒绝。但桓谭亦以“辅国保身之术”劝董贤，董贤不能用，二人遂绝。桓谭所言此事，不幸应验。汉哀帝元寿二年（前1）六月，哀帝崩，董贤立即被免，王莽拜大司马，很快采取了一系列政治措施：王皇后下《册罢董贤》；七月，王莽迎立汉平帝，罢退外戚赵氏、丁氏、傅氏，籍没董贤父子的家产；王莽拔擢亲信，刘歆迁中垒校尉；八月，王莽废孝成赵皇后、孝哀傅皇后，二人皆自杀。这一连串政治行动，是在短短的两个月内完成的，令人目不暇接、惊心动魄。外戚之间的权力斗争，真正算得上是你死我活，非常残酷。相应地，王皇后于汉平帝元始元年（1）正月下《令王莽勿辞安汉公诏》、《策王莽为安汉公》，随后封孔光为太师、王莽为太傅、王舜为太保。王莽一反汉哀帝政策，拜刘歆为羲和、京兆尹，封孔子后孔均为褒成侯，封汉哀帝母卫氏为中山孝王后，弟舅、帝女弟三人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师。诸如此类，大大巩固了王氏子孙尤其是王莽的政治地位与权力。其后，王莽陆续加号“宰衡”，加九锡，行天子事，自称“假皇帝”，逐渐走上了篡汉之路。

在这场历时弥久的外戚权力争夺战中，桓谭周旋于王氏、傅氏、董氏之间，能够独善其身，是非常不容易的。随着王莽与刘歆重新回到权力核心，桓谭的政治生命也掀开了新的篇章。

王莽自称“假皇帝”之后不久，元始二年，桓谭任司空掾，与大司空甄丰讨论治河之事。甄丰，西汉平帝时以定策功拜少傅，封广阳侯，与刘歆、王舜同为王莽心腹，倡导居摄。桓谭在王莽心腹甄丰手下任职，可见他深得王莽信任。

桓谭有多方面才能，并且一直想做些实事。他在司空掾任上，有很多关于治河的良好建议，可见其聪敏过人。当时王莽曾经征召治河贤能之士一百余人，关并、张戎、韩牧，都曾提出很好的治河建议。桓谭认为：“凡此数者，必有一是。宜详考验，皆可豫见，计定然后举事，费不过数亿万，亦可以事诸浮食无产业民。空居与行役，同当衣食；衣食县官，而为之作，乃两便，可以上继禹功，下除民疾。”另外，桓谭对治河，也有自己的研究，很多资料记载了他的言论：

《新论·离事》称：

“四渎之源，河最高而长，从高注下，水流激峻，故其流急。”

“夏禹之时，鸿水浡潏。”

“王平仲云：‘《周谱》言：“定王五年，河徙故道，今所行处，非禹所穿。”’”

“大司马张仲议曰：‘河水浊，一石水，六斗泥，而民竞决河溉田，令河道不通利。至三月桃花水至，则决，以其噎不泄也，可禁民勿复引河。’”

由此可见，桓谭对于治河，是有自己的见解的。他曾经对治河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并和很多治河良才有深入讨论。可惜，“王莽时，但崇空语，无施行者”，桓谭的这些抱负根本无法实现。由此可见，桓谭也是一个非常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人。

居摄二年，王莽变汉制，桓谭由司空掾转为谏大夫，受王莽命，班告《大诰》于天下。居摄三年，桓谭班告返回京师，被王莽封为明告里附城，相当于“关内侯”，次于“列侯”的第十九级；但“明告里附城”并非实有其地。本年十一月，王莽改居摄三年为初始元年，臣民大量献王莽代汉的符命。桓谭逐渐看清了王莽意图篡汉的野心，开始主动远离王莽。《后汉书·桓谭传》记载：“当王莽居摄篡弑之际，天下之士，莫不竟褒称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谭独自守，默然无言。”由此处材料分析，此前桓谭很可能没有觉察王莽的篡汉之心。至王莽改元，改正朔，暴露野心，桓谭立即嗅到了政治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他与扬雄一样，选择了沉默和逃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