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文本秩序下的桓谭与两汉之际的文本背景

桓谭生活的时代，是刘向、刘歆等人对古代文献大整理之后，文本秩序基本稳定的时代。虽然刘歆、王莽等人有复古之举，但并未根本动摇当时已经稳定的文本及其阐释思想的秩序。在两汉之际的动乱时期，桓谭等人对文本的阐释，基本上是稳定的。

桓谭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人物。他身处政治与权力的顶层，虽然适当参与了一些政治活动，却在人格与操守上与王室、权臣、外戚保持着适当的距离；他生逢乱世，却能依赖学术在政治、战乱之外保持了一颗宁静的心。在他的世界里，没有“出”与“处”之矛盾，没有“迁”与“贬”之纠结。对学术的坚守，对真理的坚持，使他具有一个强大的精神世界，足以无惧于因“非谶”而险被诛或终被贬的厄运。正如因“独守”不能而“投阁”的扬雄，桓谭身上，也具有汉代士大夫真正的人格操守。后世有人指责他与扬雄“附莽”、“附逆”，其实是将他们的学术地位与政治选择混为一谈了（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都不可能有自由选择政治立场的机会）。作为纯粹的学者，在那个时代，扬雄、桓谭根本不可能有左右王莽的政治决策或国家管理的话语权。某种程度上看，扬雄、桓谭基本上是被排斥在政治权力核心之外的。政治本来就是如此，文人只是政治人物争权夺利、粉饰太平的工具，不可能真正进入统治者治理天下、管理国家的决策层。但是，政治上的被边缘化，不能扼杀扬雄、桓谭之流的学术热情，也不可能阻止他们对国家命运、人类未来的关注与思考。这种人格精神，正是传统儒家的最高规定与追求，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桓谭生卒说法不一。他曾经学赋于扬雄，并且与扬雄、刘歆“辩析疑异”，年齿与扬雄相差不致过多。据笔者《桓谭年谱》的研究，桓谭应当生于汉元帝建昭三年（前36），卒于汉光武帝建武十一年（35），时年71岁。据此而言，桓谭至少经历了西汉、王莽新朝、刘玄更始、刘盆子建世（赤眉）和东汉光武帝五个朝代或政权。西汉又包括汉元帝、汉成帝、汉哀帝、汉平帝、汉孺子刘婴五个皇帝。桓谭历仕各朝，汉成帝时期任奉车郎中、太乐令、天文郎，汉孺子刘婴时为司空掾、谏大夫、明告里附城，王莽时为典乐大夫（掌教大夫）、讲乐祭酒，更始帝时为太中大夫，光武帝时期为议郎、给事中、六安郡丞。

这个历史时期，正是中国历史上大变动、大变革的时期：学术上古文经学的兴起，文学上汉赋的式微、政论文的兴起，科学技术上天文、历法、星算等思想的变化，思想领域神仙、谶纬、符命、长生久视观念的流行，政治格局的剧烈变化、社会矛盾的急剧增加、经济冲突的不断尖锐，都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复杂性。科学与迷信，衰亡与新生，毁灭与重建，困惑与探索，失望与希望，无不相伴共生，赋予了那个时代的文人更多的社会责任与政治际遇。

桓谭生活的时代，正是西汉历史上底层民众与上层社会，都存在矛盾重重的特殊时期。

汉高祖刘邦时期开始实行的“三选”徙陵政策，至汉元帝时期被废除。这个政策，直接给汉成、哀、平三世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官吏、豪强更加肆无忌惮兼并土地、买卖奴婢，进一步造成了大量农民的流亡。汉元帝时期的奴婢数量已经达到了非常惊人的地步，并且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诸官奴婢十万余人戏游亡事，税良民以给之，岁费五六巨万。”“诸侯妻妾或至数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数十人，是以内多怨女，外多旷夫。”汉成帝师傅张禹更是广置田地：

禹为人谨厚，内殖货财，家以田为业。及富贵，多买田至四百顷，皆泾、渭溉灌，极膏腴上贾。它财物称是。

汉成帝、哀帝时期，豪杰、官吏疯狂地购买田宅、广蓄奴婢：

公卿列侯亲属近臣，四方所则，未闻修身遵礼，同心忧国者也。或乃奢侈逸豫，务广第宅，治园池，多畜奴婢，被服绮縠，设钟鼓，备女乐，车服嫁娶葬埋过制。吏民慕效，浸以成俗，而欲望百姓俭节，家给人足，岂不难哉！

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富民多畜奴婢，田宅亡限，与民争利，百姓失职，重困不足。

据此，虽然有司提出了纠正措施，明确规定：“诸王、列侯得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及公主名田县道，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无得过三十顷。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年六十以上，十岁以下，不在数中。贾人皆不得名田、为吏，犯者以律论。诸名田畜奴婢过品，皆没入县官。”但正所谓积重难返，已经很难收到成效。并且，自汉初已经出现的上层联姻现象，至汉末更加突出，并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意识为人们所接受。桓谭曾言：“使周相赵，不如使取吕后家女为妃，令戚夫人善事吕后，则如意无毙也。”据此，有人考证说：“这种‘势利之言’，出自‘尤好古学’的宿儒笔下，说明联姻观念的普遍化。”这种联姻制度，无疑会扩大汉代社会的贫富差距，造成更多的社会问题。

汉元帝之后，流民四起。汉成帝时，出现了《汉书·谷永传》所言“百姓财竭力尽，愁恨感天，灾异屡降，饥馑仍臻。流散冗食，餧死于道，以百万数”的社会问题。汉哀帝时期，更是出现了《汉书·孔光传》所称“天下空虚，百姓饥馑，父子分散，流离道路，以十万数”的社会现象。

在这种严峻的社会形势下，各地流民起义层出不穷，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东郡茌平侯毋辟五兄弟起事；阳朔三年（前22），颍川铁官徒申屠圣起义；鸿嘉三年（前18），广汉郑躬起义；永始三年（前14），尉氏樊并起义与铁官徒苏令起义，等等。

在底层民众的苦难生活与反抗中，上层统治者仍然无视来自底层的社会矛盾，皇权旁落、外戚专权、互相斗争的局面，越来越严重。汉元帝皇后王政君，与其四个兄弟王凤、王音、王商、王根，加上其侄子王莽相继专权用事；王氏子弟王谭、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时五人同日封侯，外戚与皇权，形成了《汉书·刘向传》所言“事势不两大，王氏与刘氏，亦且不并立”的局面。其中，王氏独大之时，也夹杂着与外戚丁氏、傅氏、卫氏、董氏激烈的夺权斗争。

底层的社会苦难，上层的政治混乱，仍然没有阻挡西汉学术的繁荣与文学的发展。在刘歆等人的推动下，古文经学逐渐兴起；在扬雄等人的带动下，汉赋撰写进入了另一个境地，赋作甚至达千篇，部分程度上推动了赋学理论的发展；在桓谭等人倡导下，政论文、杂记体兴起，他提出的“论世间事，辨照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的学风，成为后来王充“为世用”观的先导；通谶纬、符命、逸经、古记、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之学的人才辈出，部分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被李约瑟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科学专家会议”的时代。

正是在这种社会矛盾集中、迷信与科学并存、学术与文学不断拓展新空间的情况下，桓谭开始了他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