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上古神话的文献学研究

中国古代的神话不如西方发达，但中国古代的神话体系与西方相比有自己的特点，中国的神话多是附着在古史传说上的。“掺杂神话的传说与纯粹神话是不一样的，中国的古史传说并不是纯粹的神话”，因此要研究中国的上古神话传说，既不能单纯地用西方的神话学理论去研究，否则有“生搬硬套”之嫌；又不能用纯史学的考证方法去研究，因为有些传说是无法还原为历史的，而且很多材料都是后来写定的，不能作为直接的证据。

（一）上古神话研究的常用方法

以往学者在研究中国上古神话传说时常用以下几种方法：

1.西方神话学理论方法

张光直说：“讲中国学问没有中国训练讲不深入，但讲中国学问没有世界眼光也如坐井观天，永远讲不开敞，也就不彻底。”同样，研究中国的神话传说，亦需要“世界眼光”，需要借鉴西方的神话学理论。芬兰民俗学家劳里·杭柯将众多学者研究神话的方法归纳总结出十二种，并认为这些理论存在相互重叠和补充，但神话又是多元的，按照研究资料的属性以及提出的问题，其中一些方法会比另一些方法更为适用。叶舒宪从神话解读的方法论角度，把以上十二种神话研究方法简化为神话阐释的八大学派：语言学派的解释、自然学派的解释、仪式学派的解释、历史的解释、心理学的解释、结构主义的解释、哲学的解释、女性主义神话学，并指出：“以上八种现代神话学的解释角度和方法，既鲜明地体现了人文学科分化重组的迹象，也给整个文学艺术研究带来丰富的启迪。”

需要指出的是，在神话研究的具体实践过程中，要正确处理神话与理论的关系问题：首先，分析神话离不开神话理论，正如罗伯特·西格尔所指出的：“分析神话必须从某种特定的理论出发，运用理论在这里是不可避免的。……对任何一种理论是否具有普适性抱持怀疑态度是一回事，但要完全避开神话理论就是另一回事了。”但是有些理论有局限性，需要神话去检验：“理论也需要神话，……倘若说，理论阐释了神话，那么神话则证实了理论。”

不同地域的远古先民思考和关注的问题基本相同，这是世界神话的反映。因此当我们在研究中国上古神话时，更要注意这种横向比较。做到本土话语和世界话语的动态交流，既要透过本土话语获得“地方性”知识，又要把本土话语置放到整个人类知识的大框架中去。比如我们要研究大禹治水传说，就要关注世界洪水神话；我们要了解夏族的图腾问题，就要观照其他地区及民族的图腾信仰文化等等。在此基础上，对夏禹神话传说中的某一个主题蕴含的思想观念、思维模式等基本的文化因素给予综合的分析比较，从而深刻理解其内涵。

2.历史演进法

顾颉刚先生在研究上古传说时，特别注重古书的成书年代，根据其成书年代，将每一件史事的传说，根据先后出现的次序排列起来，然后叙述其演变发展的过程。“凡一件史事，应当看它最先是怎样的，以后逐步的变迁是怎样的。”我们“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胡适在《古史讨论读后感》中将顾先生的这种方法进行了概括：

（1）把每一件史事的种种传说，依先后出现的次序，排列起来。

（2）研究这件史事在每一个时代有什么样子的传说。

（3）研究这件史事的渐渐演进，由简单变为复杂，由陋野变为雅驯，由地方的（局部的）变为全国的，由神变为人，由神话变为史事，由寓言变为事实。

（4）遇可能时，解释每一次演变的原因。

胡适先生认为顾颉刚的史学研究方法可以称之为历史演进的（evolutionary）方法。尧舜禹的神话、黄帝神农伏羲的故事等等，都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去研究。我们认为这一研究方法，在今天仍然不过时，仍是我们研究夏禹神话传说的基本方法。

3.历史地理法

历史地理法主要是通过考察古人活动的地理区域来推寻古代部族的文化活动。钱穆深谙此法，他在《周初地理考·总说》中说：“盖古人迁徙无常，一族之人，散而之四方，则每以其故居移而名其新邑，而其一族相传之故事，亦随其族人足迹所到，而递播以递远焉。”进而指出：“治古史，考详地理是一绝大要端。春秋以下，尚可系年论事。春秋以前，年代既渺茫，人事亦精疏，惟有考其地理，差得推迹各民族活动盛衰之大概。”因此，钱穆力倡把先秦古籍所载的古史地名具体落实到地面上，从古史上异地同名来探究古代部族迁徙往来之迹，从山川形势来解说和分析当时各氏族的活动区域，以及各氏族间离合消长之情势，从而论证各地区政治、经济、人文演进的古今变迁，为研究上古历史提供一些“至关重要应加注意”之证据。所以“凡古代传说中某王某国起某地、都某城与某国某君战于某地，某氏族来自某方等，实为研寻古史地理之较有线索者”。对于古籍所载的地名、方位我们要给予重视，认识到它们对于研究上古史、上古传说的重要性，但也不可盲目全信，应作仔细考订，以便重新做出科学的合理的解释。

4.多学科相结合的方法

张光直曾说：“文献史学者、古文字学者、考古学者，经常是各干各的，没有把这整个的局面检讨一下，看看这些新资料、新工具，与新看法，应当如何整合起来。”张先生可谓语中肯綮，指出了学科间的闭关自垒现象。自从“夏商周断代工程”利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来解决夏商周的年代学问题取得巨大成绩以后，多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上古传说研究同样需要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杨向奎先生即说：“研究中国古代史，不仅需要历史文献与考古发掘的双重证据，而且需要民族调查的三重证据。”同样，文化人类学、民俗学、考古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我们都需要借鉴和运用。

这里我们谈一谈利用考古学方法进行上古传说的研究。近年发现的一些龙山文化城址，如河南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以及山东寿光边线王等，和古书记载的上古都邑有相合处，如传说太昊都陈即今淮阳，禹都阳城即今登封。周代，淮阳为陈国国都，寿光为纪国国都。这种考古和古籍记载相合，恐怕不是偶然的。考古学界不少学者尝试利用以考古区系和族团文化相对照的方法研究古史传说，如韩建业、杨新改《五帝时代——以华夏为核心的古史体系的考古学观察》即是这方面的代表。但是考古文化是在一定地理范围内对遗址、遗迹的特征给以描述，区系类型之间还存在不少缺环；而族团文化随着族群的迁徙又具有不确定性。所以考古区系和族团文化二者不可能完全重合，对两者作对照研究，不能强行拼凑牵合，要根据不同情况具体分析。

李伯谦先生曾把“考古学的中国古史体系”与“传统史学的中国古史体系”两个系统绘制出一个对应表，将两个系统进行比较后说：

尽管两个系统使用的符号不同，也不敢说表列的对应关系没有一点差错或存在前后游移的余地，但从人猿揖别、人类社会出现以来，两者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规律基本相同，每个大体相对应的阶段所表现出来的特征基本相同，从而决定了无论是考古学构建的古史体系还是传统史学的古史体系都具有自己的合理性。考古学构建的古史体系固然是科学有据的，没有或甚少文字记载或仅有口耳相传的神话、传说形式流传下来的古史体系也不能说全是子虚乌有，正如尹达先生所言，这些神话、传说都有史实的素地，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拂去附着其上的荒诞不经的尘垢，便可揭示出其合理的内核。

李学勤先生说：“此文代表了中国学者探索古史，特别是远古历史的新趋向。”

另外，天文学对于研究上古神话传说亦有帮助。古代先民由于不了解自然宇宙、天文地理的科学规律，往往用神话来解读其中的奥秘，研究这部分神话传说，就需要借助天文考古学的知识来探讨。如冯时先生的《中国天文考古学》、《中国古代的天文与人文》就有通过天文考古学来研究神话传说的相关内容。

（二）上古神话的文献学研究

中国神话研究一直存在两个缺陷，一是过于依附西方神话理论，中国神话毕竟产生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土壤，必须从中国神话产生的具体历史情境和中华民族本身的文化传统与思维方式出发，探究中国神话的深层文化内涵和民族特质。二是缺乏从文献角度上的“实证”研究，李炳海先生曾感慨：“近一个多世纪的神话研究之所以未能取得突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缺少坚实的考据功夫。”神话本身就具有想象和虚构的特征，神话研究如果再停留在“义理”层面上的建构或解构，中国神话的研究就只能是空中楼阁或海市蜃楼，让人没有脚踏实地的感觉。而反观我们前辈学者的研究，像闻一多的神话研究、古史辨派的神话研究无不是建立在扎实的文献基础上。从文献学的角度研究中国古代神话应当是我们未来神话研究的一个方向。

记载神话的文献资料我们称之为“神话文献”，神话文献根据载体形式的不同可以分为口传文本、图像文本和文字文本。口传文本的载体形式是话语，即口耳相传，在文字产生之前，神话甚至所有信息都是靠口耳相传来传播的，在文字产生之后仍然有大部分神话靠口耳相传进行流布。口传文本大部分消亡，只有一小部分被文字记载下来成为文字文本。图像文本的载体形式是考古实物及图画资料，图像文本具有稳定性、直观性的优点，但其局限性也非常明显，一是少而零散，二是研究者无法还原图像的具体情境。因此，如何避免研究过程中主观性太强的缺陷，是利用图像资料进行神话研究应加以避免的重要问题。文字文本的载体形式是书写文字，它是记载神话的主要文献材料，这也是今天的神话研究者研究神话的主要材料来源。

对上述三种神话文献进行科学的考释、辨析、梳理是神话研究的基础工作，这就需要对神话文献的特征及其规律进行必要的讨论，主要包括对神话文献的范围、作者、成书年代，神话文献的衍生、讹误、错置等问题进行系统的梳理，归纳出一定的通例。神话有原生态和次生态之分，神话文献亦有原生态和次生态之分，从原生态神话向次生态神话演变的过程中，在记载神话的文献上又是如何反映的呢?比如神话的“层累”问题，神话在被载录和转录的过程中，情节、内容逐渐扩大，由简明扼要的文字概括到具有丰富内容、复杂情节的神话。这种现象在古代神话文献中大量存在，其形成的原因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神话在层累的过程中对文献的衍生问题也值得探讨。重要典籍中的文献资料的内在关系、学理系统也应成为神话文献研究的重要内容。另外，图像文本的解读归根结底还是要以文字文本为根本依据，图像和文字怎样才能达成“互证”的良好效果也需要从理论上作出推绎。

上古神话研究受时代及资料的限制有其困难性和复杂性，针对这一特点，一方面要对上古传说的史影进行历史考证和文化解析，另一方面要对神话传说的演变进行历史还原，而进行历史还原的支点就是要以文献为中心，找出每一个时间段的基本神话文献，对这些文献从成书年代上进行“排队”，同时进行空间定位；分析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在时空上发生了哪些变化，在神话的叙事要素上发生了哪些变化，为什么会发生变化。这样就把文献与神话传说的时空演变联系到了一起，进而可以探讨神话与知识、思想、学术、文化、政治之间的互动。

具体到夏禹神话，由于大禹传说本身的复杂性，资料的零散性，所以研究起来是一项很困难的事情，但研究思路必须清晰：全面搜集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中的夏禹神话资料，考证其生成年代和地域来源，形成夏禹神话文献的时空定位。一方面从文献史料入手探求夏禹神话传说中的“史影”；另一方面，从西周、春秋、战国、秦汉四个阶段，阐明社会变迁、文化形态、学术思潮、哲学理念对夏禹神话情节、内容的影响作用，考察夏禹神话演变的时空形态，完成对夏禹神话演变的历史还原。同时，在研究过程中还要注意两点：一是尽量避免神话和历史相混淆；二是尽量明确文献记述上的元点和流变过程。

在这里，我们特别提出的是，在对神话进行文献学研究的时候要充分利用出土材料。20世纪70年代以后，大批战国秦汉简帛佚籍出土面世，在这些简帛文献中也有不少神话传说的材料。传世文献中的神话材料不仅少而且分散在不同类别的典籍中，出土简帛可以说为中国古代神话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简帛所保存的资料，没有经过后人的辗转传抄，保持着书写时的原始状态，是古书的早期传本。其中记载的神话内容往往牵扯到神话传说的原型问题，或弥合典籍记载中的情节缺省,或丰富其故事意涵,或将其流播时间推向更早的年代，对神话传说本来面貌及其后来演变情况的研究具有无法替代的原始资料价值。将释读后的简帛神话资料与相关传世文献进行联系比照，在此基础上，有方向地对传世文本进行梳理，考察出土文献中的神话内容其自身的嬗变过程，解析其在接受和解释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异，同时从整体上理清神话发展脉络，补阙纠误。

面对“简帛神话”这一新的研究对象时，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其一，简帛神话的载体是简帛，我们要充分注意到简帛的形制、书写习惯、文字特征等，特别是简帛文字的释读，我们要吸收和借鉴古文字专业学者的研究成果。如果古文字学界已经对某个字有了更准确的释读，我们没有关注到，那我们的相关研究可以说是徒劳的。

其二，处理好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关系问题。在古代神话研究中，由于文献资料“零碎”、“缺佚”等各方面原因，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没有解决，而出土文献可与传世文献资料相互印证、表里互补，能够使我们对古代神话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做出一个较为明晰的判断和比较全面的把握。但出土文献由于地域文化差异以及成书（或抄写）年代的不同，可能会出现与传统神话传说完全不同的内容。因此，不能以传世文献为标准衡量或决定出土文献的价值和意义。而出土文献也决不能成为评判传世文献的唯一“基准”，因此，要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比照研究，在全面认识其优点和缺陷的基础上，得出客观的研究结论。

其三，将简帛神话研究与社会背景的探析紧密结合。简帛文献中往往会突然出现一种不见于传世文献的神话传说或神灵等，今天看来仿佛非常突兀，但实际上它们都有自己的生成土壤，只不过由于文献的缺失、书写的遮蔽，又有巨大的时空距离，才让我们感到陌生罢了。所以针对简帛中的新见神话，我们要充分挖掘它们的社会文化背景，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是如何影响神话的产生及演变的，毕竟神话研究、神话史的解读不是做猜谜或是游戏，而要有文化背景为基础，尽量还原历史的动态场景。

简帛神话研究的空间还很大，其大致的研究思路可以归纳如下：全面搜集简帛文献中的神话资料，熟悉其内容、年代、价值并将释文综合整理，构成“简帛神话文献”一大文献类型，为以后深入研究打下坚实的文献基础；将简帛神话资料与传世典籍中的神话内容进行联系比照，探究神话原型、考察神话发展演变轨迹、针对具体神话类型和内容作深入研究；结合新出土的资料，重新梳理中国神话，在继承和积累的同时有所创新，重写神话史。

因此，上古神话的文献学研究是有意义的，它突破了以往神话研究的局限，使神话有了“脚踏实地”的感觉；同时，文献本身与历史、文学、传播、文化是联系在一起的，这样就把神话放在了更广阔的历史文化空间中，为神话研究打开了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