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邓小平改革的灵活性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以社会主义方向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改革之所以成功的根本保障；而在改革思维、改革思路与改革策略上的灵活性，则是邓小平改革的最鲜明特征。在坚定性基础上对灵活性的大胆运用，是邓小平改革成功的关键因素。

（一）改革思维的灵活性

改革作为新时期、新局面下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深刻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创举，也是一项前所未有的伟大尝试。“现在我们搞的实质上是一场革命。从另一个意义来说，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对我们来说，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摸索前进。”[11]改革既是要改变旧体制，也是要改变旧观念、旧思维，既要善于解决改革中的风险和困难，也要能够摆脱传统思维与观念的束缚；在改革过程中，邓小平多次强调要敢想、敢试、敢闯：“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12]

敢想，就是要抛弃旧思想旧思路，抛弃条条框框，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深入思考问题，敢于想以前不敢想的、敢于想他人不敢想的，只要有利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都可以想、都可以提，集中一切智力资源，为改革找出新思路、提出新办法。敢试，就是对这些新思路、新办法要敢于尝试，在实践中对这些思路和办法进行检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3]，改革的思路和措施是否能够达到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目标，是否存在问题、存在哪些问题，都需要在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践过程中一一检验，同时在实践过程中积累经验、吸取教训。敢闯，就是解除思想负担，敢冒风险、敢于吃螃蟹。改革是风险与机遇并存的崭新事业，不敢冒风险就会墨守成规、囿于成见。任何新的措施和制度出台，都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失败，害怕失败而不敢推陈出新，遇事瞻前顾后疑虑重重，没有冒险精神而只愿做“太平宰相”，必然迈不出改革的步伐、创造不出新的事业。“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子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14]

邓小平所主张的大胆试、大胆闯与不争论是辩证统一的。其精髓在于，对一些把握不准、有风险的事情，要勇于创造和尝试，不轻易搞姓资姓社的争论，在改革实践中对这些问题进行检验，凡是于社会主义建设有利的，就要坚持。“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15]敢想、敢试、敢闯，不争论，用实践来检验，在实践中检验，这是邓小平改革思维灵活性的所在。

（二）改革思路的灵活性

为什么要改革、能不能改革、怎样去改革，是邓小平回答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这一问题的总体思路。社会主义国家能不能破除苏联体制的迷信，能不能搞商品经济，怎样在高举红旗的同时把市场建起来、搞灵活、发展好，这是邓小平的改革思路中所始终贯穿和围绕的问题。

社会主义国家是20世纪才出现的新兴事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除苏联之外没有其他的经验和先例可行，因而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几十年间，在怎样发展社会主义这一问题上，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苏联模式的影响，部分体制甚至原样照搬了苏联，这一模式在一段时期内确实促进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但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苏联模式固有的弊病逐渐暴露出来，甚至这种模式的创造者苏联本国也面临深刻危机。同时，由于中国国内长期对阶级斗争的过于重视，导致经济发展产生了问题，党和国家均遭受了严重损失，综合实力和人民生活也都出现了困难。面对这一局面，中国共产党究竟应当如何应对，中国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应当如何体现？正是邓小平适时提出，以改革开放为切入点，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16]，“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得不到理想的改善，国家也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这种情况，迫使我们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定进行改革”。[17]

改革不仅仅是改变微观经济行为，凡是与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需要不相匹配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都必须进行革新。由于历史上只有苏联体制这种单一的社会主义模式存在，改革就必定意味着抛弃陈旧的苏联体制。这样的改革会不会动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会不会背离社会主义道路，是可能存在的疑问。针对这一问题，邓小平一方面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作为回答，另一方面创造性地作出了改革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这一论断以阐明社会主义改革的可行性：“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18]

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现实、灵活运用理论资源，邓小平妥善解决了为什么要改革、能不能改革的问题；而对于怎样改革这一问题，则主要表现在其改革策略的灵活性之中。

（三）改革策略的灵活性

为了转变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观念，给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邓小平领导发起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在全国范围内、深入广大基层，对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标准问题进行了补课。真理标准大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论断的提出在思想打开了破除教条主义、拨乱反正的局面，从此，改革措施可不可行、正不正确，都必须用实践结果来证明，用实践结果来说话，为改革开放做足了思想上的准备。

由于长久以来阶级斗争路线的影响，改革初期党内存在部分阻力，部分干部对改革也存有顾虑，怕犯错，工作上较为保守，没有中央明确指示不敢放开手脚，改革步子迈不开。针对这一情况，邓小平在“不争论”的同时提出了“允许看”，对改革进程并不强求一步到位，而是允许部分有顾虑的干部和地区暂时放慢脚步，由敢闯敢干的干部在部分地区先改革、先试验，同时对这些地区给予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上的支持，由他们放手干出成绩，给其他地区起好模范作用，带动其他地区主动学习改革。“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19]邓小平在改革初期对万里等干部的支持和信任，使得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范围内能够很快被推广开，“开始的时候只有三分之一的省干起来，第二年超过三分之二，第三年才差不多全部跟上，这是就全国范围讲的。开始搞并不踊跃呀，好多人在看。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20]

这种形式灵活、循序渐进的改革策略，同样反映于邓小平改革的整体进程之中。在为改革开放做好思想准备的基础上，针对我国经济体制落后、人民生活困难，其他工作难以展开的现实情况，首先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打开局面，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基础，不仅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其次带动政治、文化体制改革，最终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大解放和大发展，是邓小平改革的整体策略。而经济体制改革，则又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为突破口，首先解决人民自给自足的问题，振兴第一产业，其次由农村经济改革逐步推进到城市，此时不仅为城市经济改革打破大锅饭积累了经验，同时也为城市工业发展提供了剩余劳动力。在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上，邓小平同样采用了办特区、搞试点的方式，从沿海到内地稳步推进，使得经济体制改革始终有条不紊。在经济体制改革取得初步成功的基础上，再进行政治体制、文化体制改革，先发展生产力，再调整上层建筑，这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运动理论，也是邓小平改革的灵活策略，正是邓小平在改革策略上的灵活性，才使得改革张弛有度、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