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各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过程都会承载着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这种历史文化传统浸润到现代化并融入世界文明的过程，就会极大地影响甚至决定这个民族国家的发展模式和路径的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其主要内容而言，首先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和社会结构变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在的和平属性，就是五千年以来中华民族所传承和尊奉的“和平主义”文化影响下的产物。英国哲学家罗素高度赞赏中华民族“和”的品质，他指出“在中国人所有的道德品质中，我最推崇的是他们平和的气质，这种气质使他们在寻求解决争端时更多地是讲究平等公正，而不是像西方人那样喜欢仰仗实力”。[4]马克斯·韦伯也说，“中国尽管战事频仍，但进入历史时代后，即逐渐成为和平化的世界帝国”。[5]美国学者费正清则认为中华民族从来不是一个外向型、扩张型的民族。[6]

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学派林立、思想各异，但诸多学派之间却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有和平、仁爱的思想。儒家创始人孔子把“仁”确立为最高道德原则，核心是爱人，主张“四海之内皆兄弟也”（《颜渊》）。以仁为出发点，孔子主张无论国家还是个人之间，均应“和为贵”。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仁学思想，提出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梁惠王上》）的博爱思想。在孔子“仁学”的基础上，孟子进一步提出了“仁政”思想，认为“民贵君轻”，赞扬重视百姓利益、以“仁义”治理天下的“王道”，反对凭借武力、权术统治天下的“霸道”。后儒在孔孟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其本质就在于通过道德教化（修身）的手段，达到国际和平（“平天下”，即“使天下太平”）的目的。

道家始祖老子则提出了通过谦让达到和平的思想：“大邦以下小邦，则取小邦；小邦以下大邦，则取大邦。”（《道德经·第六十一章》）即大国对小国谦让，赢得效果尊重；小国对大国谦下，则取得大国的容让。

“兼相爱”是墨家思想的核心，墨子认为之所以发生诸侯国之间的冲突，原因就在于“诸侯各爱其国，不爱异国，故攻异国以利其国”，“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爱”（《墨子·兼爱上》），若“视人国若视其国”，则“国与国不相攻”。[7]由此，墨子进一步提出了具体的国际关系基本原则：“大不攻小也，强不侮弱也，众不贼寡也，诈不欺愚也，贯不傲贱也，富不骄贫也，壮不夺老也。是以天下庶国，莫以水火毒药相害也。”（《墨子·天志下》）国家之间应做到不以大压小，以强凌弱……这样天下的国家，都不用水火毒药兵器互相残害了。可以说中国学者在2000多年前提出的处理国际关系的原则主张，与当今《联合国宪章》的“各会员国主权平等之原则”、“各会员国应以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避免危及国际和平、安全、及正义”以及“各会员国在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和武力”[8]等基本原则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只是表述上的不同。

不仅儒家、道家、墨家思想充满和平、仁爱的思想，即使是兵家的军事思想同样体现着“爱”。孙子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杀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9]其主要含义是战争以运用谋略和外交手段取胜为上策，最差的手段是军事进攻以致士兵大量伤亡。这就是“爱”在古代军事思想中的体现。上述中国古代思想可以被看作当代“战争法”中的人道主义原则的思想渊源。

由此可见，中华民族历来就是热爱和平的民族，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和平的文化。渴望和平、追求和谐，始终是中国人民的精神特征，而这种精神特征不可避免的渗透浸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平属性提供了丰厚肥沃的历史文化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