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国的国情是制定一切发展战略的根本依据，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平属性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生产力有了巨大发展，综合国力大幅增强，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实现了由解决温饱到总体上达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但是，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城乡发展和地区发展很不平衡，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10]若要与其他大国相比，中国的实力仍有很大差距。中国的GDP总量虽然连续翻番，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3.5万亿元，若按美元汇率计算，总量达到4.9092万亿美元，但仍然只相当于美国的1/3；若论人均，只能排在世界第96位，只有世界平均数的1/3，发达国家的1/20，甚至还不及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而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一些矛盾和问题表现得越来越突出，比如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自主创新能力不强，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矛盾突出，结构调整难度加大；就业压力总体上持续增加和结构性用工短缺的矛盾并存；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的基础不稳固；财政金融领域潜在风险增加；医疗、教育、住房、收入分配、社会管理等方面的突出问题亟待解决。[11]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完成的中心任务，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只有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国家才能一步步富强起来，人民生活才能一步步改善。只有争取到和平的环境，才能比较顺利地发展”[12]。

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亨廷顿在他的著作《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有个论断：现代性带来稳定，而现代化却带来不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一旦迈入现代化轨道，其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居民收入差距将呈扩大趋势，社会矛盾将会处于频发期和高危期。在此期间，如果这些国家和地区政府应对措施得力，就能够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并为各类社会矛盾的解决创造条件，实现社会和谐。反之，不仅经济发展徘徊不前，还会带来社会的动荡不安。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社会，又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之中。2003年中国人均GDP刚刚达到1000美元，2009年中国人均GDP达到3715美元，正处于现代化带来的高度阵痛期。在中国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其面临的社会矛盾之多，需要处理的矛盾之复杂是举世无双的，诸如：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城乡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不平衡；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住房、安全生产、司法和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日益增多，部分低收入群众生活比较困难；思想道德建设有待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同新形势新任务不完全适应，对改革发展稳定一些重大实际问题的调查研究不够深入；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作风不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比较突出，奢侈浪费、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我们要高度重视这些矛盾和问题，继续认真加以解决。[13]

由此可见，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极大地增加全社会的物质财富的同时，还必须逐步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极大地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和促进社会和谐。无论是经济的持续发展还是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实现，都必须要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作为基本保证。我们无法做到、也不可能做到像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早期现代化那样，把国家社会的进步，把资本财富的累积建立在对内压榨本国人民，对外剥削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基础上，甚至不惜发动殖民战争和帝国主义战争。中国的现实国情决定了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只能对内建设和谐社会，创造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以逐步解决中国社会内部的诸多矛盾和问题；对外推进和谐世界建设，在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平等交往中获取我们所需要的资源、能源，营造我们所必需的国际和平环境。这就是中国现实国情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平属性的最基本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