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断裂中的连续

至此，我们也就解答了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个问题：为什么在凯瑞的芝加哥学派中，帕克为会被降格为配角？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为了反对当时如日中天的哥伦比亚学派，他要建构一个气质截然不同的芝加哥学派。然而帕克身上却包含太多不符合他所期望的芝加哥学派的特质。鉴于帕克的影响力与他的研究成果，他在传播研究芝加哥学派的万神殿里又必不可缺，于是在凯瑞的剪裁下，帕克的形象才会显得如此刻板和模糊。

凯瑞在论述传播研究从芝加哥学派到哥伦比亚学派的“下降之旅”时，将李普曼视为两者之间的关键性过渡人物。他认为从李普曼开始，不再将传播作为实现民主的条件。因为李普曼在《公众意见》中发现，自由传播不能保证发现真相，也满足不了实现自由的条件。大众媒体的剪裁过滤、信源及政府的宣传误导、受众缺乏时间、精力与知识，再加之每个个体的刻板印象，导致他们根本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37]所以，自由的敌人不再是国家和不完善的市场，而是新闻的性质与新闻的采集方式、受众的心理倾向以及现代生活的规模与组织。李普曼将媒体的问题与道德、政治、自由问题转向了心理与认识方式的问题。从规范理论转向心理问题，开创了效果传统。^[38]

李普曼固然在传播研究转向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是如果离开了帕克这一关键环节，我们同样无法理解凯瑞所提出的“为什么芝加哥学派的传播研究会走向衰落”的问题。其实所谓“衰落”很可能也是人为建构的事件。从以上对帕克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芝加哥学派到哥伦比亚学派，并没有发生明显的断裂。两个学派存在不少共识。尤其在帕克身上，我们可以发现芝加哥学派并不像凯瑞说的那么纯粹。它和哥伦比亚学派一样，也部分认可行政研究，同时也不排斥功能主义的研究框架，甚至方法上的差异也没有后来所描述的那么大。

甚至可以夸张地说，传播研究的芝加哥学派并没有“衰落”过，它只是在一定逻辑下，慢慢演化到了哥伦比亚学派。这其中关键的一环便是帕克。当我们把帕克从凯瑞所建构的芝加哥学派的叙事中“解放”出来，并用辩证的眼光来看待传播思想发展中的连续与断裂时，这一历史脉络就会变得清晰起来。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0XNJ02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刘海龙，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