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眼光

实际上，当我们在欲望的眼光中涉及到主动与被动，看与被看的关系时，就已经触及的一个主体视线的另一个重要层面——权力关系。这一点我们已在上述对电影等大众文化影像中广泛存在的看与被看的不平等关系中做了初步的说明。显然，看是一种文化现象，每一个人都处在特定的社会和文化位置之中，因此，尽管看是一种主动的选择行为，但怎么看和看什么又在相当程度上被社会文化所决定，并不存在超然纯真的“自然眼光”。然而，社会总是存在着权力关系，存在着统治/被统治、控制/被控制、压迫/被压迫的不平等关系，因此，看这一视觉行为也不可避免地涉及权力关系。福柯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认为视觉乃是“权力的眼睛”。

福柯注意到，人类文明史实际上是充满了压制和暴力的历史，眼睛作为最重要的权力器官施行着复杂的权力机能。他注意到，这个“权力的眼睛”在17到18世纪，有一个从对瘟疫控制的监视隔离的封闭性向全景敞视主义的历史性转变。瘟疫的控制造就了一种“封闭的、被割裂的空间，处处受到监视”〔。而由边沁所创造的“全景监狱”则颠倒了黑暗、封闭的地牢原则，“充分的光线使监督者的注视比黑暗更能有效地捕捉囚禁者，因为黑暗说到底是保证被囚禁者。可见性就是一个捕捉器”。福柯强调，前者是用来对付特定危险情境的，而后者则变成了普遍化的运作模式，两百年来它不断地激励新的灵感和变种，成为一种建筑学上权力的政治技术象征。与传统的偷窥和监视不同，传统的“观看机制是一种暗室，人们进入里面偷偷地观察。现在它变成了一个透明建筑，里面的权力运作可以受到全社会的监视”。福柯坚信，17至18世纪这两种“规训”导致了“规训的社会”的诞生。他形象地描述道：

为了行使这种权力，必须使它具备一种持久的、洞察一切的、无所不在的监视手段。这种手段能使一切隐而不现的事物变得昭然若揭。它必须像一种无面孔的目光，把这个社会机体变成一个感知领域：有上千只眼睛分布在各处，流动的注意力总是保持着警觉，有一个庞大的等级网络。

这种状况其实在现代社会经常见到，在中国的“文革”时期，就存在这样的境况，权力的眼光通过革命群众的火眼金睛而无处不在，任何越轨和反叛几乎都不可能。将一切均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成为权力眼睛运作的基本规则。斯大林主义时期，纳粹法西斯时期，都可以见到这种全景敞视主义的监视境况。不仅在人类历史上的一些极端时期会出现无处不在的权力的眼光，即使在一些平常时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亦普遍存在这样的眼光。今天，这种全景敞视主义可以通过各种机器装置更加广泛地加以实现，无论春夏秋冬抑或白昼黑夜，各种电子装置可以不休息地全天候地监视人们，达到了彻底的敞视主义，进入一个“透明的社会”。

福柯认为，现代社会是一种“规训的社会”，他指出了两个重要的现代发展趋向；第一，18世纪以来有一种普遍的对黑暗空间的恐惧，害怕黑暗对真理的遮蔽，要消除社会的黑暗区域。我们知道，启蒙就是一种去除黑暗和愚昧的思想文化运动，就是照亮世界。第二，18世纪的建筑规划已经诞生了某种“中心化的观察系统，身体、个人和事物的可见性是他们（指建筑规划者——引者）最经常关注的原则”。换言之，现代社会不同于古代社会，小到建筑结构，大到城市规划，中心化的观察系统和可见性已成为某种必须考虑的问题。

回到我们前面曾引用的伯格的说法，我们观看事物的方式要受到我们所知和所信之物的影响，福柯也坚信这个道理，恰如美国学者马丁·杰所指出的：“我们所见之物是以我们显而易见的自然感知的文化建构为中介的。……福柯常常带有反讽意味地以‘自明性’来强调我们视觉经验的人为性；那种被认为是自然而然的自明之物正是不得不引起质疑的东西。”因此，在一个“规训社会”中，视觉决不是自然的感官，毋宁说视觉就是某种“认知型”的器官，它本身就建构了主体关于实在世界的种种认知型。透过这一“认知型”的分析，我们可以瞥见视觉是如何变成权力工具的，以及它如何一方面受制于权力，另一方面又不断地生产出权力来。

首先，福柯认为，在任何社会中都有某种制约或者控制着人们如何谈论和思考问题的范式，这些“知识型”或“认知型”是通过特定的话语形式呈现出来的。他写道：

我是要写一部有关性的话语的考古学。这些话语指明在性这个领域里，我们做什么，我们被迫做什么，人们允许我们做什么，不允许我们做什么；还有，对于性行为，我们被允许说什么，不允许说什么，不得不说什么。这才是关键所在。这不是一个有关幻想的问题，而是一个有关言谈的问题。

虽然福柯这里要说的是性领域，但这个原则对任何其他社会文化现象也同样适用。我们在前面提到过在传统社会中存在着种种观看的禁忌，就是视觉的权力话语形式。我们决不会越轨乱看，表面上看似乎是自然而然的看的种种习性和行为，实际上却隐含着复杂的视觉体制和权力关系。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些权力的视觉话语是如何运作的呢？福柯要研究的不是作为意识的话语，而是作为“技术”或“战术”的“权力/知识”，就是说，视觉话语通过什么样的游戏规则来起作用。福柯注意到，人们谈论问题是依照一系列复杂的机制来进行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排斥，而排斥又要依据某种规范或准则。所以真/伪、善/恶、理性/疯狂、正常/反常、科学/反科学的区分是至关重要的。有些话语或看的方式是可以被接纳的，有些则必须排斥。真的、善的、理性的、正常的和科学的是被认可和接纳的，而其对立的范畴则是要加以排斥的。霍尔说得好：

话语是指涉或建构有关某种实践特定话题之知识的方式：一组（或一种结构）观念、形象和实践，它提供了人们谈论特定话题、社会活动以及社会中制度层面的方式、知识形式，并关联特定话题、社会活动和制度层面来引导人们。正如人所共知的那样，这些话语结构规定了我们对特定主题和社会活动层面的述说，以及我们与特定主题和社会活动层面有关的实践，什么是合适的，什么是不合适的；规定了在特定语境中什么知识是有用的、相关的和“真实的”；哪些类型的人或“主体”具体体现出其特征。“话语的”这个概念已成为一个宽泛的术语，用来指涉意义、表征和文化所有构成的任何路径。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区分往往是以“知识”和“真理”的名义展开的，就是说，我们无论是言谈还是视觉活动都有一种对真理或知识的意志，福柯称之为“求真意志”和“求知意志”。因此，“知识”和“真理”变成了权力的代名词。权力产生知识，知识反过来又加强了权力。

但是，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又有所不同。在传统社会中，权力是通过当众惩罚的方式来运作的，而在现代社会，权力以知识的形态出现，通过个体自身的自我约束和控制来产生效果，因此权力变得比较隐蔽，难以察觉。正像英语中的“规训”（discipline）这个词的复杂意义所表征的那样，它一方面意指学科和知识，另一方面又指训练、纪律、处罚。但我想特别指出的一个现象是，在一个越加民主化的社会中，在一个表面上看来个人有充分的选择自由的社会中，人们对自己身体的“监视”其实正是一种看不见的“权力的眼光”。因为现代社会创造了许多关于眼光的规范，确立了许多审美的、科学的、理性的观看原则，这些原则制约着每个人如何去看，也决定了他看到什么，或者说喜欢看什么，对什么样的所看之物给予褒贬评价等等。

今天，权力的眼光无处不在，这种敞视主义的全景式的监视已经渗透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新闻记者对现场当事人、医生对病人、警察对嫌疑犯、人类学家对田野调查的土著居民、老师对学生、家长对孩子、老板对员工、保安人员对商场顾客、银行监视器对客户等等。由于视觉技术的发展，视线已经从人的肉眼日益转向更加精确、可以记录的视觉技术，从望远镜到监视器，从红外摄像机到数码图像技术等等。从人的眼睛到机器的“眼睛”，产生了一个巨大的飞跃，后者可以不休息和不计报酬，不分白天黑夜，不分场合和方向，按照权力的意旨来监视所有要被监视的人。甚至像信用卡、电话、身份证、驾驶执照等都可以成为看不见的监控人们行为甚至思想的“权力的眼睛”。福柯写道：“大革命所要建立的（是）透明度和可视性……当时不断兴起的‘看’的统治，代表了一种操作模式，通过这种模式，权力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事实来实施，即在一种集体的、匿名的注视中，人们被看见，事物得到了了解。一种权力形式，如果它主要由‘看’构成，那么，它就不能容忍黑暗区域的存在。”

权力眼光的另一个表现就是视觉对象或空间布局上的差异性和边缘/中心关系。在博物馆和美术馆里，什么作品被放置在中心位置上，各种展品如何摆放及其构成什么样的关系，是一件富有文化意义乃至政治意味的事。举例来说，一个展示西方现代艺术与非洲原始艺术关系的艺术展，如何处理西方与非西方文化之间复杂关系就是一个问题。有些画展主办者把非洲原始艺术作为陪衬，作为西方现代艺术的灵感来源加以设置，这就明显突出了西方艺术本身的创新性，而将非洲艺术作为一个低级的、缺乏创造性的“他者”打发了。这明显地反映出艺术展的主办者内心根深蒂固的西方文化优越论和西方中心论。同理，在涉及不同民族及其文化历史关系的展览陈设中，如何处理好平等的文化交往关系进而坚持文化多元论，的确是一个需要审慎对待的问题。也许在不经意之间就会传递出某种文化霸权主义或本土文化优越论，进而形成了某种权力/知识共谋关系。现在各大博物馆越来越多地采用了高技术手段来布展和引导观众，比如借助于录音和耳机来指示观众沿着特定路线和顺序观看各种展品，这就产生了展览主办者意图与观众自由观看之间的矛盾关系。依照展览主办者的意图，循着规定好的路线和顺序，有所取舍地观看展品，这实际上剥夺了观众自由观赏的权利，暗中将展览主办者的意图和理解强加给了观众。因此，如何在两者之间保持某种平衡，是展览和展出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之一。诚然，观众观看过程中的理解也是一种复杂的反应过程。福柯一方面指出了权力话语的运作及其对人们的规训，但另一方面，他也认为，即使是在规训的空间里，也存在着颠覆、抵制和批判权力话语的可能性。霍尔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念，他认为意义的传递过程中存在着理解和误解，存在着不同的解码方式及其可能性，尤其是“对抗性”解码的可能性。这种解码决不把视觉对象的意义视为“自然的”或“透明的”，而是以一种质疑的甚至批判的态度去理解意义，倾向于建构“另类话语”，生产出抵抗权力话语的种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