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观的眼光

在西方传统哲学中，看作为一种感性的把握世界的方式，远在语言这种理性的方式之下。在理性—感性的对立二分中，形象与看相对应，而语言则与阅读相对应；前者又与感性相对应，后者与理性相对应。这一对立二分的结构自然导致了看作为一种感知方式，在理性主义至上的语境中，必然处于比较受排斥和贬低的地位。然而，值得关注的是，当代美学和哲学对这种观念提出了挑战，一些新的看法和观念不断地强调和重视视觉。历史地看，这种趋势实际上是自尼采以来西方哲学的现代反叛所致，它为我们理解当代视觉文化提供了另一种思路。

从尼采到弗洛伊德，从胡塞尔、海德格尔到萨特和梅洛—庞蒂，哲学的先锋作用为看的心理学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在这方面，有两种不同的路径，其一是证明视觉作为感性认识的重要性，比如利奥塔早期哲学所做的“为眼睛辩护”的工作；其二是确证视觉本身就具有理性的思考特性，比如阿恩海姆的视觉心理学即如是。他一反西方传统的轻视视觉的哲学观念，将视知觉看做是与思维具有同样机能的认识通道。

把视觉从低级的感官抬举到和思维一样的显赫地位，阿恩海姆有一系列的发现。首先，他注意到，眼睛可以把握真相，并不像传统的哲学理论所说的那样感性是不可靠的。他发现视知觉其实有一系列类似思维的功能，比如抽象、分离、整合、推理等。这里的一个核心问题是，视觉刺激“在大脑里唤起的是那种属于一般范畴的特定图式……就像科学陈述中用一系列概念组成网络去代替真实一样”〕。看起来，这种看法和贡布里希的观点很接近，但值得注意的是，在阿恩海姆那里，图式不只是证明投射，而且证明了视知觉有类似理性思考的功能，它是一个“场”，一个“格式塔”，一个组织过程。这对于提升视觉的地位极为重要。“知觉活动在感觉水平上，也能取得理性思维领域中称为‘理解’的东西。任何一个人的眼力，都能以一种朴素的方式展示出艺术家所具有的那种令人羡慕的能力，这就是那种通过组织的方式创造出能够有效地解释经验的图式能力。因此，眼力也就是悟解能力。”看是一种“格式塔”的“完形”过程，在高度的选择性中，眼睛在不停地“构造形状”。所以，艺术家的视觉最鲜明地体现了如下原则：“不仅对他在自然中发现的东西加以选择和重新组合，还要把整个可见物体加以重新组合，使之服从于他自己的发现、创造和纯化过的秩序或结构。”按照阿恩海姆的理论，眼睛是思考的感官，看就成了一种理解和思考。这么来看，在视觉文化中，所谓视觉思维也就是眼睛的功能。人观看物象，不但是理解物象的本身含义，同时也在理解它的构形。阿恩海姆通过这样一个论证逻辑，克服了西方传统哲学和心理学理性—感性二分结构的致命缺陷，力图将两者合乎逻辑地融合起来，最终把视觉这种人最古老的感知方式与理性思维的功能结合起来，这不但提升了视觉的地位，同时也为我们从新的高度思考视觉问题提供了路径。这种看法倒是有点接近中国古典美学的理念。正像前面我们说过的那样，中国古典美学的言、象、意的复杂关系中，意为本，象次之，言又次之。所谓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因此有得意而忘象，得象而忘言的说法。在这个范畴结构中，象作为视觉把握的对象，其位置非但不比言低，甚至比言更优越更重要。这是因为中国古典美学中并无理性/感性二元对立的思想，当然也就谈不上理性之上感性不可靠的种种其他理念了。

既然眼睛就是思考的器官，那么，眼睛又是如何来理解图像的意义的呢？

这里我并不打算讨论视觉的认知心理学，而是想从文化研究的层面上解释眼睛的悟解力。视觉悟解力或视觉理解原本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如前所述，人与世界的关系主要是通过视觉的建构，视觉本身就包含了对世界的理解和解释。但是问题在于，在西方理性/感性的对立二分格局中，由于理性被推崇因而感性就遭贬低，所以视觉变成了更高一级的理性认识的低级阶段。其实，在具体的视觉文化实践中，我们并不是在视觉感知之上再进行理性分析然后才理解了视觉对象的，毋宁说，我们在视觉感知的当下就理解了视觉对象了。比如，人们在观看影视作品时，并没有诉诸抽象的理性思考，便在视觉体验中把握了意义。假如我们把视像或影像的生产和传播视为一种意义的编码过程，那么，视觉接受和理解也就是一种意义的解码过程。在这方面，霍尔的研究很能说明问题。

霍尔在研究观众对电视的视觉理解时，提出了一个符号学编码—解码理论构架。他认为，在意义的传递过程中存在着理解和误解，并不像有些人所设想的那样，同一电视节目只会导致同样的接受效果或理解，其中存在着复杂多变的种种情况。观看电视节目时的接受和理解“依赖于‘人格化’、编码者—生产者和解码者—接受者所处的位置之间建立的对称/不对称（对等关系）的程度。但是这转而又依赖于符码间的同一性/非同一性的程度，这些符码完全或不完全地传达、中断或系统地扭曲所传达的一切。符码之间缺乏相宜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广播者和听众之间关系与地位的结构差异，但也取决于‘信息来源’与‘接收者’的符码之间的不对称性，这种不对称性发生在转换为和脱离话语形式这一环节。所谓‘扭曲’和‘误解’恰恰因为传播交流的双方缺乏对等性而产生”。由于存在着不对称性，所以编码和解码之间就有可能产生差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同一个电视节目会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的原因。近几年国内电视业发展迅猛，一些新的电视节目类型不断被炮制出来，也引起了从传媒界到文化界的不同反响和激烈争议。比如这几年流行的“超级女声”，有人坚信这是一种纯粹的商业性炒作，是大众参与幌子下的商业化运作；另一些人则从中发现了这个节目的文化民主性质，从专家评价系统向大众参与格局的转变意味着文化权力的解构。这足以说明同一电视节目必定会有不同的视觉理解和体验。

霍尔的研究突出了解码的复杂性和多种可能性，他强调在电视的视觉理解或解码过程中，并不存在完全“自然的”或“透明的”意义，而是包含了复杂而又积极的理解和评价活动，前面所说的视线是文化之投射、欲望之实现、权力之运作等等，就存在于这样的解码过程中。在此基础上，霍尔具体区分了观众的三种解码类型。第一种是主导性解码。这种解码中接受者完全认可了文本的符号，接纳了信息发送者所要传达或生产的意义。对接受者来说，文本就好像是“自然的”和“透明的”，而此种解码被视为“理想—典型”状况。简而言之，第一种解码就是与原文本编码的意图相近或相一致。霍尔强调：“霸权观点的定义是（a）它用自己的语言界定可能产生各种意义的精神世界以及社会或文化中种种关系的完整层面。（b）它带有合法的印记——它与关于社会秩序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应当如此的’说法相联系。”这种解码方式说到底就是解码与编码的一致性或接近性，解码过程缺乏积极主动的自我探索，相对说来比较被动地受到编码“霸权”的支配，接纳或认同了编码的意图和意义。换言之，“主导（霸权）性解码”屈从于编码意图，实现了编码者的设计效果。这时，作为电视节目接受者的解码者，与作为节目制作者的编码者之间的差异降低到了最低限度。这正是编码者所希望的视觉接受效果。

第二种解码霍尔名之为协调性解码，也可以翻译成“妥协性或协商性”解码。在这种解码实践中，接受者只是部分地接纳了文本的意义，而不时地以某种方式拒斥或修改了文本，添加了某些新的理解和意义。这种解码呈现出某种程度的差异性和冲突性，用霍尔的话来说，“在协调的看法内解码包含着相容因素与对抗因素的混合：它认可旨在形成宏大意义（抽象的）的霸权性界定的合法性，然而，在一个更有限的、情境的（定位的）层次上，它制定自己的基本规则——依据背离规则的例外来运作”。不同于第一种解码那样的同一性过程，协调性解码是带有差异性的，它部分接受编码的意图或意义，部分加入了解码者自己的理解。从这个角度说，这种解码乃是编码意图与解码意图两种差异性理解相互作用的产物，是两者妥协的产物。这也许是编码与解码两个不同位置的差异性或不对称性所导致的。就视觉文化来说，我想这大概是视觉理解中最经常出现的一种编码实践，它一方面表明了编码对解码具有某种作用或影响，编码意图总会以某种形式抵达接受者；但另一方面，它又揭示了解码实践所具有自由度和创造性理解的可能性。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解码的差异性最终达到了某种“妥协性或协商性”，因此，它既不完全是编码的霸权主导的结果，也不完全是解码者自己独特理解的结果，而是两者的混合。

第三种解码则是对抗性解码。它与第一种解码正好相反，拒绝文本的主导性或霸权性的意义，形成了解码者自己的某种对抗性的立场和评价。霍尔写道：“观众有可能完全理解话语赋予的字面和内涵意义的曲折变化，但以一种全然相反的方式去解码信息。……他/她利用我们必须称之为对抗的符码进行操作。”这种解码决不把文本的意义视为“自然的”或“透明的”，而是以一种质疑的甚至批判的态度去理解意义，进而构成独特的“另类话语”或“边缘话语”。这种解码的特点在于，解码者总是从自己的社会位置和语境来理解编码的意义，对一切以普遍性或国家利益为借口的种种事件及其说法，他或她必然从自身阶级的、性别的、种族的、文化的“地方性”来加以理解。这就为揭露电视节目后面所隐含的意识形态性和文化霸权提供了契机，为捍卫不同社群及其局部的、地方性的利益提供了可能。霍尔称之为一种“意义的政治策略”。

把这三种解码的方式移到视觉文化问题上来，我们可以说视线也包含了不同的解码指向，不同的观众对同一个图像会有不同的解码，因而也就会生产出不同的意义和不同的理解。这就打破了文本受众理解一致性或同一性的思维模式，为我们进一步考察特定视觉文本所产生的复杂文化影响提供了方法论。就视觉文化本身来说，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其一是尽管我们强调文本理解的多样性，但同时我们不得不注意当代媒体隐蔽的劝说和诱导功能越来越强大。就是说，当代媒体常常以隐而不现的方式传递着编码者的编码意义，较之于过去，视觉媒体的新花样和新形式遮蔽了其真实的意识形态内容。因此，要保持受众自己的独特理解往往需要付出更多的批判和抵制。其二，三种关于解码模式的理论，还只是在理想类型的层面上对解码复杂性和多种可能的理论设想。其实，在具体的解码实践中，应该说存在着许多过渡性或中间性的复杂情形，存在着更多的可能性。但是，我以为霍尔理论的积极意义在于，它通过凸现各种不同解码实践的可能性，意在捍卫或提倡第三种对抗性解码实践。这种解码实践要求受众作出自己的理解和判断，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这在当代视觉文化霸权下是非常重要的。就像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所提倡的叙事剧一样，强调了观众在看戏过程中如何把持自己的清醒意识，如何作出自己的理解和判断，这一点有必要大力提倡。

在霍尔的编码—解码模式中，对意义的理解还只限于对视觉影像的理解，如果我们进一步思考视觉思维问题，便涉及到观众在视觉行为中对自身的理解或“反观”。恰如哲学上所指出的反思概念一样，思维主体不但在思考对象，在对象的思考中又反思着思考者自身。因为在人的视觉活动中，不但存在着人与图像的关系，而且还有视觉的反身性。假如说阿恩海姆和霍尔的理论确证了看的主体对视觉对象的理解的话，那么，梅洛—庞蒂的视觉现象学则更加突出了看的主体对自身的反观性和反身性。

在梅洛—庞蒂那里，看与被看是同一个过程，他称之为视觉现象学的“第一个悖论”。“不解之谜就在于我的身体同时既是能见的，又是所见的。身体注视着一切事物，它也能注视自己，并在它的当时所见之中，认出它的能力的‘另一边’。它在看时能自视，在触摸时能自触。”在这个悖论中，至少包含两层重要含义：第一，主体与对象的见与可见的互动关系，“我”在看“对象”，“对象”也在“看”我；第二，“我”不仅在看对象，这种看本身又包含了自视的可能性。恰如他所举的镜子的例子：“镜子的出现，是由于我是能见—被见的，是因为有一种感觉的自反性，镜子把它解释和重复出来了。”请注意，梅洛—庞蒂强调，这种“感觉的自反性”涉及身体与世界的关系，这里的自我绝不是理性主义所设想的那种自明的、我思的理性自我，而是一个含混的本原意义上的自我，一个“现象学的自我”。

由这种身体概念出发，梅洛—庞蒂进入了看与存在的关系讨论。身体在现象学意义上并不是一个顽石般物质性的存在，而是一个可以反观和反身的精神存在，是人性。他的特征就体现为“第一个悖论”的互动关系：

身体被赋予生命并不是由于它的各部分互相结合在一起，此外，也不是因为有一个外来的灵魂降临到木偶人身上，这还是要以身体本身若没有在其中也就没有“自我”为前提。当其在能看和被看之间，能触摸和被触摸之间，在眼睛与眼睛的对视，手与另外的手叠放在一起时，人的身体就在那里了。

这就是说，身体的存在是一种“能感与可感的统一”。于是，看并不是思想的某种方式或自我的在场，看是使我成为我自己不在场的存在方式，是从在其中进入到存在中来的分裂方式。这时，我把自己封闭在我自身。梅洛—庞蒂借用德洛奈的“视觉质”概念来说明：世界独立于我之外，是为无我而存在的；与此不同，“视觉质”是单独为我提供那个并非是我的在场——存在的在场。因此，看具有一种交汇结合功能。恰似海德格尔对语言的描述，梅洛—庞蒂深刻指出：“看正像一个十字路口一样，是所有方面交汇遇合之点。”“人们所见和使之被见的东西，在存在之物上的这种进动，就是看本身。”正是由于看，我们不但接近了身边的事物，甚至想象了我们身处别处。诚如哲人所言：视觉是宇宙的一面镜子，个体的宇宙通过视觉向一个共同的宇宙敞开。

从这种观念来看，视线本是一种我之存在及其与他人关系的证明。人不但看见他身外的世界，而且也把自己呈现在世界面前，从而构成了看与被看的互动关联。更重要的是，人在把自己的视线投向世界的同时，他才能瞥见他自身。换言之，视觉的反身性乃是一种在我与他（者）的关系中的反观性，它一方面是指我从别人那里看到了我自己，另一方面是我在看他人的行为中意识到我自己正在看。前者是指他者性在视觉中向我的转换，后者是指通过看来确证自身存在及其与世界之关系。这里的看是指主动地注视我之外的世界，而被看则是指我自己变成了我审视的对象。两个层面错综纠结，构成了视觉现象的复杂性和文化意义。比如，在好莱坞许多电影中，非西方白人或有色人种角色，从黑人到亚裔，再到各类土著人，通常是作为一种配角出现。表面上看，这些边缘角色也在电影的情节和故事中得到了表现，但是对非西方族裔的观众来说，他们一方面是在观看这些角色的表演，欣赏故事情节和人物冲突；另一方面，他们也在这些角色的尴尬和困境中瞥见了西方主流文化中非西方文化的边缘性和依附性，从而在其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和处境，并通过我在观看的行为本身确证了自己与外部世界复杂的想象性关系。这表明，视觉观看的解码可能比霍尔设想得还要复杂，除了三种可能的解码类型之外，还有观者自己与图像意义之间的关联。霍尔的解码理论只是涉及对作为观看对象的电影图像的意义理解，这里尚有观者在这一意义理解中对自我的反观体认。甚至可以说，在看的行为中，主体对图像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是自我的“投射”，我总是通过我的文化身份或认同来理解图像的意义。

梅洛—庞蒂说得好：“对象在我们眼睛下面，排除并散发出它们的实体，它们直接询问我们的目光，它们考验着我们的身体与世界达成的共同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