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对联的演进

唐代时期，对联已经确立了作为独立文体的基本形态，尽管由于历史久远、文献散佚，目前掌握的资料难至丰备，但管中窥豹，也能折射出当时对联在文士阶层的流行状况。例如《宋代楹联辑要》载，孟昶的兵部尚书王瑶为百花潭景所题的联句：十字水中分岛屿，数重花外见楼台。《西湖灵迹》记载骆宾王曾隐居灵隐寺对宋之问的上联：峰边树色含风冷，石上泉声待雨秋。这些都可称是最早的景观联。又如《唐诗纪事》中记载了温庭筠与李商隐二人的对答，李商隐说：“近得一联句云‘远比召公，三十六年宰辅’，未得偶句。”其实是在考较对方的文才，温庭筠立刻回应：“何不云‘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书’？”在一问一答的自然交流中，体现出对联的格式与思维在文士阶层已经很是熟稔，这种相互应答的模式也为后世各逞机锋、文人斗智的对联作出了先导。《玉壶野史》载后唐进士范质曾题联对于扇面：大暑去酷吏，清风来故人。比喻精妙，其中自作自赏、自娱自乐的性质也颇能体现出当时对联创作的比较自然而普遍的状态。事实上，隋唐两代格律诗全面定型，音韵声律成熟普及，诗歌对仗手法已瑧完备，特别是律诗中的联句，本质上都是对仗精准的对联。也就是说，从创作对联的能力上看，文人们早已具有极尽丰厚的储藏，只是有没有自觉创作仅为一上一下两联的联句而已。

宋代时期，对联在文士阶层与民间大众这两大范围内都更为盛行，也更广泛地应用于社会日常生活之中，对联自身的格律规则也更具体系性。同时也有一系列标志性、开创性的事件出现。例如对联逐渐脱离桃符板，书于纸上，而且不仅限于节庆，日常当中也可相互赠答。用于祝寿和挽吊的对联也出现在宋代相关记载中，如孙奕《示儿篇》中提到：黄耕庾夫人三月十四日生，吴叔经乃为之做寿联“天边将满一轮月，世上还钟百岁人”。同时，对联也开始广泛地出现于风景名胜、庙观堂宇、宅邸书斋、庭院民居等场所，以文学及书法艺术之美来渲染和提升景致。如苏轼为广州真武庙题联：“逞披发仗剑威风，仙佛焉耳矣；有降龙伏虎手段，龟蛇云乎哉。”此外，对联艺术中有一重要种类为“集联”，即将既成的诗词文赋中或同篇或不同篇、或相连或不相连的句子摘取出来，组成意义相合、流畅有味的对联，这一成联手法也源于宋代，苏轼、王安石等人都是其中高手。

元代时期，对联文化虽然没有飞跃式的突破，但依然保持着缓慢发展，不仅在文士阶层，而且在皇室贵族、皇宫内院中都能见到对联的流行。例如据《濯缨亭笔记》载，元世祖忽必烈时期皇宫大殿的对联为：“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此联便是集王维诗句所成。元代也不乏优秀的对联作者及作品，其中尤以赵孟最为突出，如为扬州迎月楼所作对联：“春风阆苑三千客；明月扬州第一楼。”杭州灵隐寺联：“龙涧峰回，万壑松涛连海气；鹫峰云敛，千年桂月映湖光。”也是流传久远的佳作。元代散曲中的小令和套曲，文句节奏更加灵活多变，加之情绪渲染和叙事元素的增加，推动了对偶手法与内容之间更紧密的糅合互动，也间接推动了对联艺术表现力的拓展。在元杂剧中，对联成为外在形式中的一个固定环节，例如杂剧中都设有“题目正名”，以两句或四句韵语概括全剧情节。如：沉黑江明妃青冢恨，破幽梦飞燕汉宫秋。又如：安秀才花柳成花烛，赵盼儿风月救风尘。前句称为题目，后句称为正名。宋元话本中，对联常更加能动地参与到故事情节中，如《京本通俗小说》里的《碾玉观音》写崔宁吃了酒后，“正是：三杯莲叶穿心过，两朵桃花上脸来”。此外，自元曲和元杂剧始，三句成联的组合渐渐普遍起来，如“和露摘黄花，带霜烹紫蟹，煮酒烧红叶”，对联中的鼎足对，与此有直接关联。

明代是对联文化发展的高峰时期。首先，科举考试在明朝发展到新的顶峰，其核心内容是八股文写作。八股文必须严格遵循结构格式，先是“破题”；而后加以阐发，叫“承题”；再开始议论，称“起讲”；接着是“入题”，为起讲后的入手之处；以下再分“起股”“中股”“后股”和“束股”四个段落，每段中都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正反对照，合共八股，类似于骈文，要求句式、文辞、声韵、意义的严格对仗。这些都推促了对联的严密化、普及化、长度的增加以及内涵的扩充。其次，是自上而下的推广：明太祖朱元璋喜好联对，也在宫廷与民间大加倡导。对此，古代典籍和野史笔记中多有记载，如朱元璋曾作联赠予翰林学士：“国朝谋略无双士，翰苑文章第一家。”又如据陈尚古《簪云楼杂说》载：“春联之设，自明孝陵昉也。时太祖都金陵，于除夕忽传旨，公卿士庶门上须加春联一首。太祖亲微行出观，以为笑乐。”也就是说，春联深入千家万户，形成雅俗共赏的大众文化样式，与朱元璋有着重要关联。在朱元璋广推春联的过程中还流传着一则故事，当时百姓均顺应旨意张贴春联，只有一户人家没有贴联，朱元璋在巡视中发现，询问缘由，得知是一户阉猪人家，不识文墨，尚未请人来写春联。于是朱元璋亲自撰联“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不仅切合主人的职业，而且气势与意味均不俗。封建王朝最高君主对这一文学样式的酷爱和倡导，显然加速了对联的普及和繁荣。

经过唐宋元明四代的发展和积淀，对联文化在清代进入全盛的顶峰，不仅名家辈出、佳作云涌，更重要的是记述、评鉴、漫谈对联的著作，以及系统研究对联的专著开始大量出现。其中梁章钜的《楹联丛话》《古今联语汇选》《集联汇选》《楹联新话》等都是影响深远的作品。前文讲过的“无事不可入诗词”，在清代进一步发展成为“无事不可入对联”，对联文化开始真正地遍及雅俗，广布民间。

对联在清代发展到高峰的重要标志，或者说是促成高峰的一个重要根基，当属蒙学经典中关于对联格律声韵的专门作品的深度普及。明清两代出现的一系列专门指导读书人掌握对偶、对仗窍要的普及读物，有些已经成为流传数百年的经典，例如《声律启蒙》《笠翁对韵》等，学子们自童蒙时期便要求对其中内容熟习记诵、对答如流。而且，许多童蒙教材，虽不是专门讲述对联，但也大多以韵文对句的形式出现，如在当代依然耳熟能详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幼学琼林》及各篇“家训”等，都建立在广义的对偶模式之上。这些也都强力推动着对联的普及发展。而且，这些教材往往高度整合了人文历史乃至社会政治、人事经验，如同百科全书；再将这些内容融入儿童识字学文、性情陶冶、音律操练之中，对立互成的文字排列和音节韵律的上口性，又对人的吟诵和记忆都有很大助力。这也从侧面体现出对联实为一种浓缩的文学样式，具有极强的知识整合力。同时，明清两代乃至民国时期，幼学入门，也都必然要讲授声律对仗的学问，童子少年，也几乎人人都能吟诗作对、辨音识律；私塾之中，教授和考查对句，对对子，成为司空见惯的学习项目及娱乐活动。以上种种，都是促成对联在清代广泛普及的重要原因。

对联一直是中国古代小说中的重要元素，经历了话本、杂剧、戏曲的发展积淀，明清两代的小说进入全盛时期，长篇章回小说成为主流，而对联艺术始终贯穿其中。每一章回的题目、开篇语、收篇语，以至夹杂其中的各种联句，往往都是较严整的对联，用以概括情节、分隔段落、铺设悬念、抒发情志、提示后文等，其模式之影响直至今日。以古典四大名著为例：《水浒传》开篇一章的回目为“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此章结尾为“直使：宛子城中藏虎豹，蓼儿洼内聚神蛟”；《西游记》第一回回目为“灵根孕育源流出，心性修持大道生”，篇尾为“正是：鸿蒙初辟原无姓，打破顽空须悟空”；《三国演义》第二回回目为“张翼德怒鞭督邮，何国舅谋诛宦竖”，篇尾为：“正是：欲除君侧小人乱，须听朝中智士谋”；《红楼梦》第一回回目为“甄士隐梦幻识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在话本和小说中，文中常用“正是”“直使”“有分教”“当真是”等引出对联式的文句，或是引出一段糅合诗、词、赋的文辞，其中常有工巧的对偶联句。如《西游记》开篇描述傲来国花果山之胜景：“势镇汪洋，威宁瑶海。势镇汪洋，潮涌银山鱼入穴；威宁瑶海，波翻雪浪蜃离渊。木火方隅高积上，东海之处耸崇巅。丹崖怪石，削壁奇峰。丹崖上，彩凤双鸣；削壁前，麒麟独卧。峰头时听锦鸡鸣，石窟每观龙出入。林中有寿鹿仙狐，树上有灵禽玄鹤。瑶草奇花不谢，青松翠柏长春。仙桃常结果，修竹每留云。一条涧壑藤萝密，四面原堤草色新。正是百川会处擎天柱，万劫无移大地根。”又如集自“三言二拍”的《今古奇观》，更是在文中多次出现对联来概括情节、承上启下、阐发议论，如第一卷“三孝廉让产立高名”，便有多幅联句：“要知天下事，须读古人书”“报道锦衣归故里，争夸白屋出公卿”“事非干己休多管，话不投机莫强言”；还有三字的联句：“假孝廉，做官员；真孝廉，出口钱。假孝廉，据高轩；真孝廉，守茅檐。假孝廉，做田园；真孝廉，执锄镰。真为玉，假为瓦；瓦为厦，玉抛野。不宜真，只宜假。”

此外，或许是和明清市民社会文化及世情小说同步，明清两代不断涌现出立足于日常世俗生活体验的散文或语录体的杂集，如《菜根谭》《幽梦影》等。有道是“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些集子不仅有通透凝练的世事人情体悟，而且常将技巧隐于无形，让哲理深入浅出。其中内容或摘录古代诗文，或整理民间俗谚，更多的则是原创或“后期加工”式的再创作，大多采取节奏整齐的对偶联句或骈文形式，可以视作广义上的对联。这样的形式易于大众传播和记诵，这些“接地气”和可操作的至理名言及伦理指导，既能警世、喻世、醒世，又能有效帮助不同层次的人群解决为人处世和自我心理的困境，从而代代相传。

下面仅以《菜根谭》和《增广贤文》二书为例。《菜根谭》共三百六十则箴言，有意境高古的美文，如“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随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听静夜钟声，唤醒梦中之梦；观澄潭月影，窥见身外之身”“松涧边携杖独行，立处云生破衲；竹窗下枕书高卧，觉时月侵寒毡”“孤云出岫，去留一无所系；朗镜悬空，静躁两不相干”。有意味隽永的哲理，如“浓肥辛甘非真味，真味只是淡；神奇卓异非至人，至人只是常”“与人结交须带三分侠气；立身处世当存一点素心”“一苦一乐相磨练，练极而成福者，其福乃久；一疑一信相参勘，勘极而成知者，其知始真”。有彻骨惊心的警句，如“怨因德彰，故使人德我，不若德怨之两忘；仇因恩立，故使人知恩，不若恩仇之俱泯”“石火光中争长竞短，几何光阴；蜗牛角上较雌论雄，许大世界”“狐眠败砌，兔走荒台，尽是当年歌舞之地；露冷黄花，烟迷衰草，悉属旧时争战之场”。

再看《增广贤文》：开篇的几句“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知己知彼，将心比心。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便富含哲理又明白如话。其他诸如“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念念有如临敌日；心心常似过桥时”“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由俭入奢易；从奢入俭难”“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屋漏偏逢连夜雨；船慢又遇打头风”“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等等，更是高度凝缩了处世的经验教训和社会生活的本质规律，得一言而行之，便能受益终生。这种类型的联句，渐渐和蒙学教材以及家训等交叉融合起来，一上一下的联句又朗朗上口易于记诵。自明清以来，无论达官贵族还是平民大众，都在这些雅俗共赏、深入浅出、饱含处世哲理与人生智慧的联句教育下学习、实践、成长；这种教育内容又继续代代相传，成为无处不在、无时不用的文化资源，进而影响着我们传递知识与经验的模式。所以，无论是古人还是当代的我们，都不同程度地生活在“对联化”的社会文化氛围中，我们的血液中都已经不自觉地融入了对联的“基因”。

对联在当代，同样得到了高度普及，不论城镇乡村，对于对联的习俗及其基本体例，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无论舞文弄墨者还是引车卖浆者，对于对联的形态与内容，也都会喜爱并运用。在现代通信和资讯高度发达的今天，文艺创作的民间与官方、精英与大众等界限不断混融，从贴吧到QQ，从微博到微信，从“客户端”到“自媒体”，文本的短小精微化和实时性创作已成热潮，对联的制作与传播，将面对更为有利的契机和宽广的平台。

文史大师陈寅恪曾向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刘文典提出建议，力主将“对对子”的传统方法引介入大学入学的国文试题设计。理由是：对联“形式简单而涵义丰富，能够表现中国语文特性之多方面。”并且详细列举“对对子”作为考试项目的具体功能：测验应试者能否“分别虚实字及其应用”；能否“分别平仄声”；“测验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之贫富”“测练思想条理”。陈寅恪的这一理据充分的主张，在当代传统文化寻求复兴的风潮之下，也应当给予重新关注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