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 对联的历程

一 对联的初起

关于对联最早产生的时间及相关事件，众说纷纭，并无绝对之定论，目前来看得到最普遍认同的一种说法，是前文提到的五代时后蜀主孟昶所作，即《宋史·蜀世家》载：“孟昶每岁除，命学士为词，置寝门左右。末年，辛寅逊撰词，昶以其非工，自命笔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这也曾被大多数人视为最早的张贴于居室厅堂的春联。但是也很显然，倘若当时“撰词贺岁，置门左右”已经是很成熟的习俗的话，那么在此之前、在各个地方，也就一定有了很多类似的对联了。

而且，关于“第一副”对联的问题，从古至今都有不同的声音。例如据当代考古发现，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文献资料显示最早的春联或应出现于唐代，其中斯坦因第六一〇卷的抄件背面，出现了一些联语：“三阳始布，四序初开”“福延新日，庆寿无疆”“宝鸡能辟恶，瑞燕解呈祥”等等。这些联语有四言，有五言，具有很强的常用成句的意味，即经过大众口耳相传而定型的句意表达，而且显然是用于节庆之时。又如据福建《福鼎县志》载，唐代咸通年间，林嵩曾作题灵山草堂联句：“大丈夫不食唾余，时把海涛清肺腑；士君子岂依篱下，敢将台阁占山巅。”还有若干联句也在唐朝出现，如江夏王李道宗所撰对联：“深山窈窕，水深花发泄天机，未许野人问渡；远树苍凉，云起鹤翔藏妙理，惟偕骚客搜奇。”《咸宁县志》载有李邕所撰对联：“流风入座飘歌扇，瀑水侵阶溅舞衣。”从这些联句的成熟性来看，对联这种文学样式应是在一个或多个时代的整体思维文化背景下孕育而成，若按照情理推测，应在诸多地域内都有所呈现，但目前能够见到的明清之前的题联文句大多见于南方，或许是由于北方连续经历五代十国、元朝暴政等朝代更迭，战火频繁、离乱迁徙，资料损毁严重，而南方相对安定时期较长，更易于文献资料的保存。

除此之外，谭嗣同在《石菊影庐笔识》中也有新解，认为最早的对联或应始于南朝时期的刘孝绰，刘罢官不出，在宅门自题曰：“闭门罢庆吊，高卧谢公卿。”其妹又续写道：“落花扫仍合，丛兰摘复生。”谭嗣同说：“此虽似诗，而语皆骈俪，又题于门”，所以认为这是对联的开山之作。

在当代，关于对联最早起点的不同推测与争论，其实依托于一条基本规律，即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承上而启下、厚积而薄发的，对联也同样不会凭空出现，而是有着积淀、过渡直到比较准确定型的过程。从先秦两汉到魏晋隋唐，从不劳经营、率然成对，到注重对仗精确性的骈偶，直到声韵结构词类词性处处严谨的律偶，每个阶段中的对偶案例似乎都可以作为对联的起点，众说之纷争，根源也正在此。清代《声调谱》中已表示：“两句为联，四句为绝（绝句），始于六朝，原非近体。”又如王夫之认为说对联源于律诗的提法是“断头刖足，残人生理”，也就是说既不讲源流头绪，又不讲沿承发展，像砍掉人的头脚一样。所以，在对联的起点问题上有人提出南朝，有人提出魏晋，其所立足之点，都是基于对联之“对偶”这一关键特征。甚至有学者认为对联最早的原形可以追溯到“对语”这一形式，即秦汉时期的瓦当，上面一般刻有吉祥意味的对称词句，如“千秋万岁”“长乐未央”等。

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对联在文学源流之外还具有物理属性、节俗特征、题赠意义等，这若干要素的糅合，才能称为更真确的对联。由此观之，本讲开篇所提的后蜀孟昶题联于桃符板，以及唐代敦煌的吉庆联语，由它们作为最早的对联显然有更充分的合理性。因此，我们也就姑且以它们所处的隋唐五代的大时期为起点，向下梳理对联文化的简要历程。也就是说：从独立自觉文体定型的角度，从汉字音、形、义、词、句全面对仗的角度，从物理和节俗等角度综合观照，对联应是产生于隋唐五代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