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结论：生态与世界—历史想象

现在我们需要沿着迄今尚未探索过的路径作进一步探究，看一看整个地球生态内部历史社会体系的连续同步模式（Wallerstein，1980，p.159）。

笔者已经提出了三个命题，依次是本体论、方法论和历史分析方法。首先，作为奥伊寇斯的生态代表的是一个整体而非各部分的能指。这个奥伊寇斯是一种关系，带来了自然、社会这样虚构的范畴。这一现代特有的本体论实际上是在说人类从事的一些活动是社会性的，并且可以从生物物理过程中抽象出来进行分析。正因如此，笔者没有使用“混合”（hybrid）一词，因为混合化（hybridization）依赖于纯净的本质，而这并不存在。如果存在一个类似于本体论基本关系的东西，那就是人与自然的其余部分之间的关系——奥伊寇斯。人类的经验都有边界。作为世界—生态的资本主义，统一了自然生产和资本积累，成为把现代世界体系中人类经验的多样性重新解读为不可避免的社会—生态的一种手段。这源于一个范式的争论：第一，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可以通过再生产的全部条件得到最有效的诠释，而不仅仅是商品生产与交换；第二，进行这种整体考虑最有成效的方式是从资本逻辑转向资本主义的历史，然后再返回（反之亦然）。

结果表明，“自然”（无论人们如何界定它）就像资本主义一样，并非一个不变的结构。它是一个历史的结构——虽然笔者不敢肯定“结构”（structure）就是最恰当的字眼。世界体系分析已经产生了一批出色的环境研究成果。但很少有人注意把自然“加入”世界体系分析的模式和方法。目前关于自然与社会的关系如何构成现代性重现、演化与破裂的模式的研究非常少。给人的印象是，现代性塑造了环境史。然而，一个更微妙的命题更站得住脚：现代性就是环境史。对于许多人而言，自然——就像在过去以国家为中心的社会科学中——是一个干净整洁的容器，人们可以从中识别所有令人生厌的足迹（e.g. Clark and Jorgenson，2009a）。

能够告诉我们自然这一容器如何发生质的转变的研究依然寥寥无几。这就涉及了笔者所说的第二个命题，即方法论的命题，它关注社会—生态关系的边界。一旦我们承认旧容器（自然、社会）可能需要进行根本性的改造，我们就可以把现代性的世界—历史模式——如地力耗竭与森林滥伐、失业与金融崩溃——解读为一系列潜在奥伊寇斯的表现。其中一些表现在底层运作，另一些在资本积累层面运作，当然更多的是介于两者之间。许多现象似乎并未表现为社会—生态的——金融化、文化差异的产生、监狱—工业综合体。而这正是作为演绎方法的世界—生态的要点。缩小视野的方法论的选择未必是这个时代最有成效的选择，在这个时代，一种难以捉摸的金融可计算性逻辑支配了全球资本主义，并史无前例地塑造了日常生活的结构——包括鸟类、蜜蜂、虫子以及人类的“日常生活”。

另一种方法是一种部分—整体的方法，通过这种方法具体的整体性开始出现。这种方法“认为通过连续的测定移出，把连续的各个部分——它们本身就是抽象的过程——置入连续的并列，并且以这种方式形成了整体，你需要这一整体来解释和说明历史变化或经过检验的条件”（Hopkins，1982，p.147; also Marx，1973; Tomich，1990; McMichael，1990）。例如，人们可能会把新陈代谢断裂（Foster，2000）当作一种历史性的具体关系，它通过各个部分（比如资源枯竭和城市化的片段）的“连续并列”而出现，在长时段的“连续测定”中暂时保持稳定（Moore，2000a）。森林滥伐与资源枯竭只有通过这样历史性的具体关系才具有意义。换言之，历史上的自然值得纳入世界资本主义接连不断的兴起过程——本着麦克迈克尔（McMichael）论述的精髓，“无论整体或者部分都并非永久性的范畴或分析单位”（1990，p.386）。

如果历史上的自然和历史资本主义形成了一个辩证的统一，我们就可以探讨现代世界体系（作为以商品为中心的关系的母体）——通过奥伊寇斯转型和重塑。需要注意的是，商品化的逻辑是一个引力场，它的成功依靠吞并的扩大，正如其资本渗入生产一样，这就是掠夺和生产率的辩证关系（Moore，2008；2010c）。商品形式的普遍化是一个方案，可以用具体例证来说明一系列可列举的、又是临时的人类与人之外自然之间的关系。世界—生态局面的偶然性（非任意）在此就变得举足轻重，因为众多关于生态危机的过程表明这是一个外部限制。它宣称了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即人类与自然其余部分之间关系的适应和演进。因此，笔者的观点扩展了奥伊寇斯，即阿瑞基所强调的资本主义本质上的灵活性：“左翼以及右翼的主要问题之一在于，认为只有一种类型的资本主义在历史上不断地再现；然而在本质上资本主义已经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脱胎换骨了——尤其是在全球的基础上”（2009，p.92）。

关于现代世界体系中的自然—社会关系我们能不讨论同样的事情吗？（笔者提出的第三个命题：历史分析）通过早期资本主义及其科学革命产生的自然与通过以美国为首的垄断资本主义及科学管理革命产生的自然并不一样（Merchant，1980; Foster，1994）。二战后“黄金时代”的自然也不同于通过新自由主义及其方案所创造的自然——用库珀（Cooper）的妙语来说就是“作为剩余的生命”（2008）。

这里就有一种方法可以参与时下盛行的学术争论——关于社会—生态限制的争论，而无须使用新马尔萨斯主义或千禧年的概念，这种话语最近围绕石油极限和气候变化再次复兴。（两者的证据都无可否认！）说得再明确一点就是：确实存在限制。但识别、叙述和解释历史上以及当下这些限制出现的最佳方式究竟是什么？

笔者无意描绘任何单一的“最佳方式”，而是主张把作为奥伊寇斯的自然内化于世界—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和概念框架之中。笔者怀疑无论是世界—体系的视角，还是左翼生态学的视角，都不能有效地解释当前的全球危机，如果没有从红—绿理论转变为资本主义红—绿历史——超越笛卡尔鸿沟的最有效方法的创造性的对话。既然新陈代谢断裂已经在这片土地上被发现了，左翼生态学与世界—历史传统可以继续超越其自身根深蒂固的“认知断裂”（epistemic rifts）（Schneider and McMichael，2010; Moore，2011a）。

阿瑞基把时空概念化为资本主义理论中积极和内源性的因素，为这样的转变提供了可能。阿瑞基的世界—历史想象以时间与历史、空间与地理之间的张力为中心——处于资本理论与资本主义历史之间。考虑这样的张力，对于把自然看作不仅为现代性主要过程的经验性结果，而且还是关系上的组成部分，是至关重要的。把时间、空间与权力置于组织革命理论及其建构的资本积累制度中，阿瑞基为整合布罗代尔的三大社会—历史层次——资本主义、市场交换与物质生活开辟了道路。地缘政治和金融的时空配置“只是相对独立于较低层次的逻辑，而且只有在涉及其他逻辑时才能被理解”（Arrighi，1994，p.26）。只有回到“市场经济和物质生活的底层，将这一旅程中得到的知识与问题带回（资本主义）的上层”，这一张力才能解决——“如果可能的话”。

这样的努力是可能的吗？整合布罗代尔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物质生活的可能性是重要的环境研究诸多工作的前提，这一工作需要认真对待政治经济学和环境变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其挑战在于修正，而不只是简单地增加更多的解释。阿瑞基说得很对，“我们不可能一劳永逸”（1994，p.25）。

笔者解决这一难题的方法是把价值理论作为演绎方法。据此，笔者用一种抽出、并澄清的方法，在关系型框架而非笛卡尔式框架中阐明奥伊寇斯的复杂性。这使我们能通过三种方式把现代性视为世界—生态。首先，资本是“运动中的价值”，源自人类在地上的劳动以及在多层次世界市场上销售所产生的商品。这提供了一种非任意的方式，把挖土掘地（一定是当地的）与生产自然的全部细节以及整合金融交易、资源立法、农业科学和地缘政治安排（比如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等综合起来。挖土掘地和世界—生态其余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不需要以一种先验的方式来建立。相反，它们可以通过把奥伊寇斯分析为一个“自我形成的整体”而出现（McMichael，1990，p.386）。有很多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笔者发现了一种有用的“追踪”（tacking）方法，即在多个地理范围内追踪关键的变化与冲突，从身体到森林、到工厂，再到金融中心，然后再返回（e.g. Moore，2000a；2002b；2007a）。

其次，一种历史价值关系的方法强调商品的“经济等价性”与“自然独特性”之间无法消除的张力（Marx，1973，p.141）。需要再次强调的是，这些不是笛卡尔式的分类，而是一个单一过程中的有利地点。它是“追踪”的一种补充形式，作为上述地理论述的补充。如果我们把价值作为现代性的决定性的“游戏赌注”的引导（Bourdieu，1990，p.110），那么在表面上“社会的”（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新的信贷机制）和明显的“生态的”（地力耗竭、污染、森林滥伐）之间有意识地来回追踪就成为揭示其内在联系的一种手段。

最后，全球价值关系的视角开启了一种新的方式，去理解什么可以说（有争论地）是资本主义进入21世纪时决定性的矛盾——廉价粮食、能源、水、金属和（似乎）其他一切的“终结”。这又关键地转向了生产不足趋势的再现，我们已经在最后一部分探讨过。

2008年发生的事情——商品市场繁荣的通货膨胀愈演愈烈以及世界金融体系濒临崩溃——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时代的信号危机。谈到信号危机（1994），笔者支持阿瑞基的看法，指的是当资本主义的某一个阶段在提供“廉价”粮食、能源、原材料，尤其是劳动力上达到临界点的那一刻。这四类“廉价物”对于为任何一次资本积累大浪潮创造条件而言都是必不可少的（Moore，2010c）。它们廉价的程度使得这些重要商品——生态盈余的决定性形式——可以大量生产，又足够廉价的供应，从而降低了整个体系的生产成本。

有一个很好的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这样相对的便宜成为世界资本积累更新的一个周期性条件。在所有条件都相等的情况下，这些生产成本的下降有利于获得较高的收益率，原因在于劳动力成本的下降（廉价粮食对于确定再生劳动力成本至关重要），机器和投入的成本下降，或两者兼而有之。历史上，生产领域的新社会—技术创新和吞并自然无偿馈赠上的革新，都产生了劳动生产率的革命。这是连续几个世纪资本积累的基础，从早期资本主义种植园革命时期的工厂，到19世纪大型工业的崛起，再到20世纪的大规模生产体系。新自由主义时代标志着与长时段这一劳动生产率革命模式的一个历史性断裂。

在这里，笔者区分了作为资本主义一个阶段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和作为一组政策取向与制度实践的新自由主义化（neoliberalization）（Moore，2010c）。新自由主义化的制度实践和政策措施——从结构调整以适应转变的金融管理到私有化——体现了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劳动生产率增长放缓的一种经常性的无意识反应。经过30年突破瓶颈的技术创新之后，劳动生产率实现增长复苏的前景与漫长20世纪的第一阶段相比——在农业和更广泛的经济领域——变得十分渺茫（Ruttan，2002; Gordon，2010）。结果如何？在新自由主义时代，这些重要商品（能源、粮食等）的廉价较少依靠生产效率的提高，更多地依赖国家—金融的强制安排，推动了“通过剥夺的积累”过程（Harvey，2003）和“强迫性消费不足”（Araghi，2009）相互联系。

这四类“廉价物”的减少总是标志着投资机会的连续崩溃。这就是为什么积累过剩可以和作为主要危机趋势的生产过剩或生产不足共存。因此，金融扩张通常与新的和无情的吞并除人类以外的自然（资源）相一致，而这又需要新的和无情的措施来开发人（劳动力）。从历史上看，这为生产循环的恢复盈利创造了新的条件——用阿瑞基的话来说就是物质扩张。1557年之后那个世纪的“热那亚时代”即是如此（Moore，2010a； 2010b），并且新自由主义时代也是如此。与热那亚时代及其后继时代相比，具有启发意义的是，新自由主义时代没有出现生产力革命（Balakrishnann，2009; Moore，2010c）。

新自由主义的信号危机——始于2008年的北大西洋金融崩溃，并且仍在向外扩散（2010年欧元区周边国家的金融困境即说明了这一点），表明了生产不足的趋势正在死灰复燃。当前的危机主要是生产过剩，虽然持续多久仍未可知。正在进行的转变过程倾向于生产不足，由三个情况表明（Moore，2010c；2011b）：

第一，吞并极限的到来。自然的资本化已经达到了一个长时段的临界点，表明了吞并自然之无偿馈赠的机会不可逆转地减少，尤其是能源、金属和水。

第二，超级杂草（superweed）的兴起。资本通过基因—化学操作的新形式对生物物理自然的改造，正对世界农业资本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产生一连串不可预知的生物反应（超级杂草）。

第三，作为奥伊寇斯的自然的金融化。生物物理和人的再生产规则越来越多地由金融决定，而非生产资本循环。这有利于一种相关联的现象：商品价格偏高和劳动生产率逐渐停滞出现——尤其在世界农业中。

把资本主义视为“世界—生态”的视角是引导社会理论从红—绿结合转为用红—绿叙述历史资本主义及其危机的诸多可能性之一。如果这一观点具有任何吸引力，我们就应该感谢乔万尼·阿瑞基，他让我们注意到实际存在着的资本主义和我们可能创造的未来时间与空间的辩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