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不足的一般规律与自然的资本化

马克思关于生产不足的“一般规律”认为资本循环是一种社会—生态关系，虽然其实质价值必然对“自然的独特性”视而不见（1967，III，p.111; 1973，p.141）。在这一模式中，“利润率与原材料的价值成反比”（1967，III，p.111）。原材料与能源的价格越低，利润率就越高，因为不变资本不仅包括固定资本（寿命比生产周期更长的机器），也包括投入。这些投入，即在生产周期中耗尽的原材料和能源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流动资本（不要跟资本流通的货币形式混淆）。资本主义生产的活力导致了“不变资本中由固定资本组成的那部分的使用遥遥领先于由有机原料组成的那部分，以至于对这些原材料的需求远远超过了它们的供应”（ibid，pp.118—119）。这里，机器（固定资本）的“生产过剩”与原材料（流动资本）的“生产不足”构成了一种辨证的对立（Marx，1967，III，p.119）。这一规律（就像利润率的下跌趋势一样）是一种趋势与反趋势的辩证关系（a dialectic of tendencies and counter-tendencies）。（相反的倾向对于规律的运作并不是外源的）问题不在于生产过剩或生产不足，而在于这两种运动在连续的资本积累时期如何结合在一起。

自19世纪以来大都市资本已经在获取廉价投入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与廉价的煤炭推动的生产和运输效率有很大关系。矿物资本主义虽然对吞并自然的无偿馈赠功不可没，但只是缓和，并没有解决基本矛盾。马克思的生产不足理论基本上说了两件事。第一，资本寻求降低原材料（流动资本）的价值构成——相对于机器与厂房（固定资本）而言，它几何级数地扩大了商品生产的物质量。第二，资本的内在活力破坏了再生产的条件，这种条件使它能提供廉价的投入。这就是为什么吞并新边疆成为开启并维持一波又一波的资本积累的核心。

在阿瑞基的帮助下，马克思的生产不足理论可以置于资本主义奥伊寇斯的转型配置中。阿瑞基以最令人信服的方式揭示了新的资本积累的漫长世纪是如何在商业组织和领土权力中、在质的创新的基础上形成的。正如17世纪的帝国主义和大公司不等同于21世纪的帝国主义和大公司，我们应对的也不是一个结构不变的自然。有一个定量的因素值得我们仔细推敲：20世纪资源使用的指数增长曲线是一个强有力的例证（e.g. McNeill，2000; Costanza et al.，2007）。总之，资本不仅在廉价投入（定量时刻）的基础上维持着资本自身，它也彻底改变了生产的社会—生态关系（定性时刻）。霸权联盟以这种方式在相对的生态剩余上发动了一系列的“大跃进”。笔者想强调的一点是，原材料产量呈几何级数增长的累积性因素被融入带来奥伊寇斯新配置的周期性因素中。“自然”是一个随着历史而变化的范畴。工业资本主义带给我们达尔文与英国皇家植物园；新自由资本主义则带给了我们古尔德与生物技术公司。

世界生态革命带来了一个相对的生态剩余。“剩余”代表着吞并的与资本化的自然之间的空白。这一剩余成为“革命性”的，即通过吞并带来的积累在粮食、劳动力和投入的价值构成上出现了一个显著的长期的（40—60年）下降。正如资本通过雇用来自半无产者家庭的工人获益一样，在这些家庭中，决定性的收入份额来自工资关系之外（Wallerstein，1983），因此资本更倾向使用人之外自然，能够相对自主地从资本循环中实现资本的再生产。每当相对适中的资本金额动用非常巨大的使用价值时，一种大型的生态盈余就会出现。当人类占有的自然量足够大时，就减少整个体系内依赖资本循环为其提供日常和代际再生产的奥伊寇斯份额。当再生产奥伊寇斯的资本份额在其领域内显著而迅速地下降时，生态革命就发生了。这就产生了一个廉价粮食、能源和投入的“黄金时代”。这些总是涉及挖土掘地方面的技术创新，但带来全面的影响取决于体系形成中的组织革命。

我们可以看到生态盈余中的这些革命在现代性伟大的能源演变中发挥的效能：从泥炭、木炭到煤炭（18世纪50年代至19世纪50年代），再从煤炭到石油（1900—1950年）。通过这些转型实现生态剩余革命性的增加主要不是“能源投资获得能量回报”（energy returned on enery invested），而是“资本投资获得能量回报”（Moore，2011a）之一。在获取廉价能源时，资本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无需相应地增加资本密度，马克思称之为资本有机构成的增加（1967）。换言之，廉价能源能够有力地抑制利润率的下降。

在讨论下降的利润率成为世界—生态动力之前，让我们花一点时间来考虑一下资本化与对自然的吞并。资本化的自然依赖于资本循环——大致来说，就是M-C-M+或者M-M+——用于其日常与代际的再生产。对这些自然而言——包括人类，资本循环直接决定了再生产的规则。一个恰当的例子是，首先在1865年以后的美国发展起来资本密集型的家庭农场，并在二战后逐步全球化，成为绿色革命的模式。一座为乙醇精炼厂提供生产原料的爱荷华州玉米农场就是高度资本化的生物物理自然。至于高度资本化的人，也能在大都市资本积累下的无产阶级家庭中发现——这些家庭的大部分收入依赖于工资。

通过吞并实现的资本积累意味着一系列过程，籍此资本吞并奥伊寇斯，最大化劳动生产率，但无须为这些生命之网资本化再生产关系。就其核心而言，吞并很少是关于抽取机制的——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殖民地的税收、新旧形式的圈地，更多的是关于资本主义如何降低基本的生产成本：粮食、能源与原材料、劳动力。那么，吞并和资本化并不直接卷入生产中相对于劳动力的机器份额（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的技术构成）。美国中西部的资本密集型农业是通过划时代地吞并廉价的水、廉价的土地和廉价的石油而发展起来。这些占有现在即将结束（Weis，2010），因为获取这些重要投入的成本越来越接近整个体系的平均水平。成本上升的原因在于，吞并给自然强加了一种特殊的时间逻辑（temporal logic）。这一时间规则，与把大自然的空间重造紧密相连，形成各部分可以互换的仓库，通过执行“社会必要周转时间”这样的体系规则，破坏了日常和代际的再生产条件（Harvey，2001，p.327）。价值规律的时空推动力驱动资本加速获取使用价值，却以牺牲维持价值生产必要的关系之网为代价。这种时间上的革命从资本主义起源之日便出现，在快速和大规模的景观变化中表现出来——比如森林砍伐，这些变化只需几十年而非几百年的时间，就像封建主义的情况那样（Moore，2007; 2010b）。有趣的是，正如马克思在讨论工作日时谈到的（1976，pp.377—378），占有这些边疆对劳动力而言已经变得与能源、粮食和原材料一样必要。

通过减少资本化的那部分自然，并增加能够自由占有的自然份额，生态革命主要以两种方式起作用。首先，它们扩大对持续进行的生产转型有特殊意义的相对生态盈余——（比如煤炭之于蒸汽机）。其次，它们带来对大自然新的配置，正如早期资本主义“大量的（生物）分类学工作”——在林奈（Linnaeus）那里达到顶峰（Richards，2003，p.19）。这些分类的与其他象征性的革命，对于把大自然持续地重新设想为一个无偿馈赠的宝库十分关键。通过识别与量化人之外自然财富的新源泉，这些持续的、科学的、绘图的与测量的革命使世界—生态革命的关键成就得以实现：相对于资本化的自然（大自然的资本化构成）而言，吞并的自然份额增加了。通过全球性吞并减少体系范围的生产的资本化——允许自然把越来越多的赠礼附加至一个特定的单位资本，这些革命直接或间接地抑制了资本有机构成增加的趋势。这种情况发生的直接原因是原材料（流动资本）的降价，间接原因是廉价投入对固定资本的影响（比如，廉价的钢材意味着廉价的固定资本）。这样一来，这些革命就为新的一波又一波的积累创造了条件。

这种关于吞并与资本化的辩证关系可以让我们停下来，转变我们关于资本主义长波的惯常思考。实际上，资本主义的大问题不是资本化太少，而是太多。与资本主义工业与农业革命的悠久历史相关的社会—技术创新如此成功，原因在于它们极大地增加了吞并人类与除人之外自然的机会。诚然，人们在这些革命中都发现了高度资本化生产的集中，从阿姆斯特丹到曼彻斯特，再到底特律。但是，这些技术革命只有在参与那些彻底改变了世界—生态空间的帝国工程时，才具有划时代意义。这是阿瑞基强调组织革命的一个重要含义。如果只有技术动力是决定性的，那么德国可能会在19世纪晚期力压英国和美国而胜出。相反，美国垂直整合的公司依托其美洲大陆的地理优势、英国的商业和金融霸权，两相结合将德国踢出了局。

资本主义生态革命的重要逻辑因此就与资本化和吞并相结合，这样可以减少直接取决于资本循环的奥伊寇斯的份额。这一逻辑最典型的例子之一就是19世纪后半期（1846—1914年）席卷全球的铁路和轮船革命，这是英国霸权的巅峰与黄金时代（belle époque）（Headrick，1988; Arrighi，1994）。它最大的成就是通过吞并实现了积累的巨大飞跃，因为资本的钢铁触角控制了遥远的农民大军——从南亚一直到东欧，释放出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Northrup，1995; Wolf，1982）。在北美，铁路使南北战争前财产关系革命在整个美洲大陆成为现实（Page and Walker，1991; Post，1995; Moore，2002b）。资本密集型家庭农场融入国际市场，这是铁路化（railroadization）的一部分——后者使前者对土地和水的世界—历史性吞并成为可能，这经过几千年才形成（Friedmann，1978;2000）。因此，铁路化的划时代性开启了其极大增强的对大自然吞并的能力——它为廉价粮食和资源创造了条件。廉价粮食瓦解了欧洲的农民阶层，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前往北美甚至更远的地区。他们抵达后，就在工厂里工作，这些工厂在通过铁路化调动的廉价（高度吞并）能源和资源的基础上相互竞争。这就是通过时间来吞并空间——这是美国霸权上升的核心。

以这种方式重读马克思（的著述），就扩展了沃勒斯坦长期坚持的关于成本上涨与体系危机的观点（2004c）。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史上的三大运动推动了生产成本的长期上涨：第一，与无产阶级化同步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因为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家庭依赖于工资收入；第二，税收成本上升，民主化促使教育、医疗保健和其他社会方案的开支增加；第三，投入采购和废物处理的成本上升，原因在于资本耗尽了吞并自然的可能性。这些趋势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是如何受到遏制，有时甚至是逆转的呢？我们可以在新自由主义时代找到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反应——重申从穷人到富人的强制—密集的收入再分配（Klein，2007; Harvey，2005），南半球工业化（Arrighi，Silver and Brewer，2003）、金融化的时间推迟。

这些回应直接意味着生产过剩与生产不足的辩证关系。一方面，竞争驱使资本进行地理扩张，扩张至商品化程度低、可供吞并机会多的地区。即资本达到“跳级”（jump scale）的程度，它就能一举降低投入成本、提高利润率。另一方面，竞争促使个人资本通过提高资本密集度进行创新，使得相对较少的劳动力（人的本质）和相对较多的人之外自然嵌入每一个商品。这加速了对外部自然的摄取，使之成为一个呈几何级数扩张的生产过程，随着投入和劳动力成本在既定的生产区域上涨，这就加强了地域扩张的动力。通过这种方式，资本主义不断加快的生物物理与地理自然转型（对时间的征服），加入到它对吞并新边疆（对空间的征服）的贪婪需求之中。

资本密集度的上升——即马克思所说的资本有机构成的上升——对普遍利润率施加了压力。如果说空间上的扩张（吞并）代表了抑制利润率下降的一种解决办法，通过时间进行的创新（资本化）则代表了第二个解决办法。第一个因素使资源消耗之网扩展，降低了流通资本（投入）的成本；第二个因素使得更少的工人能在更短的时间里生产出更多的商品，压低可变资本（劳动力）的成本。两者都不能无限地扩大。

资本积累在一段长期低迷之后再度复兴的条件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者的回答通常会强调危机对推动创造性破坏所起的作用。这类论述有三大主题。首先是固定资本的贬值，比如当工厂倒闭时。其次是引进生产率最大化的技术创新，这些技术开发增加了开发利用率。第三是强制—密集政策的实行，这些政策在直接生产者与资本积聚者之间重新分配财富，这就是哈维所说的剥夺式的积累（Harvey， 1982，2003; Mandel，1975; McNally，2009; Walker，2000）。

在这三大主题的基础上笔者还要加上第四个。它指向流动资本（投入），但对可变资本（劳动力）也有重要影响。笔者想强调的是，通过把“第二”自然与“第一”自然（机器相对于投入）之间的矛盾以及第二自然内部的矛盾（不变资本相对于可变资本）作为一个整体，我们可以更充分地把握马克思“最重要的规律”（1973，p.748）——并从根本上拓展其解释力。笔者想说的是，有关利润率下降的论据中最致命的弱点是，过分强调不变资本的因素——只强调固定资本而忽略流动资本。

当然，关于积累危机与利润率下降之间的关系还存在着巨大的争论。出于当前的目的，笔者希望对此作出界定，并指出把资本积累的内在矛盾重新改造为动态社会—生态力量的可能性（Burkett，1999）。通过把马克思提出的“一般利润率逐渐下降”的“发展趋势”（1981，pp.318—319）视为一个历史命题——关于机器的生产过剩与投入的生产不足之间的长期关系，这些可能性可以实现。这阐明了历史资本主义长时段中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断裂点，即把生物物理失衡置于资本循环内部。如此一来，它为现代世界—生态的周期性的和累积性的危机提供了迄今可能更广泛的概念基础。

可以说自19世纪3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的技术动力已经锻造的农业—矿业复合体能够摆脱投入的生产不足的趋势吗？如果有足够的廉价能源和原材料可以调用，资本有机构成的上升势头就可以减弱；尤其是如果“资本节约型”创新与劳动节约型运动同时迅猛地开展。这不仅抑制，而且（在一段时间里）逆转了利润率下降的趋势。

类似的观点也可用于可变资本（人类的自然力）。如果有足够的廉价粮食可以供应给工人，剩余价值率就可能以一种大致类似于工资冻结和技术创新的方式增加。资本主义时代最壮观的繁荣景象是和廉价劳动力与廉价投入相结合的——想一想英国的工业化多么依赖廉价能源（煤）和廉价卡路里（糖）（Wrigley，1988; Mintz，1985）。

笔者已经指出生产不足和生产过剩是辩证结合的，我们的研究应该把重点放在它们配置的转变上。19世纪晚期的长期萧条为诸多可能性提供了一个颇有希望的例证。19世纪六七十年代——恰好是英国工业霸权的巅峰时刻，英国进口原材料的国际市场价格开始大幅上涨（Hobsbawm，1975; Rostow，1938; Mandel，1975）。当价格普遍急剧下跌时，这一通货膨胀的时刻很快就逆转了（Landes，1969）。与此同时，一股通货膨胀的暗流开始涌动。这一时代被诸如棉花、靛蓝、橡胶、棕榈油、铜、镍、铅、锡、黄麻和剑麻这类重要原料生产行业的连续（即使是一部分）减产所打断（Headrick，1996; Mandel，1975; Brockway，1979; Bukharin，1929; Magdoff，1969，pp.30—40）。这些通胀暗流是新兴工业强国——最重要的是德国和美国——的崛起所引发的。它们依然被“第二次”工业革命质的变化进一步扩大——第二次工业革命是以汽车、钢铁、石化和电气行业为前提的（Barraclough，1967，pp.45—63; Landes，1969）。

结果，生产不足的趋势被第二次工业革命抑制住了，但并未消失。在此，当我们把注意力限制在新兴工业化国家时，价值积累与投入生产之间的内在矛盾加剧。矛盾的解决是通过掠夺和提高生产力的辩证关系，这是资本主义一系列全球生态修复的特点：第一，地理区域的急剧扩大，伴随着殖民地与白人移民扩张的迅速增加；第二，“资本大量渗入原材料的生产中”，特别是在新吞并的地区（Mandel，1975，p.61）。毋庸置疑，蒸汽动力增强了资本主义机构改造空间的能力。适量的资本可以调动相对巨大的剩余能源。这使得资本能够占领新的边疆，其速度比资本的生产动力耗尽现存的资源和劳动力储备还要快。在漫长的20世纪伊始，马来西亚的橡胶和锡、智利的硝酸盐、澳大利亚的铜和黄金、加拿大的镍，全都作为生态革命的关键因素进入了世界—历史的舞台，这场生态革命比任何先前已知的革命“在速度上更快、结果上更惊人、在影响人们的生活和视野上更具革命性”（Barraclough，1967，p.44）。笔者想强调的是，重要的生态盈余的产生，是通过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工序的复合运动、生产率提高和掠夺而实现的。最先进的加拿大镍冶炼厂与马来西亚的锡厂性质是相同的，在那里有近250000中国矿工，他们“仅仅配备了铲子和简易水泵”，他们的生产满足新兴工业化国家日益增长的需求（Huff，2007，p.131.）。人们不需要用19世纪的“新帝国主义”的资源决定论观点来理解世界—生态的重组——有时是强制密集型，有时是资本密集型，这是随后漫长的一个世纪权力与进步发展轨迹的中心。

资本的世界—历史挑战是要在调整供应（供应总是在增加）和使这些供应廉价到足以扩大资本积累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增加的资本密集度倾向于调整供应，但这是通过加速某个地方的利润枯竭而做到的。资本主义一直非常善于寻找方法来克服这种基本趋势。通过资本集约化和社会技术创新，资本主义机构已经找到办法以更小的成本获取更大的利润。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不劳而获。因此，投入生产不足的反向运动就是边疆运动。从16世纪起，对生物物理富足的边疆的吞并，与廉价劳动力和充足的流动资本相结合，已经周期性地解决了潜在的矛盾。

这些周期性的解决——巩固了一波又一波的世界资本积累——通过全球生态修复的不同组合以及由生产率和掠夺构成的辩证关系得以实现。假如这种双重进程的一方衰微，整个大厦将遭到侵蚀，于是需要新的刺激。今天是否存在一个可供吞并的足够大的领域足以重振世界资本积累？

新自由主义的历史表明了前方的崎岖道路。新自由资本主义的建立是通过重返“犯罪现场”（scenes of the crime），无情地侵吞南半球长期被掠夺区域以及1989年以后落入此种境地的东欧的财富。这些侵吞并未像以前那样恢复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是积累的真正基础（Gordon，2010）。这种恢复生产率增长的失败难道不是与一种资本积累制度——以其圈占而不是生产活力显著——密切相关的吗？战后北大西洋资本主义国家的福特式“妥协”——工人们凭此部分共享了生产率提高带来的收益——在1971年之后就不可能了，因为那些收益是如此微不足道。因此，新自由主义的“阶级工程”是剥夺式资本积累（这很常见）之一，没有在生产力方面发生革命（这并不常见）（Harvey，2005; Moore，2010c，2011b）。因此，新自由主义首先是占有（taking），其次才是生产（making）。其根源在于一个特定的世界—历史矛盾：相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资本而言，吞并的机会从未如此之少，而对这种吞并的需求却空前强烈。这是理解资本主义所面临的转型的重要线索，特别当其面临长时段的边疆耗竭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