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四 崇尚节俭

日本人节约立国的风尚流传久已，在历史上留存下来的家训资料中有大量切实、具体的节俭之训，可资我们了解日本人的节俭传统。

——南开大学历史学教授 李卓

日本商人把节俭写入传统家训当中

节俭不仅是日本很多长寿企业的基因之一，而且还是很多日本商人的美德。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质朴并不等于吝啬，也不等同于守财奴。对此，日本江户中期的心学思想家石田梅岩就对节俭说出了自己的看法：“节俭非他义，是以复归初生时之质朴矣。”

在石田梅岩看来，节俭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重新回到新生婴儿时的质朴。当然，商人节俭并不是目的，而是手段。通过践行节俭，还可以培养经商之人的质朴之心。对此，石田梅岩还说到，节俭就是“用同样的东西来办完需要的三样东西的事”。

研究发现，在日本的商业历史上，最早的商人产生于镰仓幕府时期，即公元1185—1333年。随着镰仓幕府的建立，结束了日本由中央贵族掌握实际统治权的历史。而一些在贵族时代地位相对低下的武士登上了日本历史舞台，他们鄙视平安朝贵族萎靡的生活，崇尚以“忠君、节义、廉耻、勇武、坚忍”为核心的思想，结合儒学、佛教禅宗、神道，形成武士的精神支柱“武士道”。

在后来的发展中，随着兵、农的逐渐分离，到了日本室町幕府时期，其身份渐趋于固定。在日本战国时代（日本战国时期一般指日本室町幕府后期到安土桃山时代的这段历史。多数人认为日本战国始于1467年的应仁之乱；至1615年，德川家康于大坂（大坂即今日的大阪）夏之阵打败丰臣秀赖，丰臣氏灭亡，日本战国时代结束。），由于各地大名（日本古时封建制度对领主的称呼）为了增强领国的军事与经济实力，纷纷在所管辖的城堡周围建立作为其政治与经济据点的“城下町”，让武士与工商业者集中在此居住。这就造就了一批富有冒险精神的商人，这些敢于冒险的商人因此而乘机聚敛了巨额的财富。

以1336年11月7日公布的《建武式目》为标志，拉开了足利幕府的统治序幕。在其后两百多年的历史中，日本稳定的社会环境、兵农分离政策的实施，以及武士的城居，这都促进了城市的异常繁荣，同时也加速了日本商品经济的高速发展。

在日本，尽管商人仍位于“士农工商”的最底层，见图4-1，商人的身份制度并未妨碍商业本身的发展，但是由于商业的异常繁荣，这样就使得社会其他各阶层产生了强劲的购买需求，反而增强了对商品经济和商人的依赖。

据资料显示，在日本江户时代，日本商人也因此势力大增。日本商人数量约占日本总人口的5%～6%，可以说，这个时期的日本商人的确是当时日本社会中最具经济实力的阶层。

然而，由于一些日本商人赚取了巨额的财富，有些日本商人就开始忘乎所以。在此期间，有些日本商人大肆营造豪华住宅；有些日本商人大肆追求华贵衣着；有些日本商人大肆出入花街柳巷；有些日本商人大肆耽于游艺；有些日本商人大肆挥金如土……

日本贞享元年12月，即公元1684年，一个风雨交加的日子，在位于日本大阪堺筋的富二代椀屋右卫门（梳久）由于生活放荡，最终使得椀屋右卫门溺死在大川河河口。

资料记载，从27～33岁这7年期间，椀屋右卫门总是沉溺在花天酒地中，全然是一个败家子的富二代形象，直到椀屋右卫门把自己父母留下的遗产全部败光为止。

关于椀屋右卫门挥金如土的描写，其的具体情形可以从井原西鹤的《梳久一世的故事》这一作品中了解到。

刚到四月，椀屋右卫门就开始费尽心机地搜寻夏天的杨梅和秋天的柿子；还没到正月，椀屋右卫门就和妓女们玩羽子板打手球；甚至椀屋右卫门还把钱塞在两只衣袖里边走边撒，等等。可以说，椀屋右卫门的行为奢侈荒唐到了极点。

然而，椀屋右卫门的结局却非常悲惨，不仅仅是卖房卖地，在寒冷的冬天里仅仅穿一件灰色的单衣到处乞讨，在短暂的时间里就走完了椀屋右卫门身败名裂的一生。

其实，在当时的日本，像椀屋右卫门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在1728年，作为商人的三井高房就曾写过一本名为《町人考见录》的书。

在该书中记载了日本京都当时50个商人的盛衰。在该书中，三井高房还特此谈到了商人的衰亡有如下几个因素：（1）忘记商人本分；（2）奢侈浪费；（3）纵欲享乐……而这些因素导致企业倒闭的例子不胜枚举。对此，三井高房提醒其他商人说：“忘记家业终将失去家业。”

当然，像三井高房这样始终头脑清醒的商人也有很多，这些商人在严格的身份制束缚下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尽管取得了巨额的财富，但是这些商人却对来之不易的家业与家产格外的珍重。虽然这些商人在当时可谓是腰缠万贯，但是这些商人却始终以“俭约”为行为准则，甚至还把节俭写进家训当中去。

资料显示，在很多商人的家训中，当我们查阅这些家训时，随处可见家训中勤俭持家这样的最基本内容。详见表4-1。

崇尚节俭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发挥财富的作用

其实，在很多长寿企业中，都可以看到家训中关于节俭的内容。客观地讲，在当时的日本，日本商人还是最为注重实际的一个阶层。既然如此，那么这些商人在制定家训时绝对不能停留在讲道理这个层面，而是必须从实际需要出发。在很多家训中，都作了许多详细而具体的规定，其目的还是为了更好地节俭和节省开支。

从镰仓时代起，博多已经成为日本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资料显示，在日本战国时代到江户初期，日本博多地区就曾涌现了大批以海外贸易而闻名的富豪和商人。

在这些商人中，最为声名远播的要算“博多三杰”了。“博多三杰”具体是岛井宗室、神屋宗湛及大贺宗九。在博多这三位大商人中，岛井宗室、神屋宗湛是丰臣秀吉的御用商人，而大贺宗九则是服务于丰臣秀吉生前的领主黑田家。

文献显示，岛井宗室生于公元1539年，死于1615年，是活跃在日本战国末期至江户初期的一个豪商。岛井宗室利用地利之便，通过与中国明朝和朝鲜的贸易积聚了巨额的财富，就连丰臣秀吉都对岛井宗室礼让有加。

在日本永禄十一年二月，即公元1568年，岛井宗室乘船前往釜山。而岛井宗室的足迹远达位于朝鲜东北边疆咸境道的兀良哈。

当年五月，岛井宗室回到了日本博多。在日本天正元年（1573），岛井宗室开始与博多的大友宗麟开始有生意上的往来。同一时期，岛井宗室与堺的茶人兼豪商千宗易（利休）及天王寺屋道叱等成为了朋友。

在岛井宗室去世前五年，岛井宗室就曾模仿日本飞鸟时代的皇族、政治家，用明天皇第二子的圣德太子制定了十七条家训，岛井宗室为此起名为《岛井宗室遗书》。然后，赠给了继承人、养子信吉。在《岛井宗室遗书》一书十七条内容中，竟然有六条就谈到节俭，且内容非常详尽。

在家训第三条中，规定了“勿接触游艺”。在这条家训中，岛井宗室要求家族成员“一生中不得耍钱、玩双六棋等赌博类游戏。40岁前也不得习围棋、将棋、武艺、谣曲、舞蹈。……50岁前，凡野外酒宴、钓鱼、赏月、赏花等外出游览之事均要禁止”。岛井宗室作出这样的训条，其目的在于让家族成员保持一个良好的习惯，节省一切不必要的支出。

在家训第四条中，规定了“40岁之前以素质第一”。在这条家训中，岛井宗室要求家族成员“即使些细小事也不得铺张……万事尽可能节制。家具、屋宅之新购改建自不必言，品茶、剑、佩刀、服装等要力戒华美，丝毫不可有显露之意”。“衣物宜着棉服”,“居家修理要注意，加固墙壁与院墙的绳子到了腐烂的程度方可更换，不准另建屋宅”。

在家训第五条中，规定了“40岁前，不可频繁宴请客人或出席别人的宴请，款待双亲、兄弟并亲属及赴亲属之宴会，一年内一至两次即可，不可再多。尤慎夜间之宴席，即便是兄弟之邀请，也是不去为好”。

在家训第七条中，规定了“治家重于对外交际”中，有具体的勤俭持家的要求。例如，“烧火用的劈柴和烤火用炭都要自家解决，引火柴等也要自己解决。家中和后门集中的废物中，短绳头可切碎用于和泥葺屋，长的用于结绳。五分以上的木块、竹块收集起来洗净，用作烧柴。五分、三分大小的纸片也要收起来，以作再生纸的原料。”在这条家训中，岛井宗室要求家族成员物尽其用，不要浪费一丝一毫。

在家训第八条中，规定了“购物须知”。例如，“小到薪炭，二、三分长的小杂鱼，大到去街上河边购物、买木材，也要主人亲自前往，尽量划价再买，并将物价牢记在心。以后，不管谁再去购买，坐在家中就可知其贵贱，如此可防被佣人欺骗”。“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是柴、炭、油，尤以柴为要。用量依烧柴方法不同而大有差异。一天中烧饭用多少，做汤用多少，主人要大体知其量，并按其量交于女佣，于是一个月能用多少就知其大概了。”“薪柴之类，生木与朽木都不好用，要买干柴。与劈柴相比，树枝和木块好用，茅草比树枝更好用。”在这条家训中，岛井宗室要求一家之长对家中的所有支出必须要心中有数，不仅要了解市场行情，而且还要掌握自家的具体用量。

在家训第十条中，规定了“节约伙食费”。例如，“朝夕饭米每人一年定为一石八斗，如杂以蔬菜与大麦食之，则一石三斗、四斗足矣”。“要做糠味噌、五斗味噌食之，每天将味噌研碎，让其充分出汁，其糟粕中入盐，用萝卜、黄瓜、茄子、冬瓜、大葱等蔬菜的皮屑腌制咸菜，给佣人们早晚下饭。”“米价腾贵时，要吃菜粥。若喝菜粥，首先主人也要吃。如果一点也不吃，就要想想下人的感受。万事都要如此留心，我们的父母过去就是这样做的，我们在年轻的时候也与佣人吃同样的饭菜。”在这条家训中，岛井宗室已经把家训制定得非常具体，不仅把饮食标准降到最低限度，同时还强调主人要与佣人吃同样的饭菜。

在《岛井宗室遗书》这本家训中，岛井宗室已经把吃饭穿衣居家生活等方面都作了如此的精打细算，可以说，《岛井宗室遗书》是一本近乎吝啬的节俭训诫，很难让人将它与岛井宗室的豪商身份联系起来。但是，岛井宗室制定的家训——《岛井宗室遗书》非常适用，因此，许许多多的商人参照《岛井宗室遗书》，同时也在家训中制定了不少关于勤俭持家的训诫。见表4-2。

当然，表4-2中的家训只不过是日本长寿企业中的沧海一粟。其实这样的家训多如牛毛。

商人滨口主要以生产酱油为业，滨口在制定家训时，做了如下的规定：“家虽富有也要安于棉服蔬食”;“裁缝之事一切必家内自办，绝不可委托他人”;“除家长外，吃饭时不可使用茶碗”。

在滨口家族的家训中，按照滨口家族的家训，暖身安于棉衣，饱腹甘于素食就可以了。当然，为了起到带头作用，甚至连家长也不许搞特殊。

在“除家长外，吃饭时不可使用茶碗”这条家训中，主要是因为茶碗是陶瓷制作的，容易破碎。为了减少茶碗破碎这项支出，滨口家族的代代成员都必须遵守滨口当初制定的这一训诫。除了家长可以使用茶碗以外，滨口家庭所有成员，包括其雇员都只能使用耐用的木碗吃饭、喝茶。

在滨口家族的家训中，区区一个小小的饭碗，滨口都予以了足够的重视，并将其写进了家训中，不仅反映了当时日本商人节俭度日的良苦用心，而且还体现了节俭为企业的基业长青和永续经营打下了基础。

可以说，正是由于滨口的这种节俭精神，创办于1645年的企业才能延续368年而不辍，至今发展成为日本生产YAMASA酱油的著名调味料与药品制造企业。

在上述这个案例中不难看出，崇尚节俭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发挥财富的作用。在中国商业历史上，许许多多的商人也同样重视家训，在很多商人的家训中，也把节俭的内容写进其中。但是中国的家训多是原则性的教导，很难从中找出对居家生活、日常用度做出具体约束和精打细算的安排。日本的商人处于四民之末，无法与社会制度抗争，为了延续家业，只能严于律己。商人通过家训要求自己过俭朴而有秩序的近乎禁欲的生活，西方学者评价这种生活“极像早期的新教主义”。商人的节俭思想是由根深蒂固的家业观念产生出的经济伦理，由于明治维新后的近代企业家有很多是从近世商人中成长起来的，所以，商人的节俭观对日本的资本积累与近代企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积极影响。

众所周知，历史发展有其普遍性规律，但个性化特征是最主要的。封建等级制度在中世纪的西欧和日本都存在，它们对社会进步均有阻碍性的一面，但阻碍程度大不相同。在人身依附关系上，西欧封建等级制度比之日本更弱；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上，西欧封建等级制度比之日本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因此，商人把节俭写进家训里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不过这也间接地促进了日本长寿企业的发展和传承。

日本近代富豪家宪中的节俭

在研究日本长寿企业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许许多多日本长寿企业的经营者们都非常注重节俭，而且还把节俭写入各自的家训当中，作为下一代企业经营者的经营指南。

反观日本的商业历史，一些富有冒险精神的日本商人迅速积累了巨额的财富。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一些日本商人尽管成为富豪，拥有巨额资产，却继承了近世武士与商人的节俭传统，这些日本商人仍然谆谆告诫其家人要保持节俭的传统美德。见表4-3。

在表4-3中列举的只不过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当我们查阅日本商业历史的相关记载时，许许多多的日本近代富豪在节俭问题上更是惊人的一致，有的还成为企业经营者参考的范本。这其中，安田财阀的创始人安田善次郎就是一个代表。

安田善次郎生于1838年，死于1921年。安田善次郎和许多经营者一样，都曾当过丁稚（学徒），而安田善次郎却当了六年学徒。

安田善次郎在创业伊始，可以说是赤手空拳，白手起家。然而，安田善次郎却在日本幕末维新的混乱局面之中，敏锐地觉察到兑换的潜力，从而从事金融兑换业，这就使得安田善次郎迅速地积累了巨额财富。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安田善次郎就问鼎四大财阀之一的地位。

巨额财富的增加，并未影响安田善次郎的价值观。安田善次郎终身躬行勤勉与俭约，常常以“勤俭堂松翁”谦称。即使安田善次郎成为日本当时的财界大亨之后，安田善次郎同样过着节俭的生活。

例如，安田善次郎在乘坐火车外出旅游时，安田善次郎一般都会选择坐普通的车厢。安田善次郎在银行工作时，经常与银行员工一起在食堂用餐。每当祝仪、庆典之时，安田善次郎也强调必须尽量要节省经费。

在日常的家庭生活中，安田善次郎更是通过家训阐释了节俭的明细。在家训中，安田善次郎制定了如下规定：在家庭所有成员中，不管家长、夫人，还是孩子，家庭成员每人每年的生活费都必须按照预算进行开销，家庭成员每人的生活支出绝不能超出预算。

不仅如此，安田善次郎在指导员工的工作中同样重视节俭。安田善次郎倡导的“勤俭储蓄谈”思想还被作为安田银行员工的座右铭。其中说道：“提到勤俭储蓄，有人认为仅是节约蓄钱，实则不然。所谓勤俭，乃勤勉节约之意，换言之，乃‘勤于业务，节省冗费’之谓也。勤为积极之语，进取也；俭乃消极之语，保守也，是故二者相辅始见其效。余教诸子曰：勤则俭生，俭则勤生。”

安田善次郎的做法遭到了一些人的批评，有些人说安田善次郎简直就是一个“吝啬汉”。而安田善次郎却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尽管拥有巨额的财富，但仍需坚持钱财该省则省、该花就花的准则。

安田善次郎在生活方面厉行节俭，然而在慈善事业方面却非常热心，安田善次郎还捐资兴建了著名的东京大学安田讲堂和日比谷公会堂。

在日本，节俭同样成为美德，不仅安田善次郎注重节俭，地主相泽菊太郎也同样注重节俭。在《一个明治人的生活史》一书中，就介绍了一个日本明治时期神奈川县高座郡的地主相泽菊太郎的节俭故事。

相泽菊太郎是日本明治时期神奈川县高座郡的地主。尽管相泽菊太郎较为富裕，但是相泽菊太郎却过着节俭的普通生活。

让邻居对相泽菊太郎称道之处，主要有两点：第一，相泽菊太郎从19岁开始，直到他96岁去世的前十天，相泽菊太郎写了长达78年的日记，所写的日记一日不落；第二，相泽菊太郎从1892年开始到1957年，每天都详细记载全家的财务收支情况，他给继承者留下了长达66年的《金银出入账》。

不管是写日记，还是记账，相泽菊太郎选用的纸，要么就是利用报纸夹带广告的背面，要么就是不用的账簿，这些纸张都被相泽菊太郎整整齐齐地装订成日记本。仅这一点，足以窥其相泽菊太郎的细致与节俭。

众所周知，对于非常多的日本商人而言，做到节俭并不容易，因为能否真正地做到节俭，一家之长的表率作用非常关键。在日本很多商人中，一些商人在家训中对家长的行为还制定了严苛的规定。见表4-4。

客观地讲，对于任何一个日本商人而言，特别是巨额财富的商人而言，家长在节俭方面的自我约束行为是非常重要的，一旦家长都没有做好以身作则的表率，那么其富二代，富三代就会把节俭忘掉，真正地成为该企业的掘墓人。

在日本，关西富豪鸿池家以发明清酒而闻名四方。然而，鸿池家为了贯彻家长能坚持节俭的生活作风，于是就对家长做了严格限制奢侈浪费的规定。

然而，在某一天，作为第十代家长鸿池善右卫门，却独自一人驾着马车到了日本大阪当时较为繁华的商业区心斋桥。由于鸿池善右卫门平时很少到繁华的商业区，不久鸿池善右卫门就被路旁一家店头摆设的商品给吸引住了。于是鸿池善右卫门就走进了一家商店，购买了一些自己非常看重的商品。在结账时，鸿池善右卫门才发现购买了共计350元的商品，而鸿池善右卫门随身携带的现金才区区30余元。

按鸿池家族的规定，鸿池家族所有成员每月的零用钱非常少，即使是鸿池的家长也不例外。

于是，鸿池善右卫门只好和店家商定让店家事后到鸿池府上去取余下的320元。当鸿池善右卫门回家后没多久，店家就用车载着鸿池善右卫门所购买商品，并将其送到鸿池府邸，同时请求鸿池善右卫门付款。

让鸿池善右卫门没有想到的是，付款遭到账房管家的严正拒绝。账房管家的理由是：“鸿池家从祖上就制定了极其严格的家法，即使是家长买了用于游玩的商品，如果超过规定的额度，也决不能付款。”

遭到拒绝后的鸿池善右卫门仍然心存侥幸，他还是希望账房管家付账，结果是任凭鸿池善右卫门如何哀求，可账房管家就是不答应支付货款，鸿池善右卫门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店家把送到家的商品又装上车拉了回去。

在这个案例中，作为家长的鸿池善右卫门也必须受到家训的约束，但是由于在后来，鸿池善右卫门仍然不思进取，整日沉湎于俳句与风流韵事之中，不仅影响了鸿池的家业经营，也损害了鸿池善右卫门自身的身体健康。

鸿池家族经过慎重考虑，集体作出决定，让鸿池善右卫门隐居。同时还在尔后制定的《鸿池家宪法》中，特此规定“如果蔑视家名或损害了家产，可依据誓约书之明文，废除家长之名义，并使其退身”。

从鸿池善右卫门被隐居不难看出，对于任何一个家族而言，一家之兴亡在于子孙，只有积极进取的子孙才能富过三代，因为人是延续家业的根本。因此，在日本，特别是一些经商发达的商人，足够重视子女的教育，总是以家训告诫家族成员奉行节俭，其目的是让节俭之风代代相传。

涩泽荣一被誉为“日本近代实业界之父”，尽管涩泽荣一是日本明治和大正时期的大实业家，然而，涩泽荣一却在1891年亲自制定了《涩泽家家训》。

在该家训中，制定了如下规定：“勤与俭乃创业之良图，守成之基础，应坚守之，不骄不怠”；冠婚葬祭的仪式招待等事，应力避华美之风，而依其身份质素从之。

“凡子弟幼少之时，要使其知世间之艰苦，养成独立生存精神，且男子外出时尽量步行，以保障其身体的健康。

“子弟达十岁以上，虽可给予少量金钱作零花钱，但要严格按其身份定其额，以此唤起其对生计的关注。不可让子弟读下流书籍，接触鄙猥之事物，也不得接近艺伎艺人。

“凡男子至成年之前，要与成人区别对待，衣着必穿棉服，器具类以质素为主，唯女子外出或接待客人时方可穿绢织衣物。”

在《涩泽家家训》中，除了要注重节俭之训外，涩泽荣一还制定基于“子弟教育关系到同族家道之盛衰，故同族之父母尤要慎重待之，教育之事不可忽视”的认识，专设“教育子弟之法”，其中有多条涉及节俭。例如：子弟满八岁，男孩应停用保姆而代以严正之监督者。

在日本，提及涩泽荣一，可是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是日本明治和大正时期的大实业家，被称为“日本企业之父”。创立了日本第一国立银行，一生参与近500家企业的创立与经营，是近代日本杰出的、不可多得的企业家。

尽管涩泽荣一既是巨额财富的创造者，还是财富的拥有者，然而让读者想不到的是，涩泽荣一一生非常注重节俭，而且还能俭约传家，可以说是教子有方，堪称日本近代富豪的楷模。不仅如此，涩泽荣一撰写的《涩泽家家训》在日本商界广受好评，该家训在近代日本家宪中颇具典型性、影响力及实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