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俄罗斯中产阶层演变的轨迹

娜塔莉亚·迪霍诺娃（N. E. Tikhonova）、卡拉瓦伊（A. V. Karavay）

俄罗斯社会的中产阶层问题是俄罗斯乃至国外学者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这很自然，因为一方面，中产阶层承担了许多非常重要的社会职能（如维持社会和经济的稳定、提供高素质的劳动力、为高度创新性的商品和服务创造需求，等等）；而另一方面，相较于其他社会群体，中产阶层是在人类历史长河的近期才出现于世界各地且经历了高度动态性的发展。特别是在俄罗斯，其作为一个特定社会阶层，直到20世纪末才悄然出现。

通常来讲，中产阶层在世界范围的出现与向后工业化的发展阶段的过渡密不可分。这一转变导致了那些被划分为既不富有也不贫穷的人在数量上的急剧上升。日益密集、复杂和大规模的生产需要越来越多的高技能工人，主要是工程师和管理人员。教育和医疗系统的发展增加了教师、医生的数量。随着国家机器的不断壮大，许多服务需要提供者具备很高的专业技能，因此服务业的发展也促成了中产阶层规模的扩大。正是诸多客观过程的积累（不仅仅是物质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导致了中产阶层在战后的欧洲和北美国家崛起。类似的趋势也出现在了苏联以及其后的俄罗斯。同时，由于俄罗斯在总体上落后于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这很自然地影响到了中产阶层的增长率及其结构的具体特征。

中产阶层在不同国家中相对短暂的历史及其高度的多样性有可能是学者们对中产阶层的界定还没有一个共同看法的真正原因。俄罗斯社会学家在10年前开始对是否将某些个人或家庭视为中产阶层展开了积极的讨论，且讨论至今还在持续。国外学者已经对此讨论了近一个世纪。我们可以挑选出几个主要运用于当代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来确定中产阶层的性质。

第一种认为中产阶层的研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问题。因此，在此方法中为中产阶层设定标准时，重点关注的是个人的社会认同和心理特征，这些是对人们的自我认知及其社会和政治的行为最有影响力的因素。换句话说，这种方法通常是在人们自视为中产阶层成员或中间阶层人群这一自我认同的基础上去定义中产阶层。所以，它可以被称为主观的方法。这种主观的方法被普遍地认为具有诸多启发式的明显的局限性，因为主观的自我评价高度依赖于易发生快速变化的经济环境和政治环境。尽管如此，我们会在适当的时候在本文中偶尔使用中产阶层这一“主观性”概念。

第二种方法基于某个人所拥有的、可由他自由支配且可获得收入的资源的数量、类型和结构的具体特征。根据这种方法，这些特征定义了不同的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这使我们可以将它看作基于资源的方法。尽管这种基于资源的方法有着许多的优点，然而在实际应用时，它却产生了一个重要的方法论问题。这种方法会使中产阶层“分裂”：作为一个综合和整体的研究对象，中产阶层会在其成员所拥有的具体资源的基础上因分裂成若干子群体而消亡。此外，在20世纪上半叶，研究人员将中产阶层划分为“旧中产阶层”（小业主）和“新中产阶层”（高素质人力资本的拥有者）；而在后期，“新”的中产阶层又经历了进一步的细分——被划分为专业人士和半专业人士，即拥有不同人力资本素质的人。而后，又对创意工人和其他类型的“白领”做出了一个区分。此外，还要特别注意的是，中产阶层的这一定义并非就投资回报而就事论事，这意味着中产阶层甚至可以包括最贫穷的人：就像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在俄罗斯的那样，许多在政府工作的人虽拥有高素质的人力资本但收入却极低。这种不一致的现象表明，基于资源的方法在整体的启发式能力上存在严重的局限性，这也就是我们不会在研究中使用它的原因。

第三种定义中产阶层的方法基于对作为一个主要以高消费水平为特征的大规模社会群体的认知。由此，对中产阶层的定义所依据的便是人均收入和/或拥有某些昂贵物品等诸如此类的标准。这种可以被称为经济的方法，其受到了经济学家以及专门从事经济社会学研究的学者的青睐。完全可以这么说，这是世界银行在对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描述的分析评论中用来定义中产阶层的策略。其专门研发的方法假设，以平价购买力（PPP）计算，2005年的人均收入的标准是每天10美元。许多外国研究学者也使用了相同的标准来定义中产阶层（伯索尔、格雷汉姆、佩蒂纳托，2000；卡迪纳斯、哈拉斯、赫纳奥，2011；哈拉斯，2010；洛佩斯 -卡尔瓦、奥尔蒂斯 -华雷斯，2014；迈耶、桑切斯-帕拉莫，2014；皮尤研究中心，2015；等等）。与此同时，基于最低收入门槛定义中产阶层的其他西方学者则使用了不同的数字，而这些数字从基于平价购买力的2美元到世界银行所建议的10美元不等。

几乎所有凭借这种方法来定义中产阶层的研究人员（与用来定义穷人的绝对方法如出一辙的这种方法也可以被视为绝对的，因为它依赖于某些绝对的、预先确定的数字）都将其工作重心置于发展中或后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一领域中也有某些例外，其中就包括了许多将注意力聚焦于对全球中产阶层进行分析或者对不同国家的中产阶层在收入分层体制中的地位进行分析的著作，也就是说，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国家仍在发展之中（米拉诺维奇、伊萨基，2002；哈拉斯，2010；皮尤研究中心，2015；等等）。还有，使用绝对法来定义“经济的”中产阶层的作者的另一个重要的典型研究模式是倾向于把中产阶层划分为若干个子群体，而不是将其视为一个单一的实体。在大多数情况下，遵循纵向收入分层的逻辑，有代表中产阶层较低阶层和较高阶层的两个子群体。然而，中产阶层有时也可以被划分为三个子群体，而这可归因于不同的学者使用不同的术语。

除绝对方法以外，还有另一种基于收入来定义中产阶层的方法，即使用收入水平来定义中产阶层的相对方法。在此种情况下，中产阶层的收入标准要依照这个国家特定收入分配的具体特征而定。在某些情况下，根据这一方法定义中产阶层采用五分位数法 [例如，中产阶层可被视为收入分层五分位数法中3个中间的五分位数（巴罗，2000；伊斯特利，2001）]。此外，有些作者基于生存水平（贫困线）来定义中产阶层，并将一个特殊的乘数应用其中。例如，罗斯使用了下列阈值：中低收入阶层=生存水平×1.5；真正的中产阶层=生存水平×2.5；中高收入阶层=生存水平×5（罗斯，2016）。

在大多数情况下，全国收入分配的中值在定义中产阶层的相对方法中被加以使用。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的研究者对于中产阶层标准与中值的关系究竟如何有不同的观点；也就是说，中产阶层的下限标准通常被设定为收入的中值× 0.6至收入的中值× 0.75。中产阶层的较低阶层和较高阶层之间的划分一般被设定为收入中值× 1.25至收入的中值× 1.5。当数字超过了收入的中值 ×2时，研究者（阿特金森、布兰多里尼，2013；格拉巴、弗里克，2008；等等）一致认为这属于高收入水平（要了解更多的专门从事定义中产阶层的相对方法研究的主要作者，参见阿尼金、勒兹妮娜、马瑞娃、斯罗博登尤克、迪霍诺娃，2016）。这种基于中值的相对方法正是当我们要在本章中试图识别俄罗斯和中国的中产阶层时所采用的方法。我们将中产阶层的上限标准设定为收入的中值× 2；考虑到俄罗斯、中国的中间收入或中等收入的水平相对较低，其下限标准被设定为收入的中值× 0.75。

我们上述定义中产阶层的观点理论和方法论途径的多样性不足为奇：不同社会收入分配的具体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社会类型以及这个国家在文明类型和迈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所取得的进步。因此，从一个社会到另一个社会，以上方面可能会迥异。所以，当我们为中产阶层设定收入标准时，了解这个特殊社会正处在什么样的发展阶段至关重要。表1-2-1罗列了俄罗斯和中国的一些统计数据，而这可能会使我们可以，至少是粗略地回答这个问题。

正如我们从表1-2-1中所看到的那样，就描述社会整体的所有基本数字而言，虽然中国先前远远地落在了后面，但是在过去的25年里取得了飞跃式的发展，在大部分的领域中，中国离俄罗斯越来越近。尽管如此，俄罗斯和中国的收入分配模式在一些方面继续存在差异，这主要是由后者遭受前工业化的农村贫困的困扰以及两者在农村人口（在发展中国家，其收入传统上就比城市人口的收入要低）数量上的巨大差异造成的。

当谈及这些国家的主要发展变化时，我们必须提到在过去的25～30年里在收入差距方面所发生的诸多变化。许多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经合组织、联合国等，长期以来一直在评估这些变化。联合国大学（UNU）的一个研究部门通过许多渠道将相关数据加以汇总，从而建构了国际基尼系数数据库。这个数据库关于某些国家的信息可以追溯至20世纪初。相关数据表明，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包括俄罗斯和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在收入不平等方面已有所上升。例如，在俄罗斯，基尼系数在1991年达到了31.2%，在2012年达到了41.6%。在中国，这一数字从1991年的27.4%上升至2012年的33.9%。而在美国，这一数字在同一期间从38.2%增至43.3%。在基尼系数呈现一种总体上升趋势的背景下，斯堪的纳维亚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在挪威，同一个时期的基尼系数从29.7%下降到了24.2%，尽管这种稳步的下降只是在2004年才开始（基点为31.5%）。

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FSSS）在全国各地进行了收入不平等的年度监测。FSSS的数据（见图1-2-1）显示，从1995年到2007年，俄罗斯在收入不平等方面有了明显的上升，这一态势只是在过去的10年里才有所缓和。尽管如此，2015年第一个收入十分位数仍超过了10%的最贫困人口的收入的15.7倍，而在1995年，这一差距却较小（13.5倍）。此外，基尼系数也比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数字高出了2.6个百分点——这相当惊人，要知道俄罗斯早在1995年就已经实施了自由化改革。

尽管俄罗斯和中国之间有差异，然而包括收入分层特征在内的社会总体环境在过去10年间所发生的变化使得这两个国家在各个群体（那些经常参与社会学调查的人）的收入不平等的主要特征和关键指标方面更加相似（表1-2-2）。当对俄罗斯和中国的“经济的”中产阶层进行比较时，这些相似之处使我们可以凭借收入方法的相对版本而获取数据。虽然绝对方法已被证明不适用于定义和分析俄罗斯和中国的中产阶层，但是，如果我们参考国际社会调查项目（ISSP，涵盖了包括俄罗斯和中国在内的50个国家）的数据①，便会发现其中的中产阶层（由绝对方法定义的）早在2012年就已经覆盖了85.9%的俄罗斯人和50.6%的中国人（阿尼金、勒兹妮娜、马瑞娃、斯洛博登尤克、迪霍诺娃，2016）。到了2016年，这些数字在两国都有所增加，其中俄罗斯的数字高达90%（迪霍诺娃，2017）。中国也在向类似的方向发展。

当我们运用基于平均收入的相对方法对俄罗斯和中国的中产阶层进行比较时，要牢记于心的是，这两个中产阶层不仅在生活质量上存在差距，而且在职业、住所等要素构成上也有所不同，因为两国在总体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上还存在很大的差异。当我们评价俄罗斯“经济的”中产阶层时，我们必须牢记，同中国一样，收入不平等的特点是其显著差异取决于人们所处的地区。例如，在2015年12月，基尼系数在俄罗斯各地的波动从特维尔州的33.9%到秋明州的42.9%；此外，在83个地区中，有72个地区的基尼系数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一半地区的基尼系数没有超过37.5%。在人口稠密的地区，只有莫斯科与其他地区存在较大的差距：与全国平均水平的41.2%相比，其基尼系数在2015年12月达到了43.2%（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如果我们使用全国的平均收入作为计算基础的话，那么就需要考虑这些差异，因为基尼系数高首先说明了中产阶层相对较低的社会地位（十分位系数反映了与最贫穷人口群体相关的不平等的具体特征）。因此，虽然中产阶层的收入在不同地区相似，但这种表面上的相似性可能掩盖中产阶层在实际福祉和社会经济地位上所存在的显著差异。

也就是说，俄罗斯各地区不仅在收入不平等的分布上而且在绝对收入——包括平均收入、生存水平（贫困线）以及与收入分层直接相关的许多其他参数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因此，收入不平等的内部区域特征与人口收入水平的区域间差异相交叠。这个复杂的参数系统塑造了俄罗斯每一地区收入分层的真实模型。这些模型对当地的中产阶层产生了一个实质性的影响。我们不会过于关注中等收入阶层的区域差别，只考虑俄罗斯中产阶层的总体情况。我们只限于向读者指出俄罗斯中产阶层的区域化差异及其多样性。

现在，我们再次将视角转向在其他人口中定义“经济的”中产阶层这一问题。我们将中产阶层的标准设定为人均月收入的中值× 0.75（下限标准）至中值×2（上限标准）。这使我们可以基于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在2016年秋进行的监测调查的数据来定义一个社会结构的模型，在此模型中，低收入群体占到了俄罗斯总人口的35%，中等收入群体占到了总人口的58%，而高收入群体占到了总人口的7%。

当我们将目光转向基于收入的方法考察中产阶层规模的动态变化时，我们发现，这些数字在过去的20年里发生了显著的波动。更确切地讲，每一次经济危机都导致了中产阶层规模暂时性的萎缩，其中，不利影响最大的是1998～1999年的那次危机。而在经济稳定的时期，中产阶层经历了持续的增长。在过去的20年里，中产阶层规模变化的总体趋势一向是积极的（图1-2-2）。

鉴于中产阶层的收入差异达3倍之多（从收入分配的平均值× 0.75至平均值×2），为了进一步的分析，我们将中产阶层划分为两个子群体。第一个子群体——人均收入从平均值× 0.76至平均值× 1.25，可被称为下层的中产阶层，其在整体上代表了这个国家人们的生活质量。第二个子群体——人均收入从平均值× 1.26至平均值× 2，可被视为“经济的”中产阶层，也就是说，与大多数人相比，他们的生活相对富裕，其生活水平是大多数俄罗斯人所渴求的生活水平。很明显，至少在过去的20年里，前者在俄罗斯的中产阶层中一直占据着主导的地位（图1-2-3）。

然而，根据收入水平的平均值来审视中产阶层的动态变化，不能脱离平均值本身的诸多变化，其原因主要在于，对过去20年俄罗斯人的人均收入的分析表明，这些变化是相当明显的：从1997年至2015年，俄罗斯人名义上的收入的中值增加了34倍（从400卢布增加到了14000卢布）。从俄罗斯人的实际收入并考虑累积的通胀水平看，人均收入的中值的实际增加虽然少，但仍相当可观，超过了2倍（从1997年的400卢布增至1244卢布）。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在过去的20年里，俄罗斯经历了两个平行的过程，这直接影响到了国家的社会结构。一方面，中等收入阶层在内的所有社会群体的收入水平都发生了变化，而且是快速的变化。这很自然地影响了中产阶层的消费水平。另一方面，在俄罗斯社会结构的整体模式中不同社会群体的比例发生了改变，其中包括了不同群体的比例变化以及群体成员的“历史背景”的改变。社会地位变化所带来的相关风险对属于不同群体和不同阶层的人而言是不同的。例如，在过去的几年里，当群体人数从2008～2009年危机前的顶峰（18%）滑落至2016年的7%（在参与大众调查的人群中）时高收入群体所面临的最大的风险是特权的丧失。

至于中产阶层，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调查数据显示，其规模在49% ～65%波动，而这取决于经济的状况。很明显，中产阶层人数在过去的十年里一直在增张，主要是由于有着高收入的人“滑落至”这一群体，而在2008年经济危机以前，这种增张常常是源于中低阶层向中高阶层转变，以及相应的低收入群体进入中低阶层。2014～2016年经济危机期间，高收入群体部分地过渡到中高阶层的趋势被后者部分地“滑落至”中低阶层的趋势所弥补。这意味着，最富裕的俄罗斯群体的幸福感在过去的8～10年有了某种程度的下降。

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收入相对较低的俄罗斯人一切都好：他们所遭受的困扰是缺乏稳定性，而非持续的“滑落”。这是收入占到全国收入规模26% ～35%的群体的最典型特征。基于不同的经济状况，这一群体不停地转换于不同收入阶层之间，被迫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生活方式中来回切换。

在对定义中产阶层的主观方法和基于资源的方法进行阐述之后，我们对经济的方法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它是在本书中所使用的主要方法。我们概述了俄罗斯中产阶层在过去20年演变的路径。社会学为定义中产阶层还提供了第四种方法。第四种方法基于应用定义的标准。这种与社会学新韦伯主义学派传统一脉相承并且可被称为多维标准的方法颇受从事中产阶层研究的俄罗斯学者和其他国家学者的青睐。尽管如此，在当今，研究人员对什么类型的专业性职业或什么样的教育水平可以作为中产阶层的界定标准还没有一个完全一致的意见。

这种方法定义中产阶层采用以下的标准和阈值参数：

——教育程度（不低于中等专业教育/职业学院）；

——职业地位，意味着非体力的劳动；

——物质幸福（月收入的平均值不应低于人均月收入的中值，或个人所拥有的耐用消费品的数量不低于整体人口所拥有的平均数量）；

——自我认同（对个人社会地位的整体自我评价应为10分制的4分及以上）。

我们应该注意到，就业人口要达到所有的4项标准才能被列为中产阶层；至于非就业人口，中产阶层地位的确定基于是否达到了上述4个标准中的3个，其中的职业地位不被考虑。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像上述那样被划分为中产阶层的绝大多数的非就业人员仍具有中产阶层典型的特征：他们要么曾拥有这些地位（有着高学历的退休人员），要么将在未来拥有它们（大学生）。

正如数据所揭示的那样，在俄罗斯，这一定义中的中产阶层数量在2000～2010年经历了相当大的增张。然而，中产阶层爆棚式的增长（从29%增至42%）发生在2013之前；后来，中产阶层的队伍趋于稳定，达到了总体人口的40%以上（图1-2-4）。即使2014～2016年的经济危机严重地冲击了俄罗斯中产阶层，也并没有降低中产阶层人口所占的比例。

无论中产阶层被如何诠释，俄罗斯中产阶层的规模在过去15年里毫无疑问地有了增长。尽管如此，在经济和新韦伯主义意义上定义的中产阶层在规模上差距较大。经济危机也似乎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这两种中产阶层。此外，他们的职业构成也有所不同。例如，很大比例（约1/3）的基于收入定义的中产阶层由蓝领工人组成，而根据多维标准的定义，他们则被排除在中产阶层之外。在多维标准定义的中产阶层中，某些个别成员的家庭人均收入可能表明要将这些人归类为低收入群体部分。如果我们看看各种定义中的俄罗斯中产阶层规模的比例，便可以得出结论：在2015年秋，30%的俄罗斯人根据上述的这两种定义可以被称为中产阶层，而26%的人则无论如何也不属于中产阶层，6%的人的收入高于上限标准（收入的中值× 2），而剩下的38%的人可以被定义为“经济的”或“多维标准”的中产阶层。

如前所述，考虑到后一个群体令人生畏的规模，当我们分析一些问题，尤其是与中产阶层的就业和认同相关的问题时，使用这两种方法来定义中产阶层更合情合理。然而，由于“中产阶层”这一术语的使用在不同语境中会混乱，我们决定在分析中使用两个不同的术语：第一个是“中等收入群体”（MIG），是根据经济的方法对被定义为中产阶层的人的描述；第二个是“中产阶层”，是根据多维标准的方法对中产阶层的定义。相应地，下层的“经济的”中产阶层被命名为“中低收入群体”（有时会被缩写为LMIG），而上层的“经济的”中产阶层被称为“中高收入群体”（UMIG）。

对“经济的”中产阶层的发展路径这一问题进行研究，要注意的是，在过去20年中，中高收入群体和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水平与收入已经发生了诸多的改变，尽管两者之间的差异依然明显。尽管过去的20年俄罗斯中等收入人口中的这两个子群体在生活水平方面有了显著的变化，可各自的“关键里程碑”却不大相同。中低收入群体在对1998～1999年和2008～2009年的经济危机有痛苦回应之后，终于在2010年后开始展现他们对物质生活的些许满意。无论如何，正是在那个时候对物质生活的有利或不利的回应的比例的变化才开始变得平缓（图1-2-6）。然而，这种相对的稳定并未持续下去，新的危机在2014年底再次导致了负面评价的激增。尽管如此，这两条曲线在2016年再次靠拢（图1-2-6），这让我们期待中低收入群体的物质生活的改善趋势（这也是2010年后的典型特征）会在不久的将来再次发生。

就中高收入群体而言，他们的物质生活在1998～1999年经济危机期间遭受明显的下降之后，情况开始逐渐好转，2007年，这一群体对他们的物质生活的好的评价开始超过了不好的评价。虽然2008～2009年的经济危机一度使负面趋势占据主导地位，但在经济危机结束之后，积极的趋势又迅速地出现了。尽管中等收入群体对物质生活的好和不好的回应的比例有暂时性的负面现象，但2014～2016年的危机并没有对他们物质生活的总体满意度造成损害（图1-2-6）。

俄罗斯“经济的”中产阶层的这两个子群体迥然不同的经历也在他们看待未来的方式上得到了反映。在2014年达到峰值之后，对未来持积极看法的人的比例连续两年在中高收入群体中维持在30%左右，在中低收入群体中则为20%。对未来持怀疑态度的所占比例较少，且在2016年显示出了明显的改变趋势（表1-2-3）。

中产阶层对他们的物质生活在总体上表示满意，具有相对稳定的预期，中等收入阶层的两个子群体都自视为中产阶层（尽管这二者之间存在很多的差异），他们中多达1/4的人就中产阶层在某方面的相关问题表示，他们在不同的程度上可以说“这就是我们”。来自中等收入群体的每五个人中只有一个人表示了对中产阶层一贯的自我认同；同样数量的人认为自己属于工人阶级。不过，考虑到蓝领工人的数量超过了中等收入群体人数的1/3，这也就不足为奇。

让我们总结一下，不同收入群体的区别是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统计学家共同关注的传统研究课题。这个问题与俄罗斯有着特别的关联：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俄罗斯的收入分层模型经历了至少两次令人瞩目的变化，这被清晰地体现在基尼系数、十分位系数、收入的平均数和中值等的动态的变化上。尤其要注意的是，所有俄罗斯人的收入在20世纪90年代首次出现了下降，然后在2000年以后几年和2010年以后收入有了不同程度的增长。由于这些发展，俄罗斯人的生活水平过渡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而这也对中等收入群体产生了影响。

无论俄罗斯不同地区的收入分层模型存在何种显著的差异，当进行国际比较时，我们还是使用了在整体上对俄罗斯进行描述的数字。就进行国际比较而言，最佳的指标是收入的中值。国外社会学在传统上对中产阶层（收入在中值× 0.75和中值× 2之间，而后被划分为两个或三个子群体）的定义也适用于俄罗斯。因此，它也是我们所采用的。

当按照这种方法定义中产阶层时，俄罗斯有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群体：截至2016年底，它包括了全国成年人口的57%。尽管这明显低于2014年初的数字（在2014～2016年的经济危机之前，中产阶层的比例曾达到了全国人口的近2/3），但仍相当可观。不过，在我们选择定义“经济的”中产阶层的方法时，动态的变化显示，受最近危机的影响，几乎10%的、生活水平曾达到了全国平均水平的俄罗斯人的生活水平下降了，他们不仅要削减开支而且要改变生活方式。然而，到了2016年底，情况开始有了好转。这让我们有理由相信中产阶层在过去20年的持续发展的趋势将很快得以恢复（尽管偶尔会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

用其他的方法对“经济的”中产阶层和中产阶层所进行的比较表明，不管它是如何被定义的，俄罗斯的中产阶层是一个庞大且不断增长的社会群体，虽然由不同的理论所描述的中产阶层在微观层面并非完全一致。如果我们观察一下根据新韦伯主义传统定义的多维标准的中产阶层，并且将它与“经济的”中产阶层相比对，会发现前者的规模比后者的规模要小得多（2016年秋，只有44%的俄罗斯人可以被描述为中产阶层，而57%的俄罗斯人可被描述为中等收入群体）。这两个群体是重叠的，而不是包含的（其“重叠带”涵盖了所有俄罗斯人的30%）。

反过来说，“经济的”和“主观的”中产阶层并非泾渭分明。这源于一个事实，即俄罗斯中等收入群体中很大的一部分（约35%）是蓝领工人。这一群体的人们具有模糊的阶层认同。此外，中产阶层的特有概念对于俄罗斯来说相对较新，因为属于中产阶层的大多数人过去常常被描述为“知识分子”（创意工人、学术界人士、工科毕业生，等等）。这也是为什么俄罗斯中产阶层实际上并不具有很强的自我认同的原因。

上述的全部事实再次证实，作为俄罗斯社会结构中的一个独立的、具有较大规模的社会群体，中产阶层的形成过程虽还未完成但发展相对顺畅。鉴于“经济的”中产阶层在商品、金融和其他市场所具有的代表性以及其在稳定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环境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值得特别和仔细地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