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等收入群体的就业与工作

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就业结构

范雷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构建“橄榄形”社会结构以拉动内需促进消费升级、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已成基本共识。而在中等收入群体的巩固和扩大过程中，就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一方面是因为就业为中等收入群体的发展提供了最主要的收入来源。目前我国居民人均收入中，与就业相关的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仍占有很高比例。据《中国统计年鉴》计算，2015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56.7%为工资性收入，18%为经营性收入，7.9%为财产性收入，17.4%为转移性收入。尽管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党的十八大报告也提出要“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但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对于大多数居民家庭而言，与就业相关的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仍将是其收入的最主要来源。而另一方面，特定时期、特定地区的经济结构、经济增长方式等因素也通过就业结构塑造着该时期、该地区中等收入群体的基本构成和主要特征。美国在18世纪就已形成以农场主、小业主、小商人等为主体的农业社会中等收入群体的社会结构。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工薪收入为主的企业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白领群体崛起，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的主体。而在后工业时代，白领与蓝领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部分蓝领因收入水平的提高而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下层。因此，从就业结构视角分析中等收入群体构成，将有助于深入了解这一群体的发展、演变过程中的阶段性特点。

所谓就业结构是指不同就业人口之间及其在总就业人口中的比例关系，它表明了劳动力资源的配置状况或变化特征。由于就业结构与个人收入而非家庭人均收入直接相关，因此本章拟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持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06～2015年数据为基础，以受访者个人收入相对指标 [即将个人年总收入等于中位值的0.75倍及以下的人群定义为低收入群体，将个人年总收入高于中位值的0.75倍但是低于中位值2倍（包括2倍）的人群定义为中等收入群体，将个人年总收入高于中位值2倍的人群定义为高收入群体] 作为划分标准，从就业结构角度对我国现阶段中等收入群体的状况加以描述和分析。

技术的快速进步和全球化影响的日益加深不仅使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空间距离得以缩短，即时性和共时性的相互影响更深，而且也使其各自既有的发展节奏面临冲突、挑战，甚至风险。戴维·哈维在《后现代的状况》一书中将这一现象称为“时空压缩”。景天魁将“时空压缩”概念运用于中国社会转型过程，并对其进行了再定义。他认为“站在发达国家立场观察全球化过程的人看到的是时空伸延的一面，而它的另一面——站在发展中国家立场理解全球化过程——是时空压缩”，后发国家须以较短的时间经历发达国家在较长时间走过的历程，因此其“传统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压缩在同一个时空之中”；但对于后发国家而言，这一“时空压缩”也具有二重性，即后发国家在以“后发优势”学习、追赶的同时，也存在易受发达国家压制的“后发劣势”（景天魁，1999, 2015）。

对于“时空压缩”背景下我国社会结构、社会阶层的发展、演变特征，学者们进行了较为广泛的研究。陆学艺以“几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来形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他认为：“中国社会结构真正发生历史性变化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并经历了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初步形成，但相对于经济结构，当前的社会结构大约滞后15年。”（陆学艺，2010）王建平通过对比中西方中产阶层发展路径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是外源现代化，其社会转型是一种经过“时空压缩”的骤变式社会变迁，因而中国中产阶层的产生、发展、构成及特征都表现出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同。中国把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变迁路线集成压缩起来，于是社会职业结构的变化就表现为新旧中产阶层职业的共生并存（王建平，2007）。张翼则将我国中产阶层发展与全球正在进行中的后工业化、网络化相结合，认为当前中国的社会发展是“压缩式超越性现代化”，即中产化、后工业化、网络化同构的社会发展。在将“时空压缩”理解为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与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集中体现的同时，也有学者把我国现阶段的变革因素纳入其中，以凸显当前我国“时空压缩”背景下社会变迁的复杂性。张宛丽认为我国存在的体制分割、地区分割在“时空压缩”的急剧变迁形态下使得新中产阶层的构成具有多元分割的突出特征（张宛丽，2007）。总之，学者们将当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产生、演变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以及城镇化、网络化、体制转轨等相结合，表明我国面临的“时空压缩”改变了以往中等收入群体产生、演变的循序规则，从而表现出其特殊性和复杂性。

从就业结构看，当前我国社会结构变迁过程中表现出下列特征。

一 我国现代型社会阶层结构随经济结构转型初步形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结构转型，我国在短时间内经历了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近年来，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为完善经济结构、保持经济中高速发展、保障就业、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发挥了积极作用。从就业的产业结构看，据统计，我国第一、二、三产业就业比重从1978年的70.5∶17.3∶12.2发展到2015年末的28.4∶29.0∶42.4，实现了就业结构由传统农业型向现代型的转变。而在就业的职业结构方面，从国家统计局调查数据和CSS历年调查数据可以发现，自1990年以来我国职业结构和社会阶层结构发生明显变化。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在就业结构中的比例不断下降，由1990年的70.69%下降为2015年的34.4%；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生产工人、运输工人和有关人员等群体的比例有所上升；而商业工作人员、服务业工作人员群体增加的比例最大，由1990年的5.41%增加到2015年的21.9%。这表明现阶段我国现代型社会阶层结构初步形成并正逐渐趋向合理（见表2-1-1）。

但相对于经济结构的快速转型，我国社会结构的转型依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滞后性。首先，目前我国农村人口仍占据大多数，因此农村人口中等收入群体比例的提高对于我国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而对应于第一产业的产值，第一产业就业人员规模依然过大，其劳动生产率依然较低。加之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速放缓，三、四线城市发展迟滞、农民工外出务工增速下降而回流规模增加，这有可能导致农村隐性失业问题的显性化，造成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放缓，进而影响我国就业的职业结构和社会阶层结构的进一步优化，使社会阶层结构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减速。其次，从发达国家和地区就业的产业结构演变看，普遍存在随着经济水平提高，劳动力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再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的发展路径。但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就业的产业结构发展看，这一就业的产业结构转型特征并不明显，劳动力由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产业的过程尚未完全展开，便出现第一产业劳动力迅速转向第三产业，甚至可以说两者同步进行的情况。从CSS数据可以看出，生产工人和商业服务业人员中农民工所占比例，2006年分别为57.7%和45.2%, 2008年分别为66.2%和48.1%, 2011年分别为74.5%和62.9%, 2013年分别为82.9%和70.8%, 2015年分别为81.4%和68.3%。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第二产业的充分发展，加速了劳动力成本优势的终结，就长期而言也不利于农村人口中等收入群体比例的持续提高和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进一步扩大。

二 我国现阶段中等收入群体职业构成的多源性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我国社会阶层分化日益明显，中等收入群体初具规模。以个人年收入相对标准划分，目前就业者中低收入群体占45.8%，中等收入群体占30.1%，高收入群体占24.1%。而从就业的职业结构看，各类职业群体中均有不同比例的成员进入中等收入群体或高收入群体。这表明在“时空压缩”背景下，经济结构的快速转型和社会阶层结构的快速分化，使每个职业群体均获得了不同的发展机遇，从而表现出现阶段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职业构成的多源性。

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商业营销人员和普通办事人员构成的白领阶层作为工业化、现代化的产物，成为通常意义上的中等收入群体或中产阶层。良好的受教育水平、较高且稳定的工资收入、良好的职业声望使其成为人们向往的对象和商业营销的消费符号。而就我国目前的白领阶层构成看，除了上述优势外，“体制内”特征也成为其重要的表现。CSS数据显示，56.9%的白领在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任职，34.5%的白领在私营企业任职，其余白领则在三资企业、民办事业单位等任职。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并非完全由市场转型或现代化进程塑造我国现阶段的白领阶层，而是由制度保障的“体制内”精英构成了其主体。

由一线制造业、服务业中拥有较高技术能力或兼具管理职能的工人构成的灰领阶层也以较高比例进入中等收入或高收入群体。尽管目前对于灰领阶层的界定缺乏共识，但出于后工业时期技术进步和管理提升的需要，低端白领与技术蓝领的融合已成为现实。有学者认为，从市场定位来看，灰领阶层的收入水平较低，社会上偏重学历的传统观念导致灰领阶层的市场地位不高，而市场的供不应求将会提升灰领阶层的收入水平和经济地位（陈千雪，2008）。就我国目前的就业市场情况看，职业教育尤其是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滞后导致高水平技术工人长期短缺，这已成为结构性问题。因此，后工业时期需求造成的灰领阶层稀缺，使其成为现阶段中等收入或高收入群体的一部分。

商业、服务业、工业建筑业蓝领群体中有80%左右的人进入中等收入群体或高收入群体。近年来我国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公布的数据，自2006年以来我国平均工资水平增幅超过1倍，2014年中国大陆地区正常月薪平均数达到685美元；而据中国信息化百人会与咨询公司德勤联合发布的《2016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自2005年起的10年间，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了5倍。从CSS数据看，从2007年到2014年，商业、服务业和工业建筑业蓝领群体平均年收入分别增长2.3倍、1.5倍和3.8倍，分别达到49302元、35112元和36197元。我国2012年首次出现劳动年龄人口净减少，2011年以来农民工总量增速持续回落，加之城市生活成本不断上升，加速了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商业、服务业和工业建筑业蓝领群体收入的增长。

在各类群体中，农民阶层进入中等收入或高收入群体的比例最低，77%仍为低收入群体。仅就种植业而言，农民阶层进入中等收入或高收入群体的主要因素是通过土地流转而实现规模化经营。2015年的CSS数据显示，中等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农民家庭实际耕种面积平均分别为12.5亩和13亩，而低收入群体农民家庭则平均为7.1亩。与2013年的调查数据相比，2015年中等收入或高收入群体的农民家庭实际经营规模均有较大提升。

将60～69岁老年人就业单列并非将其作为单独阶层，而是为了突出老龄化背景下现阶段我国就业领域的新现象。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镇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就业率经历了逐步下行的过程。从历次人口普查情况看，我国城镇老年人就业率在1990年、2000年和2010年分别为17%、10.1%和6.7%。但近年来，我国城镇老年人口就业率呈现回升态势。CSS历次数据显示，2006年、2008年、2011年、2013年和2015年，我国城镇60～69岁老年人口就业率分别为9.5%、10.4%、8.9%、18.8% 和17.5%。在经济增速下行预期加大、基本养老保险替代率下降和子女对老人的代际经济支持能力减弱甚至需要老人“反哺”子女的背景下，原有造成城镇老年人口就业意愿下降的因素发生趋势性转变，这导致城镇老年人口的就业意愿上升，就业率提高。老龄人口再就业对于中等收入群体的意义在于其在巩固自身收入的群体地位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着家庭收入的群体地位。2015年全国城镇60～69岁老年人中，无业人员退休金年收入平均为24061元，再就业人员年收入平均为34192元，这一老年群体再就业平均可以获得相当于42.1%退休金的收入。

从以上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现阶段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或高收入群体的职业构成具有多源性，即每一职业进入中等或高收入群体均有其自身逻辑，包括白领的“体制性”因素、灰领的后工业化过程中的稀缺因素、蓝领的工业化过程中劳动力短缺因素、种植业农民的规模化经营因素，以及老年再就业人口的养老金补偿因素，因此“时空压缩”背景下中等收入群体或高收入群体的职业构成的多源性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现阶段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异质性。

三 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未来发展的脆弱性

尽管目前我国现代型社会阶层结构初步形成，中等收入群体也初具规模，但今后发展仍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等收入群体仍处于就业的不稳定状态。就业的稳定性是通常意义上判定中等或高收入群体的主要标准之一，同时也是这一群体保持稳定发展的基础。因为一个被寄予“社会稳定器”期望的群体，其自身首先应当是相对稳定的。但在调查中，75%的高收入群体表示自己在未来六个月内不可能失业，而中等收入群体的这一比例为61.9%，低收入群体的这一比例为50.9%；从职业结构看，白领阶层的这一比例为81%，灰领阶层为67.3%，商业蓝领为66.8%，服务业蓝领为61.2%，制造业、建筑业蓝领为51.4%。可见，除高收入群体和白领外，其他群体对未来职业的稳定性均表现出较大担忧。

第二，从就业形式看，中等收入群体非正规就业比例较高，劳动权益难以得到保障。为扩大就业、缓解就业压力，各国均把实施灵活就业（又称非正规就业）作为解决就业问题的举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为解决劳动力供给过剩和下岗失业问题，将非正规就业作为积极就业政策的重要举措之一。由于大量农民工流动务工，长期以来我国的非正规就业比例大致占就业者的50%。从调查结果看，2015年白领阶层中非正规就业比例为16.2%，灰领阶层为37.3%，商业蓝领为52.2%，服务业蓝领为58.2%，制造业、建筑业蓝领为63.4%；从中等收入群体看，46.3%属于非正规就业。相对于正规就业，非正规就业在社会保障、劳动保障及就业质量等方面均表现出社会保障程度低、劳动合同签约率低、工作时间较长等问题。

第三，从工作满意度看，晋升机会缺乏成为中等收入群体工作满意度最低的方面。在调查中，我们从多个方面询问受访者对于目前非农工作的满意度。以10分为满分，结果显示，中等收入群体对于单位人际关系满意度均在7分以上，对工作安全性、工作环境、个人能力发挥的满意度均在6分以上，对收入待遇满意度在5分以上，而对晋升机会的满意度则在5分以下。因此对于中等收入群体甚至部分高收入群体而言，就业仅仅是获得收入的渠道，而非向上流动的渠道。

因此，对于现阶段我国的中等收入群体而言，较大的失业担忧、较高比例的非正规就业和较少的晋升机会构成了其未来发展的脆弱性和不确定性。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收入的提升掩盖了未来发展的脆弱性；而当经济增速下行时，这一脆弱性便可能显现。事实上，即使在发达国家，人们在将中等收入群体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同时，也对这一群体在面临诸多压力时所表现出的脆弱性表示担忧。对于中国初生的中等收入群体，其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依然较大。

针对目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状况，今后的着力点首先在农村。就我国农村人口比例依然较高、农民在低收入群体中所占比例较高、农民工成为蓝领阶层主体等现状而言，首先，提高农村中等收入群体比例对我国总体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应在积极推进农业规模经营的同时，加快城镇化进程，以有效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并促进其市民化。其次，应进一步完善劳动力市场，积极促进就业，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提高就业质量，以增强中等收入群体的安全感、稳定性。最后，应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推进教育公平，发展职业教育，加强在职培训和成人教育，不断提高劳动者素质，以适应我国工业化程度不断提高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需要，并由此形成以知识、技术为核心，以专业化职业发展为基础，具有有序社会流动机制的中等收入群体发展路径。同时，对于我国老龄化社会的严峻现实，应在提高老龄人口养老保障水平的同时，加快出台有关老年人再就业的法律法规，以巩固中等收入群体发展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