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国家的现代化与拉丁美洲文化

曾昭耀

内容提要：拉美的现代化和拉美文化都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演进的。拉美的文化经历了一个从依附性自由主义到自主性民族-民众主义再被迫回归依附性新自由主义的历程。与此相适应，拉美国家的现代化也经历了一个从依附性现代化到自主性进口替代工业化再被迫回归依附性现代化的过程。历史证明，自由主义文化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是一种扩张力和掠夺力，而对于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工业化）来说，则主要是一种阻滞力。为了实现现代化，后发国家必须牢固确立一种自主的、科学的、颠扑不破的意识形态共识，构建一个由先进的思想、正确的道路选择与强有力的政治领导相结合的文化软实力体系，建设文化强国，抵制文化霸权主义；只有这样才能逐步争得国际秩序的民主化，独立自主地引进和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持续不断地提高社会生产力，从而实现国家的现代化。

关键词：拉美现代化 拉美文化 依附性自由主义 自主性民族-民众主义 依附性新自由主义

 

近20年来，文化问题已成为国内外学界的热门话题。之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西方战略家散布骇人听闻的“文明冲突论”，还因为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时代，文化问题的确已成为和平与发展这两大时代主题的一个共同的、越来越重要的问题，自然也成为深化拉美现代化问题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

一 拉美文化的历史变迁

文化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文化，就其广义来说，系指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仅指精神活动及其产品（观念形态的文化）。本文所说的文化是狭义的文化，特别是同现代化指导思想密切相关的拉美精神文化和意识形态，包括政治文化和经济文化。

拉美文化是一种极富历史底蕴和地区特色的文化。沧海桑田，在地理大发现以来的5个多世纪中，原来的拉美土著文化已经发生了许多历史性的变化。

15世纪末16世纪初，拉美土著文化发生了所谓与伊比利亚文化“相遇”的惊天事变，史称“地理大发现”，从而开始了拉美近代文明的“初创”时期。但是，这个时期拉丁美洲文化与欧洲文化的所谓“相遇”其实并不是一种平等的关系，而是一种被征服与征服的关系，印第安古文明开始了为期3个世纪之久的、在“剑与火”的残酷搏斗中被伊比利亚文明征服的进程。

拉美的现代化发源于19世纪初期的独立革命。独立革命所产生的拉美各国的宪法就是这一历史变迁的佐证。但是，这些宪法条文所体现的政治文化，反映的只是17、18世纪欧洲先进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它们在拉美的诞生并不符合拉美自身文化演变的逻辑，实际上它只是拉美土生白人统治集团在欧洲列强实力平衡发生变化（西班牙的霸权地位被英法所取代）的情况下而紧急采取的一种身份调整的产物。虽然这种变革对拉美社会的改造并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但它在拉美的文化发展史上则是一个划时代的变化，它是在欧洲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影响下所发生的盎格鲁-撒克逊文明、法兰西文明和美国文明对拉丁美洲西班牙殖民主义文明的强有力的“撞击”，导致了拉丁美洲新文明的开始发育。然而，我们应该看到，这个时期拉美文化与欧美文化的所谓“撞击”也是不平等的，它是一个盎格鲁-撒克逊文化霸权取代西班牙文化霸权的进程，其结果并不是扎根于本土文化基础上的、新生的拉美独立文化的诞生，而是拉美的统治文化由西班牙文化倒向了欧美文化；它不但否定了自己的印第安古文明根基，而且连自己的另一个根基——伊比利亚文明，也一并推倒。所以，在这个时期，拉美的思想文化阵地虽然已经为当时的欧美先进文化（自由思想和共和思想）所占领，并在拉美独立革命和独立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发挥着理论旗帜的作用，但它并不是独立的、拉美自己的文化，而是一种在拉美没有根基、脱离拉美社会经济实际的思想文化。这种思想文化除了被当地权贵们利用来充当自己争权夺利的幌子之外，对拉美社会的改造并没有发挥多少实际的作用；真正发挥作用的还是当地的那些传统势力——考迪罗和卡西克们。所以，这种文化给当时的拉美带来的并不是社会的进步，而是一个为期数十年之久的分裂和动荡时期，史称“考迪罗主义时代”。

19世纪末，实证主义传入拉丁美洲，成为拉美的主流文化。实证主义实际上就是当时流行的现代化学说。该学说企图要落后国家的精英们相信，如果不实行“西化”，便只有灭亡。19世纪末期巴西、墨西哥等拉美国家的早期现代化便是在实证主义的启发下开始的。但是，同前一个时期一样，实证主义文化也只是欧洲国家政治、经济的反映，是欧洲国家对外经济、政治扩张需要的产物，是为满足欧洲列强的政治经济需要服务的；它不是拉美国家自己的、独立的思想文化，而是拉美的一种依附性经济自由主义文化。

1910年爆发的墨西哥革命，是拉美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也是拉美文化变迁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拉美独立后，不断遭受西方国家的压迫、侵略和掠夺。19世纪末，拉美人民开始有了民族、民主觉醒的可喜变化，欧洲也开始有了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和革命运动。1910年墨西哥革命就是这一变化长期酝酿的结果。影响所及，拉美开始产生了革命民族主义文化和民众主义文化，并逐步形成拉美国家的独立的民族性格，开始探索新的经济发展道路和政治发展道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世界范围内兴起了民族解放运动高潮，第三世界崛起，拉美国家在进行现代化建设和发展民族经济的过程中逐渐磨炼出了自己的求独立、求发展的民族文化性格，并提出了自己的现代化理论——依附论和自主性进口替代工业化（现代化）战略。但是，这个朝气蓬勃的历史阶段只维持了30年左右，20世纪70年代以后，特别是80年代债务危机爆发后，拉美国家又在中心霸权国家发起的空前规模的意识形态攻势中败下阵来，不得不服从中心霸权国家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统治，接受美国“华盛顿共识”所提出的新自由主义文化思想，再一次陷于文化依附的地位。

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的时期是美国独霸天下、西方文化霸权势力最得势的时期。在这个时期，西方文化霸权势力加强了对拉美依附理论、结构主义理论、经济民族主义以及民众主义的批判和围剿，全力向拉美输出以“华盛顿共识”为纲领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理论，全力推行西方的政治文化，推行西方的代议制民主政治。在这种形势下，拉丁美洲各国无论在经济文化方面、政治文化方面，还是思想文化方面都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拉美相当多国家的政权都呈现出了一种明显的、强制推行依附性新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倾向。

总之，拉美文化在经历了500多年的历史演变之后，形成了一种由印、欧、非等各种文化相互撞击和相互混合而成的，被称为“梅斯蒂索文化”的新型文化。这种文化既不同于印、欧、非文化，又不失印、欧、非文化的印痕；既处于资本主义世界文化体系的边缘，却又有一部分西方文明的根基。拉美文化虽然不乏浪漫主义精神，但由于其游移不定的立场和变化无常的表现，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是一种脆弱的、缺乏独立文明之伟力的文化。大概由于这个原因，亨廷顿将其称为西方文明之“次文明”（subcivilizaciónes），深刻揭示了该文化的依附性特征。

二 拉美文化变迁对拉美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上述拉美文化的历史变迁对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影响是巨大的。

独立革命时期和独立初期，新生的拉美国家从欧洲引进当时的资产阶级政治文化，目的是想通过政治西化的道路，建立强大的民主共和国。但是，这时期的拉美各国还没有形成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欧美政治文化的种子在拉美并没有发芽、成长的土壤，活跃在拉美政治舞台上的都是一些只会为自己谋取权力和利益的、大大小小的地方考迪罗和卡西克。因此，西班牙殖民统治一垮台，他们便在“自由、民主”的旗号下，投入了争权夺利的内战，使拉美陷于国土分裂、政治混乱、民生凋敝的可悲局面。这时候，正值第一次工业革命后半期，本来这是拉美国家的一个大好的发展机遇，但由于拉美处于长期的分裂和内战之中，也就错过了这一次发展机遇，被排除在世界第一次现代化浪潮之外，沦落为欧美发达国家的边缘，拉美国家同中心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急剧增大。以墨西哥和美国的经济数据为例，1820年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只是墨西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1.69倍，而到1870年，这个差距已上升至3.46倍。

19世纪末，拉美国家开始进入早期现代化进程。在这个时期，由于拉美各国统治者所信奉的是欧洲的实证主义文化思想以及西方的“种族优越论”“文化优越论”等理论，他们一般都推行经济自由主义、政治专制主义和种族主义政策，而这些文化和政策都是当时西方殖民主义者进行殖民扩张和殖民侵略的工具。因此，当时拉美国家的所谓现代化并不是本来意义的拉美国家自主的现代化（工业化），而是按中心发达国家的需要推行的一种依附性的、半殖民地性质的“出口飞地现代化”；尽管经济增长的数量指标大大地提高了，但它们同中心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也随之增大。再以墨西哥和美国的经济数据为例，1870年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墨西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3.46倍，到1913年，这个差距已上升至3.62倍。尤有甚者，由于实行半殖民地的压迫政策，拉美各国国内的阶级矛盾、种族矛盾以及国际上同霸权国家的民族矛盾便一齐激化起来，爆发了以墨西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代表的一系列民族民主革命和民族民主运动，拉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也就因此而断裂。

在1910～1940年墨西哥革命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革命民族主义文化和民众主义文化时期，拉美的工业化运动曾经蓬勃发展，墨西哥和巴西甚至还创造了经济奇迹，达到了中等工业化水平。但是，自西方霸权国家掀起反凯恩斯主义运动和利用拉美债务危机强制在拉美推行新自由主义文化之后，拉美的现代化进程又一次被迫中止，工业化进程陷入断裂，功亏一篑。此后，拉美经济陷入了空前严重的危机，在拉美经济史上出现了“失去的十年”和“失去的五年”，拉美国家同中心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又因此进一步扩大。譬如，1973年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墨西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3.96倍，不到20年，这个差距急剧地增至4.22倍。与此同时，拉美社会也出现了空前严重的两极分化。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美国在拉美竭力推行新自由主义文化，拉美的工业化（现代化）已不被解释为一种进步，而是遭到批判性的分析；同质发展的概念已被抛弃，拉美的经济陷入停滞，进入了一个“去工业化”的时期。新自由主义文化和政策的推行加剧了社会的阶级分化，拉美成了世界上经济最困难、社会最不公平的地区，20%最贫穷人口的收入同20%最富有人口的收入差距平均达到了10～15倍（在工业化国家这个差距只有6倍）, 10%的最富有家庭占有了拉美收入总额的40%，46%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22%的人口处于赤贫状态。拉美60%的经济自立人口存在就业问题。相对于世界经济来说，拉美的经济情况越来越恶化，与世界市场有联系的大城市中的城市上层阶级，它们实际上只是“贫困海洋中的现代性小岛”。拉美再一次面临政治紊乱的难题。所以，21世纪伊始，拉美就爆发了一系列社会运动，强烈要求结束新自由主义文化。

三 几点初步的思考结论

1．自哥伦布开始地理大发现之后，世界便逐步形成一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是一个中心—外围结构的、由富裕中心统治和控制贫困外围的世界体系。中心—外围结构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内在需要，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应有之义，任何后发国家的现代化都无法摆脱这个体系而孤立地进行。拉美国家就是在这个体系之内开始其现代化努力的。这是我们分析问题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2．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世界上实际存在着两种类型的现代化和两种类型的文化。两种类型的现代化就是中心国家的自主性内源资本主义现代化和边缘国家的被动性追赶型现代化；两种类型的文化就是中心国家的外向型扩张主义文化和边缘国家的防卫性民族-民众主义文化。在中心国家现代化的历史上，都有一个相当长的、对其他地区和其他国家实行殖民统治的时期。中心国家从殖民统治榨取得来的财富给它们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增强了它们的发展能力；它们是“通过其内部能力同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统治和新殖民主义统治的结合而获得其目前的发展水平”的。边缘国家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那里，到处都可以看到“不断扩张的资本主义制度所强加的依附”，看到“在跨国公司的协助下，由高度工业化的宗主国进行管理的新殖民主义模式”。这种模式“促进了一种刚性的国际劳动分工和帝国主义列强对科技知识的日益加强的垄断”；这对于决意要走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后发国家来说，“代价实在是太高了”。

3．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实际上就是一个科学技术能力和社会利用各种不同机会窗口能力的积累进程，而科学技术主要是由中心国家（即发达国家）通过科技革命来提供的，机会窗口则是由经济全球化提供的，因此经济全球化对落后国家的现代化是有积极作用的，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都应该实行开放政策，善于利用经济全球化所提供的机会窗口，促进国家的现代化。但是我们又要看到，文化就其基本的方面来说属于上层建筑。一个国家的思想文化，只能建筑在这个国家的经济基础之上；它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指导作用发挥得如何，它对经济基础是否具有积极的反作用，都决定于它的存在与发展是否符合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运行规律。拉丁美洲国家的历史以及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全部历史都证明，将建立在发达国家经济基础上的文化上层建筑原原本本地拿来取代自己国家的文化上层建筑，是不可能成功的。所以，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必须要首先解决一个如何认识自己和如何学习外国的问题。其中首先要解决一个学什么的问题。在西方的文化中，既有以欧洲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文化，也有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化。在很长的一个时期中，许多落后国家都曾历经辛苦，学习西方的自由主义文化，向西方国家寻求现代化的真理。但是，他们的美梦都被帝国主义的侵略所打破，所以他们最后都转向了学习马克思主义，认定这是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和发展理论；一些拉美国家也不例外。这都是历史作出的结论。但是现在却有人力图劝我们再回过头去学习西方的自由主义“现代性”，完全忘记了许多落后国家学习“西方先生”而挨打的历史教训。这是一个应特别引起重视的问题。其次还要解决怎样学习的问题。拉美国家的经验证明，对于后发国家来说，现代化并不是在成熟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一种资产阶级的自发行为，其指导思想并不是本土的产物，而是这些国家的先进政党和先进人物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的。虽然这种思想也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产生出来的，不是空想的，但它并不是从这些后发国家的落后的经济基础上产生出来的，而是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因而是无法在后发国家直接搬用的，必须有一个理论同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也就是说，只有把这些从先进国家引进的先进理论同本国的实际结合起来，经过改造、加工和创新，使之符合本国的实际，即符合本国的社会、经济条件，它才能发挥先导作用；否则，无论多好的理论也不可能掌握群众，变成改造客观世界的强大力量。

4．关于引进西方“现代性”文化即自由主义文化的问题，拉美的历史教训特别有启发意义。前文已经指出，拉美国家就是从引进这种自由主义“现代性”文化开始其独立运动和现代化历史的。但是，历史证明，这种“现代性”文化并不能在拉美国家创造出中心发达国家的那种发达的“现代性”；相反，在文化软实力的国际关系上，有一条很重要的规律，即自由主义文化对于中心发达国家来说是一种扩张力和掠夺力，而对于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工业化）来说，则主要是一种阻滞力。拉美的文化从19世纪的西方自由主义文化，经20世纪中期的自主性民族-民众主义文化，再被迫回归20世纪末的新自由主义文化，走了一条马鞍形的路线，而拉美国家同美国的贫富差距也同样经历了一条从差距急剧增大到明显缩小再回归增大的马鞍形路线。这个历史事实证明，西方国家所推行的自由主义文化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是不利的，是阻碍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工业化）发展进程的。因此，在后发国家搞西方发达国家所要求的自由主义，是没有出路的。

5．拉美文化变迁史给我们的另一点启发就是要批判欧美中心论。拉美文化在其积淀和发展进程中，曾经有过令人钦佩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在发展中世界是一种有重要贡献的文化。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考察拉美文明的积淀和发展进程，我们就不难发现，它也是一个积累不足而消耗有余的文化进程。在独立后的近两个世纪中，拉美形式主义地学习西方几乎占去了其一半时间，而每个转折时期自我否定的内耗又占去了所剩时间中的相当大一部分。这说明，在国际文化斗争中，拉美始终处于一种盲目的状态之中，缺乏理论和战略的坚定性。这正是拉美文化的一个弱点。在亨廷顿的文明划分中，拉美文明没有被列入独立的主要文明之中，有时候甚至被定性为西方文明的一个“次文明”，说明它还不是一种具有独立民族品格的文化。为什么会这样呢？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编的《拉丁美洲通史》分析，原因就在于拉美国家的克里奥尔统治阶级始终抱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西欧中心论”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认为，土生白人就是欧洲文明和整个历史进程的理性代表，他们注定要成为统治者，而土著居民则是哥伦布来到美洲以前美洲的落后种族，注定要成为被统治者，注定要成为土生白人社会的附属品，拉美社会落后的根源就在于土著社会的存在。《拉丁美洲通史》认为，这种历史观危害极大，不但在历史上而且在当今时代也是拉美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因为土生白人虽为土生，却与土著居民格格不入，虽已脱离欧洲环境，却还渴望加入欧洲文明，因而就产生了土生白人同土著居民以及欧洲环境的双重分化进程，加深了他们同土著社会以及欧洲社会分化的鸿沟，“完全丧失了创造性地领导拉美社会解决其国家发展问题的能力”。他们除了引进欧美的思想文化成果之外，无法从本土的实践经验中创造出符合自己国情的理论和方略，即使在人民群众革命运动的推动下有了一些创新，也难以得到重视，形成制度，更难以在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打击下坚持下去。墨西哥著名史学家、思想家卡萨诺瓦所揭示的墨西哥的情况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他认为，1910～1940年墨西哥革命所产生的政治制度不照搬美国的“两党制”和“代议制”模式，有利于“抑制不平等的外部动因”，有利于“节制各大垄断公司”，有利于“同这些公司以及同各列强进行谈判”，有利于“启动国家的发展”，但是，当时墨西哥很多上层统治者的思想却是“西化”的，觉察不到这项制度创新的深远意义，因而对革命所创造的这个新制度缺乏自信，甚至还怀有一种“罪责情结”，总想找机会表白自己是忠实于古典的民主理论和经济理论的。结果，当西方国家发动文化霸权主义的攻势时，他们不是从本国实际出发改革和完善这个新制度，而是顺着霸权国家所指引的梯子滑下去，致使墨西哥革命所创造的政治制度毫无抵抗地走上了“自杀”的道路。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历史教训。

上述几点思考归纳起来，实际上就是一个问题，即中心—外围结构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一个既定的现实，拉美国家怎样才能在这个体系中获得生存和发展，并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对于这个问题，本文认为，牢固确立一种自主的、科学的、颠扑不破的意识形态共识，构建一个由先进的思想、正确的道路选择与强有力的政治领导相结合的文化软实力体系，建设文化强国，抵制文化霸权主义，争取国际秩序民主化，独立自主地引进和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持续不断地提高社会生产力。我们相信，人类社会不管经历多么曲折的道路，最后必将通过国际关系民主化的道路开创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