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总结与评论

对时代主题的判断是中国制定对外政策的基本依据，因此，关于时代主题的辩论是一场高度政治化和具有高度政策倾向的辩论。正是在邓小平关于时代主题的新论断的基础之上，改革开放的中国放弃了20世纪70年代实行的针对苏联的“一条线”“一大片”的国际战略，转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这种政策调整，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

对时代主题的新论断不仅是邓小平外交战略的基础，也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国际战略的基石。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在辩论中的正式确立，是建立在对国际形势乐观评估的基础之上的，它为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提供了理论依据。

关于时代主题的争鸣总体上受到政治性话语的极大影响。很多中国学者通过重新诠释领导人的讲话或者以党的报告作为证据，致力于通过寻找领导人讲话中对自己一方有利的方面来加强自己的观点，而非通过研究客观事实来论证自己的判断，这或许是那一代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在长期意识形态的压力下所形成的一种思维模式。

从政策制定的角度来看，中国政府实际上并未受到学界辩论的影响，而是始终如一地坚持既有判断。这种信心从何而来我们不得而知，对国情和世情更全面的认识，以及领导人更敏锐的判断力或许是答案。学界在辩论之后逐渐形成与政府观点保持一致的主流派，即承认和平与发展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因此，政府的观点客观上引导了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在该问题上形成主流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