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第二次争鸣

第二次争鸣发生在1999～2002年。当时的一个重要背景就是北约发动了针对南联盟的科索沃战争，而且中国驻南使馆遭到美空军的轰炸。国际形势的紧张和中国国家利益的损失激起了国际关系学界对于时代主题的再一次争论。这次争鸣的焦点是国际社会是否真的进入了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还是说这个说法仅仅是中国的一厢情愿。

悲观派对“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判断提出了各种质疑。有人公开表示“和平与发展正面临严峻的挑战”，世界不安全因素正在加大。王金存则隐晦地质疑邓小平关于时代问题的提法，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奋斗目标而非现状”。他指出，邓小平是把和平与发展作为世界面临的两大战略问题和世界人民的奋斗目标提出来的，而且至今一个也未解决。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是当今世界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是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最大阻碍，世界并不安宁。我们生活的时代仍然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从邓小平和平与发展思想中不可能找到任何时代性质已经改变的证据。北约侵南战争进一步证明了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人民的奋斗目标，而非已经实现了的世界现状。

张文木赞同王金存的质疑并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历史留给中国的和平与发展的“机会”伴随着20世纪末北约抛开联合国单方面对南斯拉夫的大规模军事打击正在结束。历史发生了变化，中国是否也要调整自己的战略……综观邓小平关于时代问题的论述，不难发现，他直到1992年在南方视察时还是把和平与发展作为“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的问题，而不是把它作为已被解决并为时代表现出的“主题”来看待的。换言之，邓小平并没有认为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要特征。在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发表“两国论”后，张文木再次撰文宣称：“1999年，中国已走到历史的十字路口。……历史留给中国和平与发展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如果我们还不能从现实已经不存在的‘和平与发展’的海市蜃楼中惊醒……那等待我们的前景将是非常危险的。”

张睿壮则根据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对“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进行了尖锐批评。他指出，稳定的均势和牢固的霸权是最有可能给世界带来相对和平与稳定的两种实力分布，而当均势和霸权行将形成或行将瓦解时，出现战争与动乱的可能性最大。因此，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对国际关系产生了一系列深远的影响。首先，冷战的结束非但没有消除反而增加了核战争的危险。其次，美国发动霸权主义干涉战争的可能性增加了。最后，冷战以后，虽然美苏在第三世界挑动局部战争的可能性不复存在，但一些中小国家却不再受冷战时期各自阵营霸主的制约，获得了因民族冲突和为争夺地区主宰权而开启战端的“自主权”。因此，他认为冷战后的世界对大多数国家来说是变得更不稳定、更不安全、更不和平了。冷战时与冷战后的国际政治结构有质的不同，把这两个时期混为一谈并冠以“和平时代”实在是说不通的。因此，“和平发展论”是错误判断国际形势、误导决策和舆论，这种观点是“只讲和平与合作，不讲战争威胁和霸权威胁；只讲经济和发展，不讲政治和安全；只讲全球化和相互依存，不讲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而且“对中国面临的严峻挑战和困难估计不足”。

乐观派则极力坚持“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改变。李爱华针对王金存的观点反驳称，“和平与发展”既是一种奋斗目标，同样也是对“当今世界基本态势的高度概括”，“80年代以来，世界局势发生明显转换，在诸多方面呈现和平与发展的特征”。

在第一次争鸣中作为支持派的何方发表多篇文章，对各种否定“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的观点一一进行了驳斥。他认为这些观点“对科索沃战争及其影响确实反应过分，把国际形势的变化估计得太严重了，以致动摇了多年来对世界局势和国际环境的根本判断”。他指出，对和平的严重挑战就只能意味着面临世界大战的威胁，因为局部战争过去就一直存在，其中许多都比科索沃战争规模大、时间长，但现在世界上还找不到一个国家在准备打世界大战。

还有学者提出了关于霸权主义并未改变“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的理由。比如，尽管美国推行霸权主义和使用武力的倾向在增长，但大国之间并未形成对抗关系；国际形势总体相对缓和，在世界范围内并未形成大规模的军备竞赛；世界经济一体化潮流深入发展，有利于推动国际局势趋向和平、发展；多极化的发展有利于大国之间相互制衡和协调，保持世界的稳定。

2000年，时值《世界知识》出版1300期之际，《世界知识》再次专门组织了关于时代主题问题的研讨会，讨论会名为《反思：一年来的“和平与发展”大辩论》。这次会议集中了正反两方的主要观点，而且争论非常激烈。悲观派直言和平与发展是“浪漫主义理想和人们的善良愿望”。乐观派则反驳称，《邓小平文选》里的确没有说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但在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报告里都明确地说和平与发展是“两大主题”。如果我们现在还处在战争与革命时代，怎么可能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呢？还有一些学者从国际比较的角度出发坚持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时代潮流，并声称这是各国普遍承认也是各国主要政策选择的依据。冷战后差不多各个国家都认为世界大战不是什么大的危险，甚至国与国之间的大规模地区战争威胁也不大。因而，“和平与发展”不是主观臆断，而是对客观世界的科学判断。

尽管乐观派在这次争论中并不占上风，但中国高层的表态再次使乐观主义者获胜，悲观派偃旗息鼓。首先，在中国驻南使馆被炸之后，中国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在两次电视讲话中重申了对“和平与发展”的判断。其次，在1999年11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江泽民主席的讲话再次表明中央对时代主题的判断没有发生动摇。最后，2002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大再次重申了中央的既定判断。此后，学界关于时代主题的争论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