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国史上富商和境外华商的财富观与财富安排行为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道德经》

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

以保息六养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礼记》

不得贪求无厌，积财不散，当行节俭，惠恤贫穷。——《初真十戒》

富从升合起，贫因不算来。乐不可极，乐极生哀；欲不可纵，纵欲成灾。求财恨不多，财多终累已。——《增广贤文》

一 史上富商的善举：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

1．传统儒家财富观和慈善观

中国古代社会财富观受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儒家思想是建立在传统的宗法关系基础之上的，家族血缘观念具有很重要的地位。由此影响到儒家的财富观就不可避免地产生财产的代际继承等问题。所以，财富观念的特点是家族性和继承性，亦即家族财富的积累和延续，即所谓封妻荫子、耀祖光宗等。但儒家形成了以义利关系为核心的财富观。一方面，儒家并不排斥财富。孔子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另如《论语·子路》记载：卫国的公子荆善于管理家业，在积累下一些财产时，孔子说：“苟合矣（差不多合格了）。”待他的财富稍微增加一些时，孔子又说：“苟完矣（这就比较完备了）。”当他成为富人的时候，孔子则说：“苟美矣（这就很美好了）。”在孔子看来，通过自己努力积累财富，就是逐步实现合、完、美的过程。另一方面，儒家认为，在财富与道义之间最重要的还是道义，即“义以为上”“义以为质”。特别是在义利发生矛盾和冲突时，坚持义以为上。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

儒家的财富观念也影响了中国古人的慈善观。“慈善”一词源于孔子：“孝慈则忠，举善而教。”（《论语·为政》）但儒家的慈善原则是“周急不继富”。《论语·雍也》记载：子华使于齐，冉子为其母请粟，子曰：“与之釜。”请益，曰：“与之庾。”冉子与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继富。”这里是说，子华出使齐国，冉求替他的母亲向孔子请求补助一些谷米。孔子说：“给他六斗四升。”冉求请求再增加一些。孔子说：“再给他二斗四升。”冉求却给他八十斛。孔子说：“公西赤到齐国去，乘坐着肥马驾的车子，穿着又暖和又轻便的皮袍。我听说过，君子只周济急需救济的人，而不周济富裕的人。”另外，夫子做鲁国的司寇时，他的弟子原思做他属邑的长官，有点类似家臣的总管。夫子给原思九百粟的俸禄，是当时很高的工资，原思却推辞不要。孔子说：“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意思是说，不必推辞，如果觉得俸禄太多，还有用不完的，可以救济那些穷苦的邻里乡党们。对此，宋儒程颐阐释说：夫子之使子华，子华当为夫子使，义也，所以为之请，益之也少。原思为宰，则有常禄，思辞其多，教以分诸邻里之贫者，盖亦莫非义也。

“仁”是人们一切慈善行为的基础。孔子说：“仁者爱人。”但儒家的仁爱是有等差的，这种等差的依据主要是宗法血缘关系。子贡问：“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回答说：“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孔子还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就是说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信任朋友逐渐推延至爱众人、爱众物，就接近于仁了。所以，爱首先是爱自己，然后再推己及人，爱自己的亲人，爱自己的亲邻、友人，这样不断地外延直到“泛爱众”。这种等差之爱，一方面决定中国古人重视对亲属和后代的关爱，即将财产尽可能地留给子孙并世代相传。另一方面也不否定普世之爱即“泛爱众”。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也具有博爱基因。如《礼记》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但一定是“推己及人”，即以自己为核心向外扩展。而“仁”的概念上升到国家层面就是“仁政”。《礼记》说：“以保息养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这里说的都是国家义务。中国的“国”与“家”是两个不可分离的概念，国源于家，是家的延伸：个人—家庭—家族—国家。反过来，国家也是所有家庭和个人的保障。这就是以“仁爱”为中心向外拓展开来，以民为本、仁民爱物、兼善天下，构筑天下大同的理想社会。所以，中国古代的慈善事业主要是国家行为，而民间慈善主要限于宗族慈善。

2．士人阶级的慈善行为和传统

从汉代起，中国社会出现新一代士人阶级，在文化上他们都是正宗的儒家传人，政治上他们成为文治政府的官僚主体，而在经济上也是新的一代世家地主。所以，他们也是民间慈善的主要施济人。如东汉时周防父扬，“常修逆旅，以供过客，而不受其报”（《后汉书·儒林列传第六十九上》）。再如，第五访任张掖太守时，“岁饥，粟石数千，访乃开仓赈给以救其敝。更俱谴，争欲上言。访曰：‘若上须报，是弃民也。太守乐以一身救百姓！’遂出谷赋人。顺帝玺书嘉之。由是一郡得全”（《后汉书·循吏列传第六十六》）。汉代士人的民间慈善行为还包括对贫困学子的救助。如，赵典为太常时，“每得赏赐，辄分与诸生贫者”（《后汉书·宣张二王杜郭吴承郑赵列传第十七》）。事实上，类似的历史事例还很多。

中国古代的民间慈善以宗族慈善为主。例如，汉代的宗族慈善行为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形式是分散财物、赈恤宗族。汉代士人有很强的宗族认同感。他们以赈救宗族为己任，将平日即以所得俸禄，无偿接济宗族。如，南阳宛人吴汉，“尝出征，妻子在后买田业，汉还，让之曰：‘军师在外，吏士不足，何多买田宅乎’，遂尽以分与昆弟外家”（《后汉书·吴盖陈臧列传第八》）。东汉晚期的荀彧“禄赐散之宗族知旧，家无余财”（《三国志·魏书·荀彧荀攸贾诩传第十》）。班伯拜为定襄太守后，路过父祖故家时，“因召宗族，各以亲疏加恩施，散数百金”（《汉书·叙传第七十上》）。王莽女儿被册封为皇后，聘皇后黄金为二万斤，王莽十分辞让，自己只领受四千万，后来，皇帝又赐二千三百万，“莽复以其千万分予九族贫者”（《汉书·王莽传第六十九上》）。另一种形式是救济贫族、收养遗孤。宗族内遗留下的一些老弱孤幼，宗族中富贵之人或官宦之家也多有收养之举。例如，鲍永字君长，少有节操。为扬州收，时江南多凶暴之人，永诛杀强横而安抚百姓，母亲去世后，他辞官，“悉以财产与孤弟子”（《后汉书·申屠刚鲍永郅恽列传第十九》）。再如，饥荒之年，人相食，第五伦收养孤兄子、外孙，“分粮公食，死生相守，乡里以此贤之”（《东观汉记校注·卷十六》）。

但作为民间慈善事业的宗族慈善也是不断变化的，也就是说慈善范围是不断扩大的。先秦时期的宗族以九族为限，“九族”包括异性亲族，即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到了两汉，由于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巨大变动及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乡里组织的不断发展，宗族的范围与影响不断扩大，如《汉书》中往往把“宗族”“九族”“六亲”等词语并列使用。此外，九族、宗族也与乡里、乡党并称。因此，我们所说的汉代宗族慈善已经溢出血缘关系之外，包括地缘关系在内的乡里乡党。如史载郇越“散其先人訾千余万，以分施九族州里”（《汉书·王贡两龚鲍传第四十二》）。此类慈善行为历史上也是常见的。

3．道教和佛教对慈善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以后，道教和佛教逐渐兴起，中国富人的财富观和慈善观也都深受影响。道教提出“善恶报应”的“承负说”：先人有过失，施其恶果于后代，为负；后人承受先人的恶果，为承；世代既相负又相承。前人为恶，后人食其恶果；前人为善，后人享其福荫。每个人的善恶行为都会对其后代有所影响，而今世的祸福也是先人为善作恶的结果，如果自身能行大善、积大德就可避免祖先的余殃，并为后代子孙造福；如果从恶不改，神灵将依据其行为赏善罚恶。佛教教义主张普度众生，所以将儒家的以“亲亲”为基本原则的慈善扩大为普世的慈善。佛教教义宣扬人人都有“菩提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强调“弘法是家务，利生是事业”, “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实行“与乐、拔苦”的义举，为众生造福田，以“慈悲喜舍”的四无量心善待众生，以宽广的胸襟告诫世人要发慈悲之愿而生救世之心，多行善举。如东晋的名僧慧远，大力弘扬佛教的因果报应论，他提出“业有三报：一曰现报，二曰生报，三曰后报。现报者，善恶始于此身。生报者，来生便受。后报者，或经二生、三生、百生、千生，然后乃受”（慧远：《三报论·弘明集》卷五）。就是说，人的生命之流，贯穿着过去、现在和未来。现在的尊卑贵贱、福寿苦乐，都是过去业因的报应；而今世的思想行为所造就的业力，也会推动来世的流转。所以，佛教徒以及受佛教影响的人们，积极施行善举，如“修福田” “布施”等。所谓“福田”，指行善犹如农民在田播种，行善布施撒下利人救济的种子，好比有秋收之利，能受诸福报于后。一般来说，福田分为敬田和悲田。敬田即护持佛教，尊重人伦师道，对三宝父母师长的供养等；悲田是对鳏寡孤独、病人及动物的爱护与收养，以及有利于他人的公共福利事业等。在佛教徒看来，欲成圣佛，必须以慈悲为怀，以慈爱之心给予他人幸福，以怜悯之心拔除人之痛苦，为一切众生造福田。唐宋时期的悲田病坊、福田院之名都直接源于此。所谓“布施”，即“言布施者，以己财事分与他，名为布；辍己惠人，名之为施”（《佛教象法决疑经·大智度论》卷二七）。具体的布施分为三种：财施、法施和无畏施。财施又分内财布施和外财布施，把自己的金钱财物施舍给别人是外财布施，把自己的肉体甚至生命施与他人，是内财布施；法施即顺应人们的请求，说法教化，破迷开悟；无畏施是指急人所急、难人所难、能够给他人排忧解难。

进入唐代，政府奉行儒释道三教并行，社会财富观和慈善观受到儒释道三个方面的影响，不仅官方慈善事业得到发展，民间慈善包括宗教组织以及宗族、宗党和富人的慈善救助也相对发展。《旧唐书·裴向传》记载裴向致仕后，“内外支属百余人，向所得俸禄，必同其费。及领外任，亦携而随之。有孤恂不能自恤，向尤周济”。唐高宗时“雍州人梁金柱请出钱三千贯赈济贫人”（《旧唐书·高宗本纪》）。其他各种类型的慈善行为如义渡、义井、义浆等纷纷出现。宋朝年间，就出现了完全由民间乃至个人兴办，而没有宗教背景的慈善事业。最著名的有范仲淹的“义田”和刘宰的“粥局”。前者是以庇护和造福宗族为旨意的慈善事业，后者则以社区居民为对象，以社区组织的方式进行慈善活动。到明朝年间，更出现了最早的民间互助慈善社团同善会等。

4．徽商和晋商的慈善活动与慈善传统

明清时代，中国商业发展，出现了几个著名的商人集团，其中较为显著的是徽商和晋商等。他们通过经商致富，进而读书进仕，成为影响广泛的儒商。他们坚持“散财种德”“市义以归”的价值传统，一方面经商致富，另一方面帮穷济困。安徽歙县罗氏家族的《重修家谱叙》说：“《易》日：‘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吾族子孙蕃衍，历年滋远，无非祖宗积善余庆也。后之人，谨勿亏孝敬之行，以伤蠹此善根；谨勿贼骨肉之恩，以湮塞此善源；谨勿怀奸饰诈犯义侵礼，以断丧此善根基。”明清时徽商广建商业会馆，为那些旅居异地贸易经商的同乡或同业提供失业、生病甚至丧葬方面的帮助。如清代同治十三年苏州府吴、长、元三县《保护麻油业聚善堂善举碑》中就提出了对那些“贫苦孑身，年迈力衰，有病无力，谋糊又乏栖止”的伙计要“老病给药，病故给棺，领埋给费”（光绪《婺源县志》卷三十八《人物·质行》）。与此同时，他们还大力支持各种公益事业。如清代婺源商人余源开“支祠毁坏，捐金营葺。文社废弛，输田振兴。里东石岭欹仄难行，独力修平，并置租煮茗济渴。他如创义祭，建石桥及考棚、城垣，均输助襄成”（道光《徽州府志》卷十二《人物志·义行》）。又如清代婺源商人孙洪融“兴文社，给送卷资，所费不少数百金”；潘重昕“乡有文会，日就衰靡，昕助膏火，办课卷，按月朔率行之”（民国《重修婺源志》卷六《建置·学校》）。

晋商是明末清初兴起的商人集团，其经营的成功，一方面归因于天时地利和商人的勤奋精明，另一方面也与其价值观和财富观相关。如清代著名晋商李文炳三兄弟，以贩卖土布起家，创建“通顺诚”“通顺兴”“敬信义”商号。以后的几代人艰苦创业，使商号遍及山西、陕西、甘肃、湖北、上海、北京等15省市40余个县。200余年间，李家善行不断，声名远播，是晋商中有名的“李善人”。特别是第十二代的李廷槐、第十三代的“文”字辈、第十四代的“敬”字辈、第十五代的“道”字辈，其善举数十年从不间断。清光绪三年，天大旱，人相食，屠牛马，种几绝，斗粟白金四两。为救灾民，李家出资在万泉一带放赈舍饭，救活百姓无数。“敬”字辈的李敬修，慷慨好义，常周济贫民。万泉书院坍塌，李敬修带头捐助了五百金。为重教兴学，李敬修又出资在本村修建一所小学，每年还拿出三十金资助寒家子弟上学读书。清光绪二十年，县内孤山洪水暴发，阎景村内许多房屋倒塌，粮食被淹没，李敬修、李敬伦同侄子李道升组织家人为村民舍饭施衣，使村民无一人受饥饿。“道”字辈的李道行、李道升、李道在、李道荣、李道临等均秉承先辈遗风，同样慷慨为人，乐善好施。像李家这样的晋商还有很多例子，他们的各种善行体现在方方面面。清代初期，晋商所施的族内宗亲慈善活动，多表现在地方养老、慈幼以及济贫等方面。例如：游重闵，石象里人，“早失怙，事母先意承志，抚诸弟，以友爱闻，同爨四十余年无间，言生平恤贫周济，见义必为”如王解，范村人，“家故饶，藏书数千卷，性慷慨好施，亲族困乏者，罔不周恤。是以，人皆称颂之，尝建瘗婴台，掩埋殇子，乾隆十四年捐义仓”。房可茂，字明吾，“为人慷慨好施，不屑屑于家计先世所遗，薄有资产衣食饔飧之处，苟有赢，馀悉以赡贫乏者，亲族相邻多沾其惠，今其会元列腴庠擢科名者，人皆以为善人”，这类善举在晋商中是比较常见的。

二 港澳台富商的善行：一个企业家的最高境界就是慈善家

港商和台商是近代兴起的商人团体。与中国历史上的商人集团相比较，他们的价值观和财富观呈现自己的特点，既有相同的方面，也有不同的方面。从相同的方面看，他们都受到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较为成功的商人在很大程度上都可称为“儒商”，同时他们也都受到中国传统的佛教和道教思想影响，经商行善和济世救贫也是他们的价值理念和基本行为准则。不同的是，他们还受到西方的宗教观念影响，特别是港商，在香港的历史和文化环境下，基督教价值观和理念也有很大的影响。这就决定了港台商人与大陆历史上的商人在价值观和慈善观方面有所不同。例如，他们并不依赖政府，而将自己作为政府和企业以外的第三方角色。除了在特殊情况下的捐赠外，他们主要通过建立慈善基金的方式来实施对社会的无偿奉献。事实上，这也是现代社会慈善的主要形式。

1．邵逸夫：一个企业家的最高境界就是慈善家

邵逸夫，原名邵仁楞，祖籍浙江宁波镇海，香港电影及电视制作人、娱乐业大亨，也是著名的慈善家。邵逸夫的童年时代是在叶氏义庄受到启蒙教育的。这个义庄是1902年宁波商人叶澄衷出资3万两白银创办的。这个经历对于邵逸夫一生都有影响。1957年，邵逸夫来香港创业前，就在新加坡成立了“邵氏基金会”。那时，这个基金会每年都要给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教育或医疗机构捐赠款项，支持当地的教育和慈善福利事业。1973年邵逸夫又在香港创立了“香港邵氏基金会”，确定宗旨是协助促进教育、医疗和艺术事业的发展。这一年，邵逸夫以“校董”身份，捐款50万港元给香港“苏浙公学”，资助该校新建一座藏书三万多册的图书馆，这是邵逸夫第一笔郑重其事的捐赠。此后不久，“苏浙公学”又扩建校舍，邵逸夫再次解囊相赠，捐助100万港元。为此，苏浙旅港同乡会推荐邵逸夫为“永远荣誉会长”。1986年，邵逸夫捐出1.2亿港元，其中1亿港元给香港中文大学，1000万港元给香港浸会大学，1000万港元给仁济医院。捐助给香港中文大学的1亿港元，用来兴建第四书院，后命名为“逸夫书院”。2002年邵逸夫创立“邵逸夫奖”，奖项模仿诺贝尔奖，每年选出世界上在数学、医学及天文学三方面有成就的科学家。该奖项的单项奖金高达100万美元。据统计，“邵逸夫奖”的基金高达50亿港元。

自1985年以来，邵逸夫通过邵逸夫基金与中国教育部合作，连年向内地教育捐赠巨款建设教育教学设施，截至2012年赠款金额近47.5亿港元，建设各类教育项目6013个。他说：“国家振兴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培养人才是民族根本利益的要求。”邵逸夫对内地高等学校和基础教育的捐赠，都是通过香港邵逸夫基金实施的。根据《香港邵逸夫基金内地教育事业赠款项目管理办法》，不论是高等教育领域还是基础教育领域项目的申请，都要经教育部聘请的专家对申报项目进行评审，并向邵氏基金推荐。邵氏基金之所以采取这种办法，是结合我国内地的教育实际的，一方面，通过教育部门的评审，以确保其捐建的项目，不是“短命”项目——邵氏基金明确规定，赠款兴建的基础教育项目，应建设在经过中小学布局结构调整后的，长期保留的学校；项目的使用期至少在五十年以上。另一方面，通过教育部的参与，明确被捐学校履行的义务，并得到有力的实施，比如，邵氏基金要求捐赠高校的建筑物，项目单位确保能够提供不低于1∶3比例的配套资金。2008年，邵逸夫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授予的“中华慈善奖终身荣誉奖”。

他说：“人说赚钱难，但有了钱怎样去用，把钱用在最适当的地方，那才是更难的事！‘大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这是我的人生信条！我的财富取之于民众，应用回到民众。”一个企业家的最高境界就是慈善家。创业、聚财是一种满足，散财、捐助是一种乐趣。2014年1月7日，香港影视大亨邵逸夫爵士在家中离世，享年107岁。据统计，二十多年来，他共向内地捐赠了34亿港元，兴建了5000多个教育和医疗项目。以“逸夫”两字命名的教学楼、图书馆、科技馆及其他文化艺术、医疗设施遍布中国各地。“邵逸夫奖”基金总额已高达50亿港元。截至目前，邵逸夫基金共捐建了中国内地大、中、小学和职业技术学校、师范学校、特殊教育学校6013个项目，包括图书馆、教学楼、科技楼、体育馆、艺术楼、学术交流中心等，遍布全国31个省份。

邵逸夫有两子两女，长子邵维铭、次女素雯、三女素云及幼子维钟。邵逸夫将所有的遗产都放入了慈善信托基金，主要用于支持教育和科研等公益事业，也包括用于向家庭成员支付生活费用等。多年以来，有关邵逸夫的事业动向，往往都是与第二任妻子方逸华联系在一起，而他的四位子女特别是两位儿子外界很少提及，这与“子承父业”的传统思维和做法有着很大差别。有关邵逸夫名下的基金，被广泛报道的主要有三个：邵逸夫慈善信托基金、邵氏基金（香港）有限公司、邵逸夫奖基金会有限公司。其中，邵氏基金（香港）有限公司被普遍简称为邵氏基金，是最常见的捐赠主体。邵逸夫奖基金会有限公司则是为运营被誉为“东方诺贝尔奖”的邵逸夫奖而成立。而邵逸夫慈善信托基金，是邵氏家族财产的最终持有者，被委托给一个注册在百慕大的Shaw Trustee（Private）Limited的机构运营，以完成家族财产的增值保值。目前，方逸华为邵逸夫慈善信托基金主席和邵氏基金主席。

2．李嘉诚：内心的富贵才是财富

李嘉诚生于1928年，不到30岁就成为香港的塑胶花大王。随后他进军地产，并多次演绎“蛇吞象”神话，使自己的财富大幅飙涨。对于自己的成功，他认为是基于“义在财先”的做人和经商原则。他常说：“商人不应该自私地只顾自己赢利，而不顾对手死活。如果一单生意只有自己赚，而对方一点不赚，这样的生意绝不能做。”尽管他曾多次被《福布斯》财富排行榜排为亚洲首富，个人生活却非常俭朴，衣服和鞋子是什么牌子从不讲究，一套西装穿十年八年是很平常的事。皮鞋坏了，扔掉太可惜，补好了照样穿。手上戴的手表，也是普通的，已经用了好多年。在公司上班，他和员工一样吃工作餐；到工地巡视，和工人一样吃大众盒饭。公司接待客人，他一般不带入高级饭店，就在公司食堂就餐，只是比平时多几样冷盘炒菜而已。他说：“财富不是单单用金钱来比拟的。内心的富贵才是财富。如果让我讲一句，‘富贵’两个字，它们不是连在一起的，这句话可能得罪了人，但是，其实有不少人，‘富’而不 ‘贵’。真正的 ‘富贵’，是作为社会的一分子，能用你的金钱，让这个社会更好、更进步、更多的人受到关注。”所以，他始终坚持“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理念，不忘回馈社会、祖国和家乡人民。

1980年5月李嘉诚与庄世平商定，捐巨资创办汕头大学。他在给汕大筹委会的信中动情地写道：“鉴于汕大创办成功与否，较之生意上及其他一切得失更为重要，而站在国民立场，能在此适当时间，为国家尽心尽力，即使可能面对较大困难的经济情况下，也一定要做这件有重大意义的事情。”

2000年开始，由李嘉诚基金会资助2亿港元、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推行的“长江新里程”计划，旨在全国设立200所普及型义肢装配站及培训400名义肢安装技师，创办北京听力语言康复技术学校，培养500名训练失聪儿童的教师，在全国贫困地区设立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培训失明人士成为保健按摩师。2007～2011年，中残联与李嘉诚基金会再次合作，支持“长江新里程”计划公益项目（第二期）。配合中国残疾人事业“十一五”规划，实施“假肢服务”“高科技助残就业”“脑瘫儿童康复及残疾预防”三个子项目。这个项目已经让上千万的残疾人士受益。李嘉诚曾动情地说：“我目睹祖国之高速进步，在四个现代化政策之推动下，一切欣欣向荣，深感雀跃。支援国家建设，报效桑梓，此乃本人毕生奋斗之宗旨也。”

李嘉诚旗下李嘉诚基金会在1980年成立。2006年，李嘉诚在长和业绩会上宣布：未来将把1/3的个人财产捐作公益慈善之用，有关资产会放入其名下的李嘉诚基金会。以李嘉诚约1500亿港元财产计算，基金会将增至480亿港元，这将是全球华人私人基金会中金额最高的一个。到2010年的30年来，基金会共捐出超过100亿港元，单在2008～2010年，已捐出超过52亿港元；另外，长实、和黄合共捐出2亿多港元。其中八成以上的捐献项目并无命名，其中四成七用于教育、四成二用于医疗；7%用于文化、4%用于其他公益。李嘉诚基金八成是用在中国人地区，即大中华区域，而其主力做医疗及教育工作，因为他深信教育可以解决跨代贫穷。他指出，在内地不少大学一些没有命名的大楼，都有可能是自己捐款所建的。李嘉诚形容，慈善基金是他最富有的“第三个儿子”，因为没有负债，可以随时拿钱。就现在滚存的基金数额，差不多等于他1/3财产。

3．广种福田，积德行善

值得提出的是，李嘉诚与其夫人都是学佛居士。他在香港和内地广种福田，常常捐助上亿元的巨资，用来造佛像、修寺庙、造桥铺路、兴办教育、支援医疗、赞助科研、弘扬文化、赈济灾民等慈善布施。他捐资3000多万港元建立的“李嘉诚护理安老院”规模宏大，设备齐全，占地约1500平方米，可收容几百名老人在此接受护理和安养。在该院建设过程中，李先生特委派李嘉诚基金会的高级职员、计划经理、办公室经理、高级秘书等专职筹划，使该院在短时间内建成启用，许多老人在此安度晚年。

信奉佛教的富豪家庭，在港台地区有一定的代表性。他们深信三世因果，深信布施和富贵的内在联系，深知慈悲喜舍的精神和举止是佛菩萨的特色。事实也证明，唯有如此，才能得天时、地利、人和；唯有如此，事业才能兴旺，社会才会祥和。香港佛教联合会常务董事、旭日集团董事长杨钊以及他的两个兄弟杨洪和杨勋也都是居士。杨钊从佛家教义中悟出助人为善，感受到佛陀发愿普度众生的慈悲心。他说：人来到世上是否只为有三餐一宿的温饱生活？若是继续赚更多的财富，求取更大的名和利，真正能用到自己的身上的又有多少？辛苦工作，劳心劳力又劳神的目的是什么？他认为，继续赚取更多的财富或许对自己并不需要，但还有许多人有需要，我可以更好地利用金钱去帮助有需要的人。既然我有助人的微力，何不以己之力帮助别人？多年来，杨钊带领旭日集团为香港、内地及世界其他地方扶贫救灾、兴教办学等捐出逾22亿港元，其中2013～2014年捐助金额达2.5亿港元。2015年12月31日，国家民政部发布《关于表彰第九届“中华慈善奖”获得者的决定》，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旭日集团董事长杨钊获授予第九届“中华慈善奖”最具爱心捐赠个人（全国共10位慈善家受到此表彰）。这是杨钊第三次获得“中华慈善奖”殊荣。他在获邀在北京大学演讲时说：“我经常问自己，今天的财富和成功，靠的是什么？答案是靠社会、靠员工、靠朋友，人必须有一颗报恩的心。”他认为，人生需要两种财富：“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物质财富可以带给人们名、利、社会地位；而精神财富可以带给人们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工作和生活开心。要获得精神财富就要学习布施，学习回馈社会，这样的企业和人生最有可持续发展性。2015年9月18日，第四届慈善会“善商发展与全球减贫”主题研讨会在深圳会展中心隆重召开。作为新当选的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香港旭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钊做了“现代企业家慈善精神的内核”的主题发言，阐述了他心中多层面的慈善精神。他说：“41年的经营，当我事业成功、变得富有的时候，就开始思考，我不是为了一直赚钱而活着。”杨钊说，当你的财富累积到一定数量的时候，一定会思考这个问题。如果你的财富不拿来跟别人分享，只把它们存在银行，是没有用的，你自己可能很高兴，但这并没有体现财富的价值。只有当你为别人雪中送炭时，财富的价值才会体现出来，而作为一个人，人生的价值，也在于别人是否得到过你的帮助。杨钊认为，做慈善的初心，是因为人类有天生的爱心和同情心，互相爱护，不仅对同类，对世间万物都是如此。他说：“中国有一个目标是共同富裕，怎样共同富裕？光喊口号是不能实现的。公益慈善是一种选择。”

三 海外华商的善为：服务社会、奉献爱心、推己及人、薪火相传

一般认为，不给子女留遗产在西方富豪中比较常见，但中国人注重封妻荫子和光宗耀祖，尽管常有富不过三代的说法或规律，但他们仍十分注重家族财产的发展和延续。但是，部分在香港和海外发展的富人们，由于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也出现部分将遗产捐赠给社会的现象。著名海外富商陈氏家族和余彭年就是其中的典型例子。

1．不留遗产给子女的陈氏家族

陈曾熙，香港恒隆集团创始人，1923年生，广东台山人，出于富商家庭。陈家的财富史一直是与慈善史相伴而行，而这正好体现着这个家族良好的财富观。20世纪四五十年代，陈曾熙与其弟陈曾焘在婆罗洲一带经营建筑生意，后到香港谋求发展，承包政府及私人发展商的建筑工程，渐有起色。1960年创办恒隆集团。在他的努力经营下，家族达到财富40亿元的规模。1986年陈曾熙逝世，在其遗嘱中将其财产以信托的方式成立陈曾熙基金会，由跟随他多年的部下殷尚贤负责，其弟陈曾焘接任恒隆集团主席。陈曾焘与夫人许启明于1997年在香港捐资成立思源基金会，支持国内教育和医疗。陈曾焘还是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的校董，以及香港大学教学科研基金创会董事，为教育捐助良多。

陈氏家族不将财产留给下一代而是建立基金会捐献给社会。在陈曾熙这一代，陈曾熙和陈曾焘带头，走在华人圈前列。陈曾熙的两个儿子陈启宗和陈乐宗都没有继承企业财产，却继承了家族的慈善传统。陈启宗与陈乐宗在美国创业，创办晨兴创投公司，投资初创和成长型科技公司，其中多家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1991年，陈启宗执掌恒隆集团。2013年《福布斯》富豪榜香港地区排名中，陈启宗家族以31亿美元位列第14。对于陈氏家族的财产继承传统，他解释说：“几十年来，我家里有一个传统，就是钱不留给子孙后代，给他们尽可能好的文化和道德教育就可以了。钱更重要的用途乃是为着公益事业，用以回馈社会。因这样的家教背景，当先父陈曾熙先生于1986年离世，由我接管家族生意之后，我也就从此走上了热衷慈善事业的路。”他认为，富不过三代的魔咒，不论是欧美还是中国，在不同的文化和制度背景下都普遍存在，财富传承最好的方式就是做慈善。

1997年，陈启宗和陈乐宗兄弟在美国共同发起成立了晨兴基金会，开拓出一个兄弟俩做慈善的独立平台。该基金会捐助支持了美国多所知名大学，如哈佛大学、南加州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等。在中国，晨兴基金会为中国科学院捐赠晨兴数学楼，建立晨兴数学中心。同时，陈启宗与著名华人数学家丘成桐教授一起设立“晨兴数学奖”，以奖励45岁以下达到世界级水平的华裔数学家。晨兴基金会还以1亿港元捐建香港中文大学晨兴书院。书院于2006年筹建，2008年破土开建，2010年开始招生，每年录取大学生300人左右。陈启宗在书院动土仪式上表示：“晨兴书院不仅鼓励学生学习，而且也教他们要服务社会。他们的努力不但会把世界变得更美好，而且亦会令他们活得更有意义、更丰足。”

2．华人裸捐第一人

余彭年又名彭立珊，1923年生于湖南省蓝田镇一商业世家，年轻时孤身从上海辗转于香港、台湾等地发展，从最底层的勤杂工做起，白手起家，最终凭借房地产生意积累了巨额财富。余彭年常说，自己出身贫寒，曾经目睹穷人缺衣少食的困苦，所以当他有了钱，就想奉献大众。所以，他一心致力于内地贫困地区医疗和教育慈善事业。2000年10月，深圳彭年酒店开业，26天后，余彭年公开宣布，整座大楼经营所得的纯利润永久捐献给社会福利事业和教育事业；在他有生之年，整幢大厦不出售、不变卖；在他百年之后，整幢大厦产权不赠与、不继承，经营所得利润继续无偿捐献直至大厦使用期结束。此举开创了中国第一家“慈善酒店”的先河，也是余彭年职业慈善的开始。他把彭年酒店比作一只母鸡，不能变卖、抵押及挪作他用，“鸡仔是专做好事的，但一定要保留这只母鸡”。2003年，余彭年启动“彭年光明行动”慈善活动。十几年来，陆续有来自西藏、辽宁、安徽等18个省、自治区的40万白内障患者免费得到了救治，余彭年因此有了“光明使者”的美誉。“彭年光明行动”还在十多个贫困国家展开，已向越南、缅甸、柬埔寨等国白内障患者伸出援手。

他与中国传统观念注重传业子孙不同，不主张将自己的财产留给后代。他说：“儿子强于我，留钱做什么；儿子弱于我，留钱做什么。”并说，“他们吃的穿的都比我好，还有什么好担心的。”他认为，儿子如果有办法，自会比自己做得更好；如果不如自己，他们每天花天酒地，甚至黄赌毒都沾染，有钱反而害了他们。2010年4月22日，余彭年在2010年胡润慈善榜发布现场表示，“这是我最后一次捐赠，所有财产全部委托香港汇丰银行托管、监管，不继承、不变卖、不投资，全部用于慈善事业。”这一次，他将自己前些年捐赠后剩余的财产总计32亿元，悉数捐给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余彭年慈善基金会，至此，基金会总值高达82亿元。这些资产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银行存款17亿元；第二部分是余彭年所拥有的香港及深圳物业，估值65亿元。2013年，在余彭年的大力支持和倡导下，香港余氏慈善基金会计划向包括北京大学在内的20所大学捐资设立“余彭年助学金”，用于资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内地学生及优秀的外国留学生。十几年来，他帮助40万白内障患者重见光明，在20余所高校设立奖助学金。2015年5月2日，余彭年病逝，享年92岁。其生前创建的“余彭年慈善基金会”资产总价值已达82亿元。余彭年曾表达自己的心愿，“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挣够一百亿，捐够一百亿”。余彭年被称为“中国最慷慨慈善家”“华人裸捐第一人”。

3．注重德育的唐仲英

唐仲英，1930年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市盛泽镇。其父亲唐炳麟是一名实业家，热衷于家乡的教育事业，曾任盛湖初级中学校董，资助学校经费和捐建“炳麟图书馆”。唐仲英继承了家族乐于助人的品质。1950年，唐仲英自香港赴美求学，毕业于威得恩大学和伊利诺伊理工大学。1964年他创建第一家钢铁服务中心——国际物资公司，至1980年唐仲英已经在美国拥有30多家企业。1982年，唐仲英收购了美国著名的麦克罗斯钢铁厂，从而使唐氏工业集团跻身于年销售额逾10亿美元的私营企业行列，唐仲英亦被誉为“钢铁大王”。1999年，唐氏工业集团被美国《福布斯》杂志排名为全美私人公司第157位。

唐仲英认为，知识、健康和社会责任心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三大要旨。从1995年起唐仲英在美国先后创立了三个基金会：唐仲英基金会（中国）、唐仲英基金会（美国）和唐氏中药研究基金会。唐仲英基金会（中国）在中国大陆实施了一系列慈善援助活动。一是资助中国高等教育，推进中国教育、科研发展。不仅全力支持学校硬件建设，提升学校教育、科研整体水平，捐资援建了南京大学微结构国家实验室、浙江大学传感材料及应用研究中心、智能电网运行研究中心、东南大学抗震防灾实验平台等一批教育科研项目，而且注重提高高校培养优秀人才的软实力，创新大学人才培养方式，如在西安交通大学实施“拔尖学生培养项目”，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一流工程师；与清华大学共同设立“学生领导力培养计划基金”，为未来的政府部门培养杰出领导人才；在北京师范大学设立“未来教育家培养基金”，培养基础教育领域的创新型教育人才。唐仲英基金会成立以后，累计在中国捐款2000万美元（合人民币1.6亿元）。其中90%用于教育事业，其余10%用于公益事业。唐仲英基金会（美国）在美国实施各类资助项目。通过在社区和文化交流领域的有效投入，推进中美两国之间更深广的相互理解和尊重。此外，基金会也致力于教育和医疗事业，并资助相关民间活动以帮助美洲亚裔更好地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如在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内设立永久性的唐仲英中国展馆，向各个年龄阶段的美国人展示中国的魅力，帮助他们了解中国。唐氏中药研究基金会在中美两国分别设立中药研究机构，结合中西方研究开发手段，运用先进的技术和科学的方法研究传统中草药，论证中药理疗的优势和潜在的风险，加深对传统中药基本理论和应用机理的理解，借此提高中药的质量和疗效，提升其在国际上的接受度和认可度，兼而在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研究团队中培养相互协作的精神。

唐仲英基金会（中国）对中国的捐赠，绝大部分用于教育。他认为：教育是人生中最重要的环节，德育又是教育中的关键，一名真正优秀的人才，不仅要学有所成，更要学会做人，懂得“得诸社会，还诸社会”。为此，唐仲英基金会（中国）先后在国内21所知名高等学府和苏州市吴江区设立“唐仲英德育奖学金”，在全国14个县（市、区）的中学设立“唐仲英爱心奖学金”。迄今已有7500多名品学兼优、热心公益的优秀大学生获得唐仲英德育奖学金，优秀中学生有63000多人次获得唐仲英爱心奖学金。唐仲英德育奖学金是基金会最早在中国开展的资助项目，也是国内首度以“德育”命名的奖学金。唐仲英德育奖学金从设立之初便拥有独特的理念：在选拔获奖学生时，强调“德育”为先，要求获奖学生有爱心、有诚信、有志向、有知识，更要尽己所能去“服务社会、奉献爱心”，从而增强民族责任感和社会责任心。2010年，第六次唐仲英德育奖学金交流会在西安交通大学召开，唐先生在开幕式上说：“在我晚年，立下了也当一下 ‘愚公’的愿望。为使这‘社会更美好’的心愿，尽己所能、踏踏实实地为社会做些事情、尽些责任。而将来呢，也希望有我们大家庭的成员能为这个信念，承担起这个任务，继续为 ‘愚公’的这个心愿去努力、去坚持。真的能做到当初基金会所定的‘服务社会、奉献爱心、推己及人、薪火相传’的理念。人生的意义及价值，不在于你拥有了多少；而在于你尽力去创造、去贡献、去实行；最终，能‘问心无愧’地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