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影响民营企业家财富观的观念因素

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荀子》

自以为拥有财富的人，其实是被财富所拥有。——藏传佛教格言

积财亿万，不肯救穷周急，使人饥寒而死，其罪不除。——《太平经》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小人放利，不顾天理。爱人者，人恒爱。敬人者，人恒敬。——《增广贤文》

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圣经》

怎样对待财富的问题，与人类历史同样古老。

西晋学者鲁褒写过一篇愤世嫉俗的名文《钱神论》。文中说：“钱之为体……内则其方，外则其圆……亲爱如兄，字曰孔方……钱多者处前，钱少者居后。处前者为君长，在后者为臣仆……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钱之所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钱能转祸为福，因败为成，危者得安，死者得生……天有所短，钱有所长。”

鲁褒把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归结为一个“钱”字，不免夸大。其实，在传统皇权社会中，货币权力并不是唯一能够左右一切的权力。但是他指出财富的滥用能够搅乱是非，败坏人心，则是自古皆然。

财富如何分配与使用，是历史的老问题。但是我们今天看来，也是一个新问题。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改革开放之前三十年，私人生产资料一律充公，大锅饭平均主义搞得大家都很寡淡，财富云云根本谈不上。改革开放近四十年，一代企业家大步流星，财富急剧积累，个人或家族资产六七千亿元已不鲜见。然而，企业家们多年打拼，老之已至。正如一位作家所说：“所有人都是一丝不挂地来，所有人都是一丝不挂地走，一分钱也不能带。于是问题来了，那肩上扛的、手里拎的大包小包怎么办呢？”

这就是说，如何安排财富，已经是不少民营企业家面临的迫切问题。应当指出，没有价值观，没有信仰，是无法正确处理好财富的。因此，解决好这个问题，前提是要有一个健康的财富理念，有一个正确的财富观。

在这方面，重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相关论述，参考中国儒释道和世界主要宗教在财富问题上的思考，借鉴国际经验，可以给我们不少启发。以上种种价值观念，都在影响着民营企业家的财富观。

一 社会主义价值观影响：致富思源、富而思进、扶危济困、共同富裕、义利兼顾、以义为先、发展企业、回馈社会

财富增长与社会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有一段时间，“贫穷”是社会主义的代名词。比如，“四人帮”就说，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据联合国统计司发布的数据，“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中国人均GDP仅为183美元。这是什么概念呢？比当时非洲一些动乱国家的人均GDP还低。这样的“社会主义”没什么吸引力，大伙也不愿意回到那个时代去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努力拨乱反正，推动改革开放，逐步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告别了“贫穷社会主义”。

1979年3月，邓小平说：“我们从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批判了那种以极左面目出现的主张贫穷的假社会主义。”1985年4月，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这些新的价值论断，得到全国民众衷心拥护。

所以，财富的增长和社会主义是正相关关系。所有依靠劳动合法致富的民营企业家，都为建设社会主义做出了贡献，都是时代的弄潮儿。

邓小平还指出，要富裕起来，最重要的就是发展生产力。民营企业家们扑下身子苦干，正是念的这个经。

在我们这个底子薄、人口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度里，富裕起来的突破口在哪里？

1978年12月，邓小平说：“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够比较快地富裕起来。”邓小平还特别强调：“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

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发展，这个突破性大政策取得成功。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阶段性目标已经实现。接下来该怎么做？

1992年1月，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实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在这个讲话中，邓小平指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当然，共同富裕并不是同等富裕。不同的人由于禀赋、努力、教育、机遇等条件不同，收入差别难以避免。共同富裕的意思是，尽最大努力提高弱势群体生活水平，防止贫富两极分化。不容否认，我国城乡区域之间、财富精英和草根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日趋扩大，十分惊人。2015年12月31日，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了《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5》。该报告指出，处于中国顶端的1%的家庭占有全国财富的25%，而处于底端的25%的家庭仅拥有全国财富的1%。近年来，一些财富精英高调宣扬挥霍财富，成为引人注目的社会新闻，刺激了仇视富人的民粹主义飙升，影响社会稳定，也降低了富裕群体的安全预期。

邓小平晚年曾预料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对弟弟邓垦说：“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要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对此，报告提出要把改善民生作为重点，千方百计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同时完善社会保障，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住有所居上取得新进展，在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中都要注重社会公平。报告特别提出，要着力促进农民增收，保持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

2015年10月召开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十三五”规划，并且提出，要使人民在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朝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全会要求到2020年，解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全国贫困县全部“摘帽”。全会提出一系列改善民生的措施，包括全民参保、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普及高中教育（家庭困难的学生免除学杂费）、把城市公共服务延伸到乡村、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等等。

广大民营企业家对邓小平提出的共同富裕衷心拥护，对党中央提出的扶贫帮困措施积极响应。

最突出的例子，是倾注全国民营企业家心血的光彩事业。1994年4月，在全国工商联七届二次常委会上，刘永好等10位民营企业家联名发出倡议《让我们投身到扶贫的光彩事业中来》，希望全国先富起来的民营企业家为贫穷地区兴办项目、开发资源、培训人才，促进共同富裕。倡议书把扶贫活动命名为光彩事业，引起强烈反响，得到中央支持。1995年10月25日，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在京成立，全国各省区市也先后成立了光彩事业促进会。

1997年9月24日，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在福建省光彩事业促进会成立大会上讲话说：“光彩事业是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的一面旗帜，是新时期统战工作为经济中心服务的新创举，是实现先富帮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目标的桥梁，是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相结合的有效形式。我们要满腔热忱地继续扶持和推动光彩事业的发展。”

光彩事业的理念是“义利兼顾、以义为先”。

光彩事业先后参与了老少边穷和中西部地区投资开发、国企改革和安置下岗职工再就业、三峡库区移民和产业结构调整、生态治理、振兴东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战略行动。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13年，实施光彩事业项目43329个，到位资金5987.79亿元，培训人员860.46万人，安置就业1092.74万人，帮助带动2022.09万人脱贫，各类公益捐赠总额达到1794.17亿元。

联合国官员多次来华考察光彩事业在中西部实施情况。他们说，像光彩事业这样有明确宗旨，有成熟理念，有全国性组织，以群体行为不断开展扶贫的，在国际上绝无仅有。从此，光彩事业还走出国门，参与一系列国际扶贫活动。

除了开展光彩事业之外，全国各地千千万万民营企业家热心慈善事业，在第三次分配中向贫困民众献上爱心。

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自1983年创业至今，累计捐赠60亿元人民币。2011年，他还捐出自家持有的福耀集团3亿股原始股股票（市值109亿元）成立河仁慈善基金会开展慈善活动。蒙牛集团创始人牛根生说：“我的后半生理想是通过度人来实现度己”。2005年，他把自己及家人持有的蒙牛股份全部捐出用于慈善事业。到2011年为止，他捐赠资产37.5亿元。

在《福布斯》公布的2014年中国慈善排行榜上，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当年捐出4.38亿元名列第一。当年捐出5000万元以上的企业家还有：董文标、许家印、任元林、许荣茂、黄如论、卢志强、马化腾、许世辉、薛行远、刘沧龙、束昱辉、牛钢、杨惠妍、林秀成、蒋柏荣、张近东、卢福明、刘载望、刘水。

这些带头人正在引领全国民营企业家投身到慈善事业当中，为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共同富裕贡献力量。

二 儒释道价值观影响：见得思义；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

1．儒家的财富观

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贝淡宁，是一位加拿大学者。2016年1月12日，他在《环球时报》发表文章说，中国社会近年来饱受金钱主义负面影响，追逐财富使人们变得更趋个人主义，同时败坏了社会风气。因此，中国政府层面和很多知识分子都希望提升社会责任感，正在复兴的儒家文化正好服务于这个目标。

我们看看儒家的财富观。

儒家并不排斥财富。《大戴礼记·武王践祚·履屡铭》说：“慎之劳，劳则富。”这是劳动创造财富的早期表达。

《论语·子路》记载，孔子来到卫国，冉有驾车。孔子说：百姓人数真多啊！冉有说：百姓是很多啦，该干些什么呢？孔子说：使他们富有。这说明孔子认为富起来是好事。

《论语·述而》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低贱工作），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喜好）。”这是说，如果能赚到钱，从事繁重粗笨的活计也可以，如果这样费劲也赚不到钱，那就不必强求了。孔子在这里强调了致富要遵循一定原则规范，并婉转表达了不艳羡富贵的人生态度。

儒家财富观的核心，是平衡“义”与“利”的关系，并且把“义”放在首要地位。义，就是道德规范；利，指物质利益。《论语·里仁》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又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述而》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孟子有一句名言：“有恒产者有恒心。”（《孟子·滕文公上》）在孟子看来，人们拥有财产是维护社会秩序和健康心理的必要条件。当然孟子也反对离开道德规范来谈财富。在《孟子·告子下》中，他说，不应该扭折哥哥的胳膊去抢夺食物。孟子还说过一句话：“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这句话有点片面性，引起后世一些人误解。其实，通观孟子全书，他提出了不少杰出的经济见解，上述有关“恒产”的论断就是一例。

西汉大儒董仲舒在《春秋繁露·身之养重于义》一文中说：“天之生人也，使之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利是养身体，义是养精神的。即使圣人也不能去掉民众的欲利之心。不过，有些人“忘义而殉利，去理而走邪”，结果是“以贼其身，而祸其家”。这就需要圣人阐明义理，引导人们了解义与利的关系，教育人民“欲利”不要超过“好义”。一旦超过，就会引来麻烦。董仲舒的结论是：“义之养生人，大于利而厚于财也。”义对于人来说，比财富更重要。

上文引述了《论语·子路》篇中孔子和冉有的对话，说明孔子赞成富裕。这段对话还有两句后文。冉有又问孔子：老百姓富裕了之后该怎么办？孔子说：对他们进行教化。这就是“富而后教”，是儒家的重要思想。人富了以后，如果不进行教育，就容易堕落腐败。

义利关系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上长期争论不休的话题。总起来看，儒家处理义利关系有两个要点。

首先，义与利都是人生所需。《荀子·大略》中说：“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论语·乡党》记载孔子生活起居，描述他“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这是很富裕的生活方式。孔子讲学，也收学费。“有恒产者有恒心”，只有在物质生活条件得到保证的前提下，才有利于实施教化，使民众形成一定的道德修养。

其次，义是第一位，利是第二位。孟子说，义，人之正路也。儒家强调义对利的统率作用，即谋利必须符合道义的要求。在义与利发生矛盾时，“君子义以为上”。孟子提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大丈夫必备的德行，把舍生取义当作人生最高目标。

儒家的义利思想是基于对人性的认识。孔子认为人的禀性相近，之所以会有君子小人的差异，是后天学习的结果。儒家认为，在人的本性中，精神需求比物质欲求层次更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儒家强调仁义的崇高性，在仁义与利欲发生矛盾时，主张先义后利，尚义轻利，以义制利，以此引导整个社会走向光明。

这里也要指出，后世有些儒家，对义利关系的理解有所偏颇，在言论中贬低和否定物质利益，这是不足取的。余英时在《中国文化史通释》第三章《近世中国儒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中指出，自汉至宋，有些儒家人物对商业与商人抱持消极甚至否定的态度，宋代朱熹认为，经商致富足以害道。他要求经商的弟子，赚钱不能超过维持衣食的限度。这些思想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

关于如何致富的问题，孔子曾说“富贵在天”。如果没有富贵命，那就安于贫穷。他称赞弟子颜回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

但是，孔子的学生中，也有人不听命运安排，努力致富。比如端木赐即子贡从事商业，预测市场行情很准，赚了钱。颜回的道德和学问都比端木赐强，但颜回只是守在家里受穷，英年夭折，这也说明财富的重要性。孔子评论他们两人说：“回也其庶（差不多）乎，屡空（穷）；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猜度）则屡中。”（《论语·先进》）值得注意的是，孔子称赞贫贱不能移的颜回的同时，对“不受命”即不安于命运的端木赐并没有责备。在儒家看来，富是可求的，也是不可求的。从可求的角度讲，谋事在人；从不可求的角度讲，成事在天。能否致富，是复杂的多方面因素的综合结果，古人将其归结为“天”或“天命”，体现了一定的时代局限。

《论语·季氏》说：“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齐景公很富，但他不办好事，当他死时，民众不觉得他有什么德行值得称赞。而伯夷叔齐饿死在首阳山下，民众至今称赞他们。孔子在这里指出，富人如果不给民众办好事，那就得不到社会的认同。中国古代社会说“为富不仁”，也是对齐景公这一类人物的批评。

孔子曾说：“不患贫而患不均。”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度制》一文中主张把社会财富“调均”，就是防止两极分化。他指出财富分配不均，两极分化严重，不利于社会安定。《汉书·董仲舒传》引用董仲舒的话说：“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上不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抓了很多人，犯罪还不能制止的根本原因就在这里。董仲舒认为要消除不安定的根源，需要缩小贫富差别。经过调均，“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春秋繁露·度制》）

2．佛教的财富观

佛教对财富有着健全而圆融的理念。佛教对钱财的看法是“非善非恶”，认为钱财是维持生活的需要，也是弘法修道的资粮。

有的人认为学佛后会觉得世俗生活没有意义，从事世俗劳作是浪费生命。这使一些人对佛教的财富观产生了误解，学佛和求得财富是不可兼得吗？

佛教将正当的谋生手段称为正命，反之即为邪命。用正当手段求得财富，与修行并不对立。《六祖坛经》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犹如求兔角。”可见，佛教并不排斥世俗辛勤工作。《成唯识论》卷五说：“能为此世、他世顺益，故名为善。”这里提出判断的标准并不是有没有钱，而是能不能行善。佛陀在世时，有很多大富长者受到佛陀称赞。这些大富长者有钱财但不吝啬，用这些钱财布施穷人，弘扬佛法。比如须达长者布施精舍等。这样的钱财是善的，称为“净财”（清洁的财富）。

对在家修行的人来说，解决个人生计，肩负家庭责任，需要钱财。如果连个人生活都无法维持，就会成为社会负担，加深社会对佛教徒的误解。身为佛弟子，要有助人为乐的情怀，只有具备了相应财力，才能为穷困者解决困难。作为出家僧人，自然应该俭朴，但也要维持生活，保障身体健康，维护寺院建筑，推动佛事运转，这也离不开物质支持。如果把钱财用在造福大众的事业上，用在修行的慧命上，钱财就是菩萨道上的助缘，是成佛的福德资粮。什么叫资粮？旅行时预备的粮食、舟车。

所以，佛教并不排斥财富。

但是佛教反对贪求不义之财，不义之财是毒蛇。一个著名的佛教故事说，佛陀在世时，每天乞食，阿难是佛的侍者。一次，佛和阿难又去乞食了。走到一条水沟旁，佛忽回头对阿难说：“阿难！毒蛇！”阿难上去一看，就说：“是的，毒蛇！世尊！”他们就过去了。那时，有父子两人在田间干活，听说有毒蛇，就跑过来看看。一看，两人有说不出的欢喜。哪里有毒蛇？沟土里露出的，是一坛黄金。于是父子俩把黄金搬回家去了。他们取一块去金铺兑换，金铺里见他们是穷人，起了怀疑，报告了官府。一会儿，便把父子俩捉了去，再到家里搜索，查出了收藏的黄金。审问中，判定两人犯了盗取国王财物的罪。当时是波斯匿王时代，法律上说，凡藏于地下的，都归国王所有。父子两人就以这个罪名被判死刑。在刑场上，父亲忽然想起了，对儿子说：“阿难！毒蛇！”儿子一想，比丘说的真不错，现在是被黄金毒蛇害死了，也就望着父亲说：“毒蛇！世尊！”监斩的是一位佛教弟子，听了他们的话，觉得稀奇，就去报告波斯匿王。王听了，问他们这两句话由来，他们把早上在田间遇到的事情说了。国王知道这是佛与阿难说的，对他们说：“这是佛的开示，现在你们信不信佛的话呢？”回答说：“信了！”波斯匿王因他们信佛，就把他们开释了。这个故事说明贪图不义之财使人堕落，丧失生命。世上多少罪恶和苦难，不是从金钱而来吗？

佛教还认为，财富是流动无常的。当代中国高僧印顺法师说，世上的一切财富，都是无常的。得来那样艰难，结果不能不散失，而且散失得那么容易。所以财富不可强求，如散失了，也不必过分懊丧，反而应该注意怎样处理财富，不至于无意义地丧失。印顺讲了一个印度佛教故事阐明这一点。他说，我们中国人，家境困难，就去求财神。在印度，就是敬奉功德天，即“南无第一威德成就众事大功德天”。有人家道衰落，就供养功德天，诚意礼拜，感动了功德天。那天，有人推门进来，一看正是功德天。穷人急忙起来迎接。功德天是一位美丽女郎，可是当她坐下时，外面又有人推门。来的是一位又黑又丑的女郎。穷人阻止她进来，可是那位黑女郎说：“功德天是我姊姊，我是她的妹妹——黑女，我们姊妹从来不分离。你请她，即使不请我，我也非来不可。姊姊来赐予财富，我是来消散财富的，你见过有积聚财物而不散失的吗？”

佛陀在世时说，钱财是身外之物，不一定属于我们自己。佛经说，财富为五家共有：一为火灾，二为水灾，三为国王官吏巧取豪夺，四为盗匪劫夺，五为不肖子孙挥霍殆尽。现代问题更多，比如战争破坏、币制贬值等。大家不免一死，终归无常，蓄积的一切资财，什么也带不去，到那时财富还是你自己的吗？知道了这个道理，对财富就不会有贪著之心。如果贪著财富，没钱时会因贫困而烦恼；有钱时又担心失去而烦恼。要解决这些问题，一是要认清财富实质是无常不定，不能把它看成是永恒的；二是要认清财富在人生中的局限，不能把它看成是唯一的。当我们能够将财富视为无常的身外之物时，就不会被伤害。财富本身无所谓善恶，一切取决于用途。只要是通过正当渠道获得财富，又能合理分配使用，并且没有贪著之心，那我们就是财富的主人而不是它的奴隶，财富就不是毒蛇而是净财。1998年东南亚金融风波之际，香港精神病院病人猛增。院方为治疗这批特殊的病人，以模拟的股票交易让下跌的股票上升，借此缓解他们的心灵创伤。由此我们看到，如果将积聚财富作为生活唯一目标，一旦失去财富，就会陷入精神错乱，这样的人生无疑是可悲的。佛陀一再告诫我们要奉行简朴的生活原则，因为欲望一旦鼓动起来，就难以控制，妄想越来越多。和地球的资源一样，人的福报也是有限的，过分放纵自己的欲望，对身心有百害而无一益。

那么，怎样求得财富呢？这里先说一句，是否追求财富，关键是初始心，看自己在哪一个层面上修行。如果从出世解脱的层面来看，就不必追求财富；如果想进一步发菩提心，利益众生，那就可以求财。

佛教要求获取财富要“如法求财”，就是依照佛法的要求求得财富。佛教讲因缘，赚钱同样有因缘。其中的因，包括往昔种下的业力和今生付出的努力。财富多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自的福报，取决于往昔种下的福田。小至粒米，大至全世界，都是从我们的福报而来。想要拥有福报，就要广种福田。福田有三种：恩田（知恩报恩）；悲田（慈悲助人）；敬田（恭敬父母和佛、法、僧三宝）。

除了培植福田，还应重视谋生技能。兑现福报，也要有现缘，这个现缘，就是劳动。佛教不赞成不劳而获的定命论。在《华严经·十地品》中，佛陀提出了几项谋生技能：“所谓文字、算数、图书、印玺、地水火风，种种诸论，咸所通达；又善方药疗治诸病：癫狂、干消、鬼魅、蛊毒，悉能除断；文笔、赞咏、歌舞、伎乐、戏笑、谈说，悉善其事；国城、村邑、宫宅、园苑、泉流、陂池、草、树、花、药，凡所布列，咸得其宜；金、银、摩尼、珍珠、琉璃、螺贝、璧玉、珊瑚等藏，悉知其处，出以示人；日、月、星宿、鸟鸣、地震、夜梦吉凶、身相休咎，咸善观察，一无错谬。”这些都是专业技能，是求财的途径。佛陀在《杂阿含经》中指出佛弟子可以从事的职业：“营生之业者，种田行商贾。牧牛羊兴息，邸舍以求利。造屋舍床卧，六种资生具。方便修众具，安乐以存世。如是修善业，黠慧以求财。财宝随顺生，如众流归海。如是财饶益，如蜂集众味。昼夜财增长，犹如蚁积堆。”在这段偈语中，佛陀告诉佛弟子，可以从事种田、经商、放牧、租房，以及建造房屋和家具出售等职业，再配合聪明的头脑和辛勤的劳动，财富会与日俱增。

当代高僧星云大师提出六个发财方法。①勤劳。财富落在勤劳人手里。②节俭。节俭时间，节俭感情，节俭物欲。③宽厚。居心仁厚，就会获得财富。④信心。对宗教信仰要有信心，对于做慈善，也要不失信心。⑤结缘。佛法认为，宇宙万物所以存在，是由于因缘。⑥布施。不布施，怎能有收成呢？做功德就如种福田，凡是播种都会有收成。

佛教反对非法谋财。佛经中列举了十种非法谋财的现象。①窃取他财：抢劫、偷盗、诈骗，或将拾取的财物据为己有。②违法贪污：包括收受贿赂、偷税漏税等。③抵赖债务：或是欠债不还，或是故意倒闭携款潜逃，侵吞他人财物。④吞没寄存：非法占有他人寄放或委托管理的钱财。⑤欺罔共财：在合作中，巧立名目、伪造账目，将共同财产转移到自己名下。⑥因便侵占：利用职务之便挪用公款，损公肥私。⑦借势苟得：利用职权捞取钱财。⑧经营非法：漫天要价、缺斤少两、以次充好等不正当经营手段。⑨诈骗投机：包括欺骗大众、造假贩假等非法经营方式。⑩赌博淫业：比如开设赌场或色情行业牟取暴利。

由此获得的不义之财，玷污人格，遭人唾弃，更会受到法律制裁。

发了财，怎样处理财富？如果说赚钱体现了一个人的福报，那么，如何使用却反映了他的智慧。世界上有很多富有的人，但被人敬重的不多。原因是什么？主要就是取决于他们如何使用财富。在对待财富的问题上，有几种比较典型的负面例子。

一类人是吝啬鬼。这样的人即使赚再多的钱，又有什么意义呢？当钱财不能发挥作用时，不过是些毫无意义的金属和纸片。再有一类人是挥霍的暴发户。沉溺于穷奢极侈，不愿为他人付出。这样的行为为社会所不齿，他们是在浪费财富，也是在消耗自己的福报。还有一些人虚荣心强，花钱做表面文章。在他们心目中，名牌就是身份，高档就是价值。更有一些人急功近利，孤注一掷将所有家产用作风险投资。他们一天到晚盼望财富来得多一点，快一点。在这样的渴望中，容易丧失正确判断能力，或是受骗上当，或是投资失策。

如果我们拥有财富而无理财之道，十分财富或许只能发挥一分作用，甚至为其所害。如何合理支配财富？佛陀在经典中提出一些方案。《杂阿含经》提出：“始学工巧业，方便集财物。彼得财物已，当应作四分：一分自食用，二分营生业，余一分藏密，以济于贫乏。”《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则将财富分为三份支配。经中说：“一分财宝以充随日，供给所需；一分财宝惠施孤独，以修当福；一分财宝拯济宗亲，往来宾旅。”印顺法师提出，十分的财富应该这样处理：十分之四——经营事业，十分之三——家庭生活，十分之二——储蓄应需，十分之一——作福功德。《涅槃经》提出财富四分法：四分之一——供养父母妻子，四分之一——补助仆佣属下，四分之一——施给亲属朋友，四分之一——奉事国家沙门。

佛陀还说，对于已经获得的财富，要防止“六损财业”的危害。《善生经》说：“六损财业者，一者耽湎于酒，二者博戏，三者放荡，四者迷于伎乐，五者恶友相得，六者懈惰，是为六损财业。”

有的人追求财富，停留在物质财富层面上，这说明他的生命层次比较低。当物质财富可以满足生存时，应该追求精神财富。何为精神财富？佛陀一生，身无长物，居无定所，却为我们留下了三藏十二部经典，指明了解脱之路。在他身后，一代又一代追随者，都得益于佛陀留下的智慧。一个拥有美德的圣贤，不论处于什么样的时代，都能洁身自好；一个洞明世事的智者，不论遭逢什么样的人生境遇，都能从容面对。只要拥有充实的内心世界，我们就有能力抵御外界的一切干扰。

精神财富甚于物质财富。我们可能会失去财富，但不会失去智慧；可能会失去健康，但不会失去慈悲；可能会失去家庭，但不会失去爱心；可能会失去事业，但不会失去信仰。我们要培养心灵深处的慈悲和爱心，培养生命内在的信仰与智慧。对于人生来说，这才是最重要的财富，才是永远可以从中受益的源泉。

作为佛教徒来说，除了追求世俗财富而外，更要追求功德法财。什么是功德法财？那就是佛法。在《金刚经》中，佛陀告诉我们弘扬佛法布施民众能够获得最大的幸福。无论是供养还是布施，功德法财都比世间财富更为殊胜。因为佛法可以帮助解决人生困惑，解脱人生烦恼，开发生命宝藏，成就智慧和无量功德，其意义绝不是物质财富能够代取代的。

佛教认为，财富的“保藏不定属于自己，受用不再属于自己，施诸悲敬才真属于自己”。积蓄的终会散失，享受了就没有。不如拿出一部分财富去布施，让大家受用，这就是努力于福报再生产。布施，似乎是损失，但它能引发未来的福报。有两种福田功德最大。一是悲田，抚恤孤寡，救济灾难，这就是种福于悲田中。二是敬田，孝养父母，敬奉三宝，这是种福在敬田中。凡是种福于悲敬二田，现生或将来一定得到良好福报，成为水不能淹，火不能烧，盗匪不能夺得自己的财富，所以说“施诸悲敬乃真属于自己”。

佛教最彻底的财富什么？是般若。般若是什么？是终极智慧，也可以用“空”来解。简单说，虚空里面包含了森罗万象，不空就没有，因为空，才能有啊，你拥有了般若，就好像虚空拥有了万有。般若，就等于虚空万有一样，其实这一种“般若财富”都在我们的心里，因为这个终极智慧可以给我们证信真理，让我们知情识理，认识真我，可以让我们获证永恒的生命。我们有了般若，就等于有了光明。在光天化日之下，所见到的一切，不都是我们的吗？诗云：“平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一旦有了般若，你的穿衣、吃饭、事业、财富就不一样了。般若是我们的自性真如，是我们自己的本来面目。

佛教的财富观，对现代人正确地获得财富、分配财富、经营财富仍然具有借鉴作用。

3．道教的财富观

道教创立于东汉顺帝时期（126～144年），标志是沛国丰县（今江苏沛县）人张陵创设五斗米道，五斗米道的地盘主要在西部的陕南川北汉中地区。与五斗米道同时，北方有太平道即黄巾起义军，也是道教。关于“五斗米”的来源，《后汉书》及《三国志》说，信徒要出五斗米；另一说是五斗米道为穷人治病，患者治病要出五斗米。张陵的儿子张衡、孙子张鲁都是五斗米道领袖。五斗米道为穷人驱鬼除邪，治病保健。张鲁占据汉中时，在大路两旁设置“义舍”，把米肉放在义舍里，过路人白吃白喝。但是张鲁也提醒路人，吃喝过度，鬼会让他生病。在五斗米道兴盛的地区，犯法者原谅三次，再不改就行刑。有小过失，罚修路百步。春夏禁杀，又禁酒。后来，张鲁在汉中的政权受到地方势力挤压，他归顺了势力最强大的曹操，并献上汉中地盘。曹操拜张鲁为镇南将军，封为阆中侯，张鲁的5个儿子也都封了侯。从魏晋起到宋元明时期，道教从地下走到地上，得到皇权扶持，成为贵族宗教，教团组织也发生变化，享受免税等特权。领袖人物有了权势，修建殿堂，聚金炼丹，献药求仙，劳民伤财，这是后话。到清代，道教开始衰落，光绪年间有道教徒8万人。20世纪40年代末有4万人，1979年统计有2000人。改革开放以来道教有所发展，截至20世纪90年代，道教徒约为10万人。

道教以《老子》为指导思想，以太上老君（老子的神格化）为始祖，民间还崇拜玉皇大帝等神祇。道教经典有《道德经》《道藏》《太平经》等。道教的核心内容是神仙信仰，相信凡人经过修炼可以成仙。道教最高信仰是“道”。道教徒追求两大境界：一是公平富裕的现实世界；二是美妙仙境，长生不老。

毛泽东对道教初创时期的五斗米道以及张鲁在汉中设置义舍非常欣赏。1958年12月，中共召开八届六中全会讨论刚刚兴起的人民公社。会议期间，毛泽东给与会者印发了《三国志·张鲁传》，并且在7日、10日两次作出长篇批示。7日的批示说：“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也好，那时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约有一千六百年时间了，贫农下中农的生产、消费和人们的心情还是大体相同的……相同的一点，就是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10日的批示说：“行五斗米道，‘民夷便乐’，可见大受群众欢迎。其法，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置义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目的似乎是招来关中地区的流民），修治道路（以犯轻微错误的人修路）, ‘犯法者三原而后刑’（以说服为主要方法）, ‘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 ‘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这几条，就是五斗米道的经济、政治纲领。”

毛泽东点出了道教经济思想的实质。东汉末年，贫富悬殊，连年战乱，老百姓生活十分悲惨。道教开创初期是苦难民众的秘密宗教，从张鲁设义舍可以看出，道教初创时力主救助普通民众。道教的财富观，与此密切相关。

正因如此，道教认为社会财富是公有的。《太平经》说：“财物乃天地中和所有，以共养人也。”因而人人有权享用社会财物，不能容许少数人占有大量财物而多数人极端贫困的不合理现象。

《太平经》揭露了富翁贪得无厌的狠毒心肠：“或有遇得善富地，并得天地中和之财，积之乃亿亿万种，珍物金银亿万，反封藏于幽室，令皆腐涂。见人穷困往求，骂詈不予，既予不即许，必求取增倍也；而或但一增，或四五乃止。赐予富人，绝去贫子，令使其饥寒而死，不以道理，反就笑之。”《太平经》揭示人生有六大罪，其第三罪是：“积财亿万，不肯救穷周急，使人饥寒而死，其罪不除。”

《太平经》又说：“若仓中之鼠，常独足食，此大仓之粟，本非独鼠有也。”富人好比是钻进谷仓中的老鼠，不能因为老鼠呆在谷仓里，就认定谷仓为老鼠所有。《太平经》还说：“小内（指皇室仓库）之钱财，本非独以给一人也，其有不足者，悉当从其取也。愚人无知，以为终古独当有之，不知乃万户之委输，皆当得衣食于是也。”即使是帝王宫里的钱财，也是从千家万户那里征来的，也应供给千家万户所需。

道教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以正当手段得来的财富，道家是赞赏的。道家以重人贵生为特征，希望人人过上幸福生活。道家尊奉的财神，就是保佑大家发财致富的。位于上海城隍庙内供奉的五路财神，吸引了大量信徒游客前来朝拜，印证了财神在道教文化和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深厚影响。道教尊重民众对于财富的正常需求，赞赏那些靠自己的头脑和双手勤劳致富的人物，道教的文财神范蠡即是如此。范蠡每到一处都能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致富，而每次致富以后都能将钱财赈济百姓，文财神的事迹传颂古今，彰显了道教对于财富的理性态度。

但是，财富是一把双刃剑，幸福生活的反面是欲壑难填的黑暗深渊。道教对于谋取不义之财的行为，不遗余力予以鞭笞。魏晋南北朝期间的宋朝道士陆修静所撰《受持八戒斋文》中说：“不得盗他物以自供给。”《玉清经·本起品》载元始天尊所说十戒中的第七戒规定：“不得欺凌孤贫，夺人财物。”《妙林经二十七戒》中说：“不得盗窃人物，不得妄取人财。”《老君说一百八十戒》中规定：“不得横求人物”, “不得强取人物”, “不得妄取人一钱以上物”。道教认为，以不正当手段谋取财富的人，必遇恶报。道教经典《太上感应篇》中列举的一百七十条恶行中，就有许多内容涉及利用不正当途径谋取财富。比如杀人取财、弃法受贿、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致富等，这些行径是恶行之中最大的一种。为了威慑那些妄取不义之财的歹徒，《太上感应篇》用下列这些恶果警告他们：“诸横取人财者，乃计其妻子家口以当之，渐至死丧。若不死丧，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妄取之值。”道教还注重在神像塑造上突出镇制作用。上海城隍庙财神殿的财神赵玄坛像，骑黑虎、手执钢鞭、怒目圆睁。来上海城隍庙财神殿参拜的许多信众说，财神手中的钢鞭让他们放弃了许多“快速致富”的念头，只有勤勤恳恳、辛勤工作才能得到财神的护佑。

道教在财富问题上还有一些告诫：一是追求财富要适可而止，不可贪得无厌；二是富裕了也要节俭；三是扶危济困，不能为富不仁。《初真十戒》第七戒说：“不得贪求无厌，积财不散，当行节俭，惠恤贫穷。”

道家主张，专心修道的人不应贪求和积累财富。《道德经》说：“圣人无积。”《老子想尔注》说，修道之士“于俗间都无所欲”, “不劳精思求财以养身……衣弊履穿，不与俗争”。《丹阳真人语录》说：“饥则餐一钵粥，睡来铺一束草，褴褴褛褛，以度朝夕，正是道人活计。”修道之士是出尘离俗的，应该安贫乐道，于世间无欲无求，当然更不会为财富而累身。

对于来自道教信徒的施舍，该如何处置？道教的做法是，一部分用于维持道众基本生活，一部分用于维修宫观，其余全部用于赈灾济贫。历史上有许多道士散财济贫的故事。当今道教界在捐款赈灾、捐资助学、扶危济贫等方面，也做出了大量贡献。

道教在财富分配问题上，注重社会公平。实现社会公平的途径就是遵循“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天道法则。《道德经》说：“天之道……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就道教看来，财富周流天地，运行才符合天道。

顺应“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天道法则，就应让财富进入公共领域，最大限度发挥效用。老子在《道德经》中说：“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也就是说，财富只有进入社会公益事业之中，才能周流无穷，方为天道生物之真意。《太平经》说：“天道生物，当周流俱足。”道教著名劝善书《文昌帝君阴骘文》说：“济急如济涸辙之鱼，救危如救密罗之雀。矜孤恤寡，敬老怜贫，举善荐贤，饶人责己。措衣食，周道路之饥寒；施棺椁，免尸骸之暴露。造漏泽之仁园，兴启蒙之义塾。家富提携亲戚，岁饥赈济邻朋。印造经文，创修庙宇。舍药材以拯疾苦，施茶水以解渴烦。点夜灯以照人行，造河船以济人渡。”道教教诲我们，正是在利益他人、利益社会的过程中，财富发挥了最大效用，找到了终极归宿。

财富也是双刃剑，既可带来成功和幸福，也能带来失败和苦痛。那么，道教如何看待财富的利用问题呢？《道德经》第九章说：“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止）；揣（锤击）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这是说，持有的东西已经盈满了，不如适时停止；显露锋芒，锐势难保长久。金玉满堂，无法守藏；富贵而骄，自取祸患。功成身退，是合乎自然的道理。这些文字透露着东方式生活智慧。乐善好施一向是宗教关怀的重要手段，道教作为中国古老宗教，这方面特征尤为突出。张鲁广开义舍，无偿提供米肉扶贫济困，扩大了道教影响力，奠定了道教财富观的基础。翻开千年道教史，从文财神范蠡散尽钱财赈济百姓，到药王孙思邈用医术为百姓免费治病，都体现了道教“齐同慈爱、异骨成亲”的理念。

当代道教继承并弘扬这一传统。以正一派重要宫观上海城隍庙为例，汶川地震发生后，城隍庙在第一时间举行超度亡魂大法会，发动全庙教职人员捐款捐物，还在庙内设置了募捐点，让信徒和游客奉献爱心。此外，上海城隍庙还注重日常慈善工作，常年坚持。从豫园街道的爱心助老，到江西的希望小学以及云南民族地区的扶贫济困，上海城隍庙以自己的微薄之力捐助奉献，向当代社会昭示了道教慈善理念。

儒释道文化在当代中国民营企业家当中具有广泛的影响。

先看儒家。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儒商的研究不断深入，“儒商文化”脍炙人口。儒商把儒家的道德智慧、社会责任感与商人的效率和财富融合在一起。儒商的主张，一言以蔽之就是以义制利，义利双行，利济天下。儒商不是历史陈迹，相反，它具有现代意义。换句话说，经济发展不能仅仅诉诸工具理性，必须重视文化和道德的作用，这正是儒商资源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比如礼义仁爱、诚实不欺、公平守信等儒家思想在今天仍然大有用武之地。

虽然国内没有制定过儒商标准，但就社会舆论而言，仍有一些共识。比如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是一位有人文情怀，也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万科集团房地产在社会上很有口碑，王石多年来支持社会公益事业，贡献很大。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的名言是：“少谈点金钱，多谈点精神。”他捐资筹办了北京吉利大学、海南大学三亚学院。愿意把钱投入不怎么赚钱却容易引起麻烦的教育事业当中，应当说是儒商的作为。原华远集团董事长任志强，在房地产界成果累累，他还经常就房地产问题以及社会关切的其他问题发表独立见解，不时引起轰动，号称“任大炮”，表现了“兼济天下”的强烈社会责任感，称为儒商，大概不为过。提出“九二派”概念的泰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在企业家中较早致力于开发养老事业。泰康人寿建设的养老院，为老人设想十分周到，吸引了北大著名教授钱理群等人入住，体现了儒家养老、敬老、尊老的传统。最近，一些地方还举办了儒商推举活动。据山东大众网2015年11月10日济南报道，2015年11月7日，第五届中国商业文化与管理国际学术会议在孔子、孟子的故乡山东（山东大学）召开会议，发布了2015年中国儒商50强以及50名儒商风范人物。海信、华为、山东新华制药、海尔、工商银行、中石化、联通、中国铁建、华电国际、同仁堂等企业获得“儒商公司50强”荣誉。青岛佳诺集团董事长郭维佳、山东盛和招标有限公司董事长侯艳丽、山东万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富君、济南绿地泉景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岷、山东艾丝妮乐卫生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学良、烟梅卡庄园（烟台）葡萄酒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孟军、山东诚信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宏杰、山东富达装饰集团董事长于明杰、山东亿嘉农业机械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于新堂、山东佳怡物流有限公司总裁岳丽等企业家获得“儒商风范人物”称号。

再看佛教。佛教在企业家中影响很大。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的自传书名就是《心若菩提》。菩提是佛教语言，意思是觉悟智慧，大彻大悟。曹总与佛教有很深缘分，他很赞赏近代佛教弘一法师李叔同，一度想效法李叔同出家为僧，后在一位老和尚劝慰之下，打消了出家念头，继续办企业。他深受佛教影响，把富裕的财富用来救危扶贫，广种福田。从1983年创业开始至今，救济帮助上万名学生完成学业，救济贫困户超过10万户，修建庙宇、学校、公园、道路、医院等佛教建筑和公共设施，累计捐赠60亿元人民币。凤凰卫视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刘长乐笃信佛教，热心佛教事业。他和星云大师是多年好友，把星云大师的手迹印发给凤凰卫视每位员工，供大家参悟。海南航空有限公司董事长陈锋倾心佛教。他大量阅读佛家经典，每天用蝇头小楷书写心得体会，名为《参禅随笔》。每到夜深人静，陈总就参禅入定，他说自己是“白天入世，晚上出世”。他的人生宗旨是“精进人生，造福终生”。巨人网络公司董事会主席史玉柱每当事业陷入困境，就会进西藏和喇嘛聊天，寻求智慧和解脱之道。

道教在企业家中也有信众。江苏隆力奇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徐之伟就捐资修建了道观，他还出巨资资助四川雅安地震灾民，资助苏州大学贫困学生完成学业。2012年3月，台州市企业家陈立钻把自己珍藏多年的一棵珍贵花梨木材捐献给天台山的道教南宫祖庭桐柏宫，用以雕刻道教南宗创始人紫阳真人的坐像。2012年9月，由吉林市道教协会主办、吉林玄帝观承办的企业家七日体道班开班，来自全国各地的上百名企业家报名参加，企业家们学习了道教礼仪以及养生打坐等课程。2013年7月，吉林市再次举办道教体道班，企业家们学习道教智慧，推动和传播道商文化的发展。

三 西方基督教价值观影响：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针眼还难；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

基督教包含三个分支：天主教、新教、东正教。

基督教认为，财富的真正拥有者是上帝。《旧约全书·利未记》第25章，耶和华对众人说：“地不可以永卖，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旅客，是寄居的。”人只是替上帝管理财富，暂时拥有财富。《旧约全书·约伯记》第一章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旧约全书·箴言》第三章说：“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初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旧约全书·申命记》第八章说：“你要记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

基督教反对贪财。《圣经》提醒人们远离贪婪。旧约十诫告诫人们去除贪恋之心，新约也认为贪财是万恶之根。基督教认为，财富具有很大诱惑性，能使人变成金钱的奴隶，过度追求钱财会迷失方向。

耶稣在《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基督教认为，由贪婪生出来的贿赂、腐败，违背上帝关于慈爱、公义、圣洁的教训。

《旧约全书·出埃及记》第二十三章说：“不可受贿赂，因为贿赂能叫明眼人变瞎了。”《旧约全书·申命记》第二十七章记载，摩西在耶和华引导下带领十二支派民众走出埃及的路上，要求各支派民众宣誓：“挪移邻舍地界的，必受诅咒！”, “受贿赂害死无辜之人的，必受诅咒！”

《新约全书·提摩太前书》第六章说：“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新约全书·哥林多前书》第五章记载，耶稣的使徒保罗和兄弟所提尼，奉神的意旨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说：“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

《新约全书·哥林多前书》第六章说：“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六章记载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事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玛门（财利）。”

基督教在反对贪图不义之财的同时，鼓励人们依靠勤劳、智慧和诚信获得财富。

《旧约全书·箴言》第十章说：“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夏天聚敛的，是智慧之子；收割时沉睡的，是贻羞之子……义人的勤劳致生，恶人的进项致死。”《旧约全书·箴言》第十三章说：“懒惰人羡慕，却无所得，殷勤人必得丰裕……不劳而得之财，必然消耗；勤劳积蓄的，必见加增。”

《旧约全书·箴言》第十四章说：“诸般勤劳，都有益处；嘴上多言，乃至贫乏。”《旧约全书·箴言》第二十三章说：“好酒贪食的，必致贫穷；好睡觉的，必穿破烂衣服。”

《旧约全书·箴言》第二十四章说：“我经过懒惰人的田地，无知人的葡萄园，荆棘长满了地皮，刺草遮盖了田面，石墙也坍塌了。我看见就留心思想，我看着就领了教诲。再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旧约全书·箴言》第二十七章说：“耕种自己田地的，必得饱食；追随虚浮的，足受穷乏。诚实人必多得福；想要急速发财的，不免受罚。”

据《圣经》记载，公元1世纪的以弗所城，是地中海沿岸富裕的商埠，大大小小的窃贼的遍布城中，有些人进入教会，成为基督徒，他们应该怎样开始新的生活？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中对他们说：“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努力，亲手作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

《新约全书·哥林多后书》第九章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

基督教鼓励人们努力积蓄，为将来作预备。《旧约全书·箴言》第六章说：“懒惰人哪，你去察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时聚敛粮食。”

谈到基督教与财富的关系，不能不提德国社会学宗师马克斯·韦伯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部著作论述了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起源，以及基督教与经济行动之间的关系。他阐明了基督教新教加尔文派的伦理观念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密切联系，指出加尔文派等一些新教宗派的神学实践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成长，推动了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发展。

韦伯指出，作为基督教分支之一的天主教的很多教徒认为，经商固然无罪，但非上帝所喜。这表明天主教中很多人秉持传统经济伦理。在德国人马丁·路德于1517年发起宗教改革，新教诞生之后，情况变了。路德把《圣经》从希腊文翻译成德文时，将“职业”译成“天职”，这就把个人职业融进了上帝光圈，使“天职”获得宗教道德合法性。新教的加尔文派认为，众多信徒当中，谁能够被上帝选中从而获得末日拯救，这是预定了的，到末日时候无法更改名单。这种布道的结果，导致信徒精神紧张。为了争取被上帝选中，必须在“天职”中做出超乎寻常的业绩。由此世代相传，很多新教徒依靠勤勉刻苦、节制欲望、精心计算、将资本金投入再生产，从而合法获取利润。这样，就形成了以新教伦理为驱动力的资本主义精神，再加上其他制度配合（自由交易、货币经济、技术普及、劳动力市场化、正确记述借方和贷方的记账制度、必要的法律制度等），最终导致现代资本主义在欧洲诞生。

韦伯说，16～17世纪的新教禁欲主义各派，如加尔文派、虔信派、循道派、浸礼派的神学家反复强调，世界是为上帝存在的。如果这个世界变得富足，就彰显了上帝的荣耀。如果变得贫穷，就亵渎了上帝。这样，创造财富就成了取悦和荣耀上帝的事业。同时，神学家还告诫信徒，即使赚了钱，也要禁欲，不能奢华铺张，富有者也必须努力劳动。这是上帝对你的考验。于是，把信徒组织起来，开展守纪律的劳动，就成为信徒的全部生活内容。个人创造的财富，就成为上帝选中他的记号。创造财富越多，选中的可能越大。财富成了宗教的价值，财富被圣洁化了。过去，劳动、竞争、利润、财富都是功利性的。现在，所有这些都有了宗教上的重要意义。从事工商业想尽办法获利，不再是自私的人了，而是替上帝增加荣耀。这样努力工作赚取财富的教徒，就是后来的“经济人”。新教伦理变成了经济理性，推动了现代资本主义发展。

韦伯认为，在新教教徒中弥漫的这种社会氛围，即努力劳动，遵守纪律，具有良好道德品质，推动资本增值，不断改进技术和制度，创造财富但并不享用它（可用于投资生产、慈善、教育和支持宗教活动等），就是资本主义精神。

在新教的禁欲派教徒中，宗教情怀和创造财富就这样奇妙地结合起来了。

这里要指出的是，《圣经》告诉教徒，勤劳的人可以安心享受劳动所得。适当享受并不违背上帝的意旨。《旧约全书·传道书》第八章说：“我就称赞快乐，原来人在日光之下，莫强如吃喝快乐。因为他在日光之下，神赐他一生的年日，要从劳碌中，时常享受所得的。”《旧约全书·诗篇》第一百二十八篇说：“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栽子。看哪，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

《圣经》教导信徒，不可嫌贫爱富。《新约全书·雅各书》第二章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你们就重看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脚凳下边。’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吗？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爱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

基督教大力提倡慈善。

耶稣就是慈善的典范。他免费治疗麻风病人、瘫痪病人、血漏病人、聋子、盲人，在加利利这个地方免费治疗热病，还在很多地方施舍大饼给饥饿的穷人吃，都是以身作则，启示教徒多做慈善事业。早期教会遵照耶稣的“施比受更为有福”的教导辛勤布道，从而产生了“施予神学”。教会鼓励人们过简朴的生活，同时鼓励人们创造财富，拿出财富来与穷人分享。

耶稣说富人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孔还难，指的是那些为富不仁的人。

《旧约全书·申命记》第二十四章说：“你在田间收割庄稼，若忘下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

《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六章记载耶稣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

《新约全书·哥林多后书》第八章说：“要均平，就是要你们的富余，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使他们的富余，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这就均平了。如经上所记：‘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新约全书·哥林多后书》记载，圣徒保罗和他的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教徒，赞颂耶稣行善，要求信徒效法耶稣多多行善。信中说：“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多多地捐钱给他们和众人，便将荣誉归于神。他们也因神极大的恩赐显在你们心里，就切切地想念你们，为你们祈祷。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

最后，基督教认为，如果把生命和财富进行比较，生命更为根本，更为重要。

《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六章说：“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哪，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它这样的妆饰，何况你们呢？”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基督教迅速发展。据不同口径统计，目前官方三自爱国教会和非官方家庭教会合计基督徒人数在0.8～1.3亿。其中，新教教徒最多，天主教徒人数较少，东正教人数最少。

在我国，也有信仰基督教的企业家。北京国际基督教联合会（BICF）的2000多名会员中，有一半从事商业活动，其中有很多企业家。上海、广州、杭州等大城市和温州、景德镇、晋江等中小城市，基督徒企业家经常聚会。在温州，老板基督徒已经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群体。总的来说，基督徒企业家与信仰佛教的企业家不同，基督徒企业家很少在社会上宣扬自己的宗教身份。主要原因，一是我国与罗马教会的关系还未恢复正常；二是各地执行对基督教的政策，情况不一，畸轻畸重，使不少基督徒企业家觉得公开自己的宗教身份含有一定风险。就财富安排来看，基督徒把《圣经》视为宝典，《圣经》中有关财富安排的提示和教诲，自然是绝大多数基督徒遵循的路径。按照《圣经》要求，投资生产、捐赠与慈善、支持基督教活动，应该是基督徒企业家们在财富安排上致力的方向。

四 西方企业社会责任观影响：企业要对员工、对社区、对社会、对环境、对人类负责

2015年12月1日，美国社交网站“脸书”创始人扎克伯格和妻子陈女士的一条消息在中国引起轰动。这一天，夫妻二人在给新生女儿的信中宣布：他们把自己家庭持有的公司股份的99%捐献给慈善事业，这些股份的当前价值为450亿美元，相当于2880亿元人民币。

由于扎克伯格娶了中国妻子，并且努力学习中文，所以他在中国特别受欢迎。扎克伯格与中国政界、科技界交往频繁，更增加了他的人气。美国《时代周刊》网站12月2日报道，扎克伯格捐出的这些钱，能够供养全世界饥饿儿童14年的食物，或者让380亿儿童完成中学教育，或者可以用来打造640万口安全饮用水井。12月2日这一天，仅半天内，扎克伯格捐献的消息就在中国新浪微博上得到5000次转发和1万多个赞。2日这一天，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就此采访了中国房地产商潘石屹、张欣夫妇。潘石屹和张欣是房地产公司SOHO中国的创始人，他们在2014年创立了一项1亿美元的基金，帮助贫困的中国孩子进入全世界精英大学，哈佛大学是第一站。潘石屹对扎克伯格的慈善行为表示赞赏，并且说，他们夫妇的捐赠曾经引起一些中国人的误会，批评他们捐钱给美国大学。其实，他们是为了帮助想去海外学习但是缺少资金的中国学生。潘石屹表示，要学习扎克伯格的慈善精神，把好事做下去。

近年来，中国媒体大量报道西方国家的慈善行为，西方国家慈善事业在中国引起广泛关注。除了扎克伯格之外，拥有近800亿美元资产的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夫妇，在1994年成立了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他们已经捐出315亿美元给这个基金会从事慈善事业。盖茨还多次表态说，只给每个孩子留下100万美元，其余的都捐出来。这一消息在中国引发了持续轰动。美国富翁沃伦·巴菲特的捐献高达227亿美元。金融家索罗斯累计捐赠114亿美元。美国DFC免税连锁店联合创始人查克·费尼累计捐赠70亿美元。前纽约市长布隆伯格总计捐出37亿美元。美国即时通信软件沃茨阿普公司创始人简·库姆，在2014年1年内就向美国硅谷社区基金会捐出了5.56亿美元。美国纳普斯特网站创始人肖恩·帕克在2014年为慈善事业捐出5.5亿美元。美国已去世的歌星迈克尔·杰克逊生前捐献总额高达3亿美元。美国导演、演员乔治·卢卡斯向加利福尼亚大学电影艺术学院捐献了1.85亿美元。美国影星梅尔·吉布森在2004年为洛杉矶两家医院捐献1400万美元，用于支付儿童医疗费。西班牙萨拉服装公司（ZARA）创始人阿曼西奥·奥尔特加为西班牙加利西亚地区的公共卫生事业捐款1700万美元。

盖茨和巴菲特在2000年共同发起，号召全世界富人签署“捐赠誓言”。这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个人和家族将他们的大多数财富贡献给慈善事业的承诺。截止到目前，共有138名美国富人签署了誓言。

为何美国富人引领风潮，千金散尽做慈善？

法国《费加罗报》网站2015年12月9日说，美国富人经常说：“我将回馈社会，因为社会曾给予我很多。”这一原则激发了从洛克菲勒、卡内基到盖茨、扎克伯格的行为。另外，美国人认为花自己挣的钱比较硬气，而继承得来的财富不那么光彩。

中国《新京报》2015年12月6日发表评论说，就财富观来看，大多数美国人并不信奉“人为财死”而注重“财为人用”，善用财富回馈社会，在美国被认为是令人羡慕的高层次人生。在美国，许多企业和个人经常通过各种渠道进行慈善捐助。钱多多捐，钱少少捐。没有钱捐赠就做义工。这在美国成为社会风气，表明了美国人的社会责任价值观。再有就是，美国对于遗产继承严格监管，而对于慈善机构实行税收优惠，这两个因素一正一反，促使慈善基金大量涌现。同时，慈善捐款也受到严格透明的监管。

2010年9月29日，盖茨和巴菲特来中国北京举办慈善晚宴。由于传说他们将会在宴会上“劝捐”，有些中国企业家没有出席。实际上，29日的晚宴中，二人并未劝捐，只是讨论了中国的慈善事宜。2014年6月18日，盖茨再次来北京与中国企业家聚餐，讨论在中国开展慈善活动。出席聚餐的有马云、牛根生、任志强、沈国军、黄有龙等人。

西方国家的慈善事业以及西方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对中国企业家的影响越来越大。

2015年10月26日，《福布斯》发布2015年中国富豪榜。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以300亿美元资产成为中国首富。在活动现场，王健林讲话说，有钱是好事，关键是怎么花。在这方面，中国企业家应该学习美国富豪巴菲特等人，把钱拿出来做慈善。

2016年1月28日，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发布《2015年中国捐赠百杰榜》。2015年全年，入榜人士捐赠总额达128亿元人民币，单人最高捐赠29.27亿元。其中北京的捐赠最多，超过58亿元。

捐赠的前10名是：北京东方园林生态股份有限公司老总何巧女捐赠29.27亿元，武汉一丹教科文发展有限公司老总陈一丹捐赠20.2亿元，汉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老总李河君捐赠10.2亿元，泛海集团老总卢志强捐赠7.23亿元，万达集团老总王健林捐赠3.6亿元，森马集团老总邱光和捐赠3.36亿元，碧桂园集团老总杨国强家族捐赠3.16亿元，中植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老总解直锟捐赠3亿元，新奥集团老总王玉锁捐赠2.5亿元，阿里巴巴集团老总马云捐赠2.34亿元。

这些捐款，捐给基金会的金额占比80.9%，其中高校基金会接收捐赠总额60.84亿元，接近全部捐赠的一半，用于高校建设、奖学金、助学金等项目。各级政府接收11.25亿元捐赠，占总额8.78%。各级慈善机构接收数额为5.87亿元，占比4.51%。2015年捐赠的特点是，大额捐赠主要集中在高等教育、中小学教育和环境保护等方面。

2015年全年百杰慈善捐赠128亿元人民币，数额偏小。这说明，我国的慈善事业还处于起步阶段。美国福布斯网站2016年1月27日发表文章《中国进入慈善活动新时代》。文章说，根据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艾什民主治理与创新中心1月27日发布的中国百大慈善家研究报告，尽管马云是2015年度中国捐款最多的十大慈善家之一，但并非最慷慨的。马云的捐款不到其资本净值的1%。

英国《金融时报》2016年1月27日发表文章《中国慈善家更偏爱当地慈善事业》。文章说，现在，亚洲富豪决定追随美国富豪，在慈善领域一展身手。自比尔·盖茨和巴菲特在北京举办慈善晚宴以来，很多中国富豪开始关注慈善事业。但研究显示，中国慈善家更乐于捐款给本地，这种现象说明企业家的感恩心态和商业头脑，因为这样做会增加企业家在本地的人脉。因此，西藏、新疆和宁夏等地区，获得的捐款很少。

香港《南华早报》网站2015年12月4日发表文章《扎克伯格夫妇可以在慈善方面给中国富豪启发》。文章说，对内地的亿万富豪来说，慈善还是个新理念。中国的体制不鼓励这一理念，阻碍慈善事业还包括缺乏配套的基础条件以及要把财富留给孩子的传统观念。

《中国青年报》2015年12月9日发表杨三喜的文章，批评中国在发展慈善事业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文章说，在扎克伯格宣布把自己在脸书公司的股份99%捐赠出来的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企业责任研究中心发布了《2015年中国企业家公益行为研究报告》。报告说，研究范围内的七成企业家捐赠额为零，可谓一毛不拔。中国富豪们不愿意捐款，不能仅仅归结为缺乏社会责任感。媒体报道说，在2011年，福耀玻璃集团老总曹德旺捐出家族持有的3亿股福耀玻璃股份，应缴的税额竟然高达7.557亿元。与相关部门协调后，经过特批，曹德旺家族仍需缴纳5亿多元税款。为此，曹德旺质疑，为什么持有几十亿元股票不用缴税，用来捐款却要缴税？由此可见，现有制度不仅没有鼓励富豪捐赠，反而成了捐赠的阻碍。富豪把财富留给子女不用缴税，拿来做慈善却需要缴纳高额税款，这怎么能激发富豪们捐赠的积极性？

目前，我国社会财富第二次分配即社会保障事业稳步前进方兴未艾。社会财富第三次分配即慈善事业健康发展也十分重要。为了推动慈善事业健康发展，除了在观念层面做好引导工作之外，我们有必要在政策层面加以检讨，捋顺体制，动员更多的企业家积极投身慈善事业，使弱势群体更多地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缩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