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书》

导读作者／汪晖

作者简介

康有为（1858—1927年），广东南海人，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明夷、天游化人等。中国近代重要的改革者、思想家和教育家。年轻时有经营天下之志，遍读中国群书，后来又渐收西书。1891年，在广州万木草堂收徒讲学，有弟子梁启超等。1895年在京应试期间，联合千余举人上书光绪帝，史称“公车上书”。此后创设强学会等组织，推动变革。1898年，参与领导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失败后流亡日本。此后流亡海外十余年，足迹遍及亚洲、欧洲、美洲三十多个国家，1913年归国。流亡后不久，他便明确反对“反满革命运动”，主张君主立宪制。1917年，康有为参与迅速破产的“张勋复辟”，也是新文化运动前期的主要批判对象。

康有为致力于从思想上系统地回应西方列强从中国周边逐渐侵入中心地带、中国从千年帝制向共和制转变的“数千年未有之巨变”。他重新阐释孔子的太平大同之义，希望以此为核心，让孔子之道在民主时代仍然能够成为世界与中国的指导性思想，将晚清今文经学推进到终结性阶段。同时，他结合广泛的游历与阅读，一方面试图建构具有普遍性的大同思想体系；一方面主张中国在当时不能进入共和民主阶段，应实行虚君共和制。他的思想对整个20世纪和今天都产生重要而复杂的影响。

成书过程

关于《大同书》的成书过程有多种说法，也是康有为研究领域的重要研讨议题。康有为在生前并没有公开印行《大同书》全书，只是在1913年《不忍》杂志上发表过甲部和乙部。在他逝世8年之后的1935年，弟子钱定安整理全书十部，交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康有为自己曾多次指出，《大同书》写于1884年。但许多学者认为，康有为在此书成书年代问题上有“作伪”的嫌疑，例如《大同书》中提及的一些事件发生在1884年之后。不过，《大同书》的部分基本思想，在1884年前后已经形成。比较稳妥的看法是，从1884年起直到1913年，《大同书》的部分手稿得以发表，直至更晚时期，康有为都一直在扩充、修改、增补、甚至部分地重写《大同书》。（参见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第七章第三节的分析）

从康有为思想发展过程中两条相关联的问题线索，可以大略把握《大同书》的成书过程：一是试图建立全球性的公理之学，并以太平大同作为核心议题；二是重释孔子的太平大同之义，视此为孔子之道“范围万世”与孔子作为“全球教主”的基础。

根据康有为的回忆，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他从广州返乡避战火，思路大开，构想“以勇礼义智仁五运论世宙，以三统论诸圣，以三世推将来，而务以仁为主，故奉天合地，以合国合种合教一统地球”（《我史》，1899年）。体现这一构建全球公理之学思路的早期作品，包括被视为《大同书》雏形的《实理公法全书》（约1888年前）。这一阶段较少论及“大同”。

与此同时，康有为对中国两千年来之学有深入反思，从这一脉络可以看出，太平大同之义在甲午战争前后才成为他的核心议题。大约1893年之前的主要议题是，两千年来之学遗忘了先王和孔子有关“敷教于民”和“上下之通”的精义。1893年之后，主要议题转变为遗忘了孔子的太平大同之义，代表作品包括《春秋董氏学》和《孔子改制考》等。在康有为看来，孔子太平大同之义是孔子之道在民主时代仍然具有普遍性的基础。梁启超在《南海康先生传》（1901年）中提及，“先生乃著《春秋三世义》《大同学说》等书，以发明孔子之真意，此为孔教复原之第二段”，并比较详细地陈述了康有为大同思想的纲领。康有为在重新阐释孔子的太平大同之义的同时，也在继续推进构建全球公理之学的工作，到戊戌变法前后，已经明确地以大同为中心建构全球公理之学。

1902年，康有为对《大同书》手稿进行了较为系统的修订。总体来看，一方面，康有为将孔子视为全球公理之学的最佳代言者；另一方面，《大同书》并非以阐释孔子之义作为展开论述的主要框架，而是以“康子自道”的方式，以近代西方形成的知识框架为基础，以孔子的据乱、升平、太平“三世”之义综合全球知识包括历史分析。康有为在生前未刊布《大同书》全文，也有维护作为“全球教主”的孔子形象、维护孔教运动的考虑。

此后康有为对《大同书》继续有所修订，直到晚年。由于成书过程漫长，《大同书》有多种稿本。目前已发现的稿本，包括1956年古籍出版社（北京）据以校订的康氏家族藏抄本，以及现在分藏于上海博物馆和天津图书馆的手稿八卷，后者与前者有较多出入。2007年出版的《康有为全集》第七集以八卷手稿为基础，标注了此一稿本与其他稿本及印本的区别。

在《大同书》中，康有为的“康子自道”以“人之不忍之心”与人皆希望“去苦求乐”作为起点，从国家、阶层等级、种族、性别、家庭、经济产业、全球治理、万物众生平等、宗教等领域依次展开。这一结构包含有儒学的要素（例如“三世说”），但已经不是儒学所能完全涵盖，尤其是论述问题的领域划分，包含的是近代资本主义兴起之后发展出来的一套知识框架。在每一个分论题的论述中，康有为把中国史、全球史、经学阐释、佛学思想与国外思想等整合在一起。在新的知识视野中，康有为所要经营的“天下”，不再是“中国”的别称，而是整个世界。

康有为先在“甲部　入世界观众苦”中对“众苦”做了平面分类，列举了诸种人生之苦、天灾之苦、人道之苦、人治之苦、人情之苦、人所尊尚之苦。随后从乙部到庚部在分主题批判的基础上论述如何去苦求乐，渐进大同。最后从辛部到癸部总括性地描述了大同世的状况。

“乙部　去国界合大地”批判有国之害，提出国家之间通过联邦制方式整合，建立大一统的全球公议政府，以东西、南北各百度划分区域，实行自治。“丙部　去级界平民族”与“丁部　去种界同人类”批判阶级、民族、国家与种族的等级差别，同时又将对种族主义的批判变成对种族主义前提的确认。“戊部　去形界保独立”谴责性别歧视，主张男女平等，“己部　去家界为天民”批判家族制度，主张实行人类再生产的社会化，包括公养、公教、公恤制度等。“庚部　去产界公生业”批判私有财产制度，阐述生产和分配制度的社会化，提出公农、公工、公商。

“辛部　去乱界治太平”在前面分主题论述基础上，系统概述了大同世的世界治理，包括以度为界实行地方自治，建立全地球大同公政府，以及交通、奖惩和教化等。“壬部　去类界爱众生”认为大同之世技术发展，会有替代性食物，人类可以戒杀鸟兽。“癸部去苦界至极乐”描绘了大同世“九界既去”“诸苦尽除”之后的居处、舟车、饮食、衣服及其他之乐。

《大同书》用骈散结合的文言文写成，但整体上比较浅近，阅读难度中等。

1935年上海中华书局版《大同书》的编校比较粗疏。在此基础上，章锡琛、周振甫根据康氏家族藏抄本做了校点，1956年由古籍出版社（北京）出版。1980年代之后出版的《大同书》有多种，大多以前述版本为基础。其中，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大同书》（邝柏林选注）有简要注释，有助于读者理解原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的《康有为大同论二种》（朱维铮编校，中西书局2012年重印出版），收入了《实理公法全书》与《大同书》，编排质量较高。

1985年，江苏古籍出版社曾影印出版分藏于上海博物馆和天津图书馆的八卷《大同书》手稿。《康有为全集》（姜义华、张荣华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所收《大同书》为这些手稿加了标点，并详细列明了它与上海中华书局本、《不忍》杂志刊登部分之间的差异，这一版本有助于深入理解此书。

可以参照阅读康有为早期的《实理公法全书》与晚期的《诸天讲》。如果说《大同书》是有关地球秩序的“外篇”，那么《诸天讲》是有关宇宙秩序的“内篇”。

《大同书》对资本主义逻辑做了系统性的反思和批判，试图重新规划世界关系，对20世纪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有重要影响。可阅读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了解他为什么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相关研究可阅读萧公权的《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汪荣祖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与汪晖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修订版）第七章“帝国的自我转化与儒学普遍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