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演论》

导读作者/汪晖 邓欢娜

《天演论》原名《进化论与伦理学》,是严复对英国生物学家托马斯·亨利·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论文》(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the other Essays)一书前两部分的翻译,于1895年译成。它首次向中国人介绍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并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简洁语言警示国人。

作者简介

严复(1854—1921年),字几道、又陵,是近代著名的思想家、翻译家与教育家。早年接受传统的中式教育,少年家境败落,因此放弃科举仕宦之途,考取当时的新式学校福州船政学堂,并于1877年由清政府遣派至英国深造。三年后归国,掌教北洋海师学堂长达二十年。然而,使严复声名大噪且深刻影响了近代历史的却是他的思想活动。早在英国留学期间,他就颇为注意观察西方的社会、政治与思想状况,回国后更是潜心研读西学。甲午战争的惨败给严复带来极大震动,他开始积极宣传变法、译书述作、传播西学。严复后来担任北大第一任校长。

 

严复常被视为西学启蒙的第一人,其思想的重要特点是托译以表达政治观点。他的诸译著中影响最大的是《天演论》。作为一位生物学家,赫胥黎是进化论的坚定捍卫者,但此书的核心观点却是,不应当把优胜劣汰的宇宙进化原理直接应用于人类社会,而应该以伦理来限制社会内部的生存斗争,同非正义的宇宙过程进行斗争。

在自序中,严复如此自述翻译《天演论》的动机:“赫胥黎氏此书之旨,本以救斯宾塞任天为治之末流……且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斯宾塞是略早于达尔文的英国社会学家,他的观点与赫胥黎恰好相反,认为进化论也可以应用到人类社会中。他还提出了著名的社会有机体理论,认为人类社会如同生物有机体,其结构存在日益分化和复杂化的倾向,不过,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和细胞与生物体的关系十分不同,个体的动机决定了社会的发展,而社会本身又是个体谋求幸福的工具。因此,斯宾塞赞成古典政治经济学自由竞争的放任主义。在这个层面上,严复欣赏赫胥黎对人类事功的强调,而欲以此救斯宾塞“任天为治”之弊。

然而,在严复诸多按语之中,多有引述斯宾塞以批驳赫胥黎之语。严复更认同斯宾塞将进化论应用于人类社会的立场。赫胥黎区分了宇宙过程和伦理过程,但终究也承认,“严格说来,伦理过程是宇宙过程的一部分”,道德伦理并非毫无自然根基。严复正确地领悟到了赫胥黎的未尽之意。他独创“天演”这一名词以对译“进化”,“天”兼具自然论与道德论色彩,因此,“天演”概念绝不同于纯生物学意义的“进化”概念。事实上,无论在国际关系中,还是在政治社会中,严复都强烈拒绝强权公理,强调互相尊重与互不侵扰的原则;尊天演而行不排斥人类自身的道德努力。

严复在赫胥黎和斯宾塞那里共同领悟到的,莫过于“自强保种之事”。对于严复来说,中国当时最紧迫的是列强环伺、殖民日兴的国际环境中“保群自存”。这是一种另类的生存斗争,目的是在实现自强的同时反对殖民的逻辑。可以说,对当时的读者来说,《天演论》既是对危机的警示,也是一种充满激励的号召。

通过《天演论》,进化论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促进了传统思想逐渐向现代过渡,同时为近现代中国的一系列变革铺垫了思想背景。我们可以从两方面简要地理解这种影响。

第一,进化论提出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道理,为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军事、外交和政治上的一系列挫折提供了有力的解释。关于“进化”的思想挑战了中华文明优越的观念,颠转了中西进步与落后的位置。从此,知识分子走向不断反思乃至批判中国传统的道路。

第二,进化论引入了一种新的历史观,即进步史观。进步史观坚信历史的发展最终能达至真美善的终极目标。求新、求变取代了好古,旧价值遭到贬抑,新事物得到提倡;传统的、中国的是为腐旧与落后,现代的、西方的是为崭新与进步。这种简单化的二分法长久地伴随着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种种思辨与实践。

 

严复译著使用文言文,且言语古雅、典故繁多,阅读相对困难,商务出版社“严译名著丛刊”收入的《天演论》(1981年)附有编者所加的译名对照与名物解说,对阅读者甚有裨益。《进化论与伦理学》可参考科学出版社1971年出版的今译,将今译本与严译本逐节对照阅读,一方面可以减轻阅读难度;另一方面也可以领会两种译文的不同风格以及严复译本传达的强烈时代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