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郡国利病书》

导读作者/汪晖

《天下郡国利病书》是关于明代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情况的历史、地理作品。尽管是一部未成之稿,但获得后世极高的评价。

《天下郡国利病书》首先是一部历史地理之书。它以中国为主,兼及周边部分地区,内容涵盖了兵防、赋税、水利等与国计民生关系密切的事业,可谓考据精审、内容翔实,具有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它同时也是一部思想价值极高的“经世之书”,以“务质之今日所可行,而不为泥古之空言”“探源竟委,言言可以见之施行”为宗旨,被认为是最为集中体现顾炎武“经济实学”特点的著作。

在经历明清鼎革之后,顾炎武痛感“士人穷年株守一经,不复知国典朝章、官方民隐,以致试之行事而败绩失据”,于是退居深山读书八九年,为《天下郡国利病书》编写打下了良好的知识基础。在编写过程中,顾炎武取材广博,对明代实录、二十一史、大明一统志、天下郡县志书以及名臣文集奏章、公文、邸抄等涉及地方治理的内容进行了抄录归类,先后翻阅了一万两千卷以上的书。此后,他在全国实地考察,遇到山川、都邑、城郭、宫室等,寻访熟知地方掌故的遗老耆学以及退伍老兵,并结合文献资料进行考辨。终于在康熙初年成书。

作者简介

顾炎武,明南直隶苏州府昆山县人,原名绛,字忠清、宁人,自署蒋山佣,学者尊称亭林先生。出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去世于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经学家、史地学家、音韵学家、金石学家,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儒”。

顾炎武少落落有大志,耿介绝俗,与同里归庄并称“归奇顾怪”。崇祯末乡试落第后,绝意仕进,留心经世之学。明亡后,参加抗清行动。曾七谒孝陵(明太祖陵),六谒思陵(崇祯帝陵)。面对康熙帝和清朝新贵的多方罗致,他曾多次以死抗争。晚年卜居陕西华阴。炎武虽绝意仕进,却将经世之才在生产经营上小试,累致千金,少有匮乏之日,在明遗民中不多见。顾炎武以“天下为己任”奔波于大江南北、中原边疆,在病中仍无忘“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体现出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高尚情操。

他倡导“经学即理学”,反对脱离六经而空谈性理之学,主张“博学于文,行己有耻”,试图以实学挽救明末空疏的风气,重视礼学、音韵学,开清学之先声。代表作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历代宅京记》《音学五书》《金石文字记》《亭林诗文集》等。

 

全书按照地理区域划分,共有北直隶备录、苏州备录、苏松备录、常镇备录、江宁庐州安庆备录、凤宁徽备录、淮南备录、淮徐备录、扬州府备录、河南备录、山东备录、山西备录、陕西备录、四川备录、浙江备录、江西备录、湖广备录、福建备录、广东备录、广西备录、云南贵州备录、云南贵州交趾备录、交趾西南夷备录、九边四夷备录等部分。每一部分都对该区域疆域、形势、风俗、物产以及这一地区全国性的事业(如在涉及北直隶时重点论述了建都问题,在山东部分对漕运、海运利弊进行了分析)等方面的材料进行了汇总、分析,尤其注重古今对比。由于顾炎武对地理和历史十分娴熟,书中收录了或散佚、或不多见的史料,可补足相关史料的不足,具有很高的历史研究价值。

“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是顾炎武对周秦以来封建、郡县之争的一个思考。他认为“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他认为在郡县制下,遇有内乱或外敌入侵,他主张通过下放权力和地方官的长治久任以重新调整中央地方关系,以便国家长治久安。他之所以剖析天下郡国利病,对地方治理给予浓墨重彩的关注,乃至于编修《天下郡国利病书》,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这一思想的体现。

该书还有着边疆乃至周边的意识,若干判断直到清末仍受重视。将观察的视角深入西北、西南边疆地区,兼收了边疆少数民族情况如历史、地势、习俗、物产、兵戎、土司设置等内容,记述了他们与中央王朝的互动情况。对于朝鲜、安南、占城国、真腊国、爪哇国、泰国、缅甸、日本、琉球以及西方的佛郎机(葡萄牙)等地形势、风俗、物产、交通情况也有所反映。

后世李光地、钱大昕、戴震、孙星衍、洪亮吉、包世臣、魏源、左宗棠、陈、张之洞等人对该书都有积极评价。《四书总目提要》也认为“盖地理之学,炎武素所长也。”并对晚清边疆史地名著如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的《瀛寰志略》以及梁廷楠的《粤海关志》产生了很大影响。

 

《天下郡国利病书》的读法,可以一章一章地阅读,也可以按照区域分开阅读。要注意散见于全书中的同类问题(如建都、漕运、兵防、水利等)或相近区域(如同一地理单元或相似文化背景等),联系起来,融会贯通,以求获得一个宏观、深入的理解。同时可以结合作者其他作品如《日知录》中相关章节和《郡县论》等论文阅读,以更好地把握作者思想与用意。此外,可以配合顾炎武另一本地理之书《肇域志》以及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洪亮吉的《乾隆府厅州县志》进行阅读,以更全面地把握相关问题。另外,相对于顾炎武所处的时代,当下形势以及民俗已经发生了不少变化,对于书中的部分论断,要用历史的眼光并结合今天的新情况重新审视。

《天下郡国利病书》问世后,长期以抄本形式流传,现存抄本有濂溪堂抄本、萃古斋抄本、树萱堂抄本、二余轩抄本、乌丝栏抄本等。嘉庆十四年(公元1809年),出现了第一个刊本,即敷文阁本(四川龙氏聚珍版本)。193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以原稿影印,列入四部丛刊三编中,即涵芬楼影印本。1964年,台北艺文印书馆《四库善本丛编》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皆以此为据。201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顾炎武全集》,其中收录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以涵芬楼影印本为基础,并参考其他版本,进行了整理校勘。通过不同版本的比较,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和把握《天下郡国利病书》的精义,从中可以看出清代文字狱政策对于历史书写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