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讯暂停了五分钟，我的律师告诉我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赛莱斯特被传唤上庭，他是以辩方证人的身份出庭的。辩方，当然就是我。赛莱斯特不时地朝我望望，手里摆弄着一顶巴拿马草帽。他穿着一套自己十分爱惜的衣服，有时星期天他会穿着它跟我一起去赛马场。但是我认为那时他没有戴领结，因为我注意到他的领口上只扣了一颗铜纽扣。他被问到我是否是他的顾客，他说：“是，也是我的朋友。”他们又问他对我的看法，他说我是个男子汉，他们叫他解释这词的含义，他说大家都应该明白。他们继续问他我是否是性格内向的人。“不，”他回答，“他只是不会为了表达无用的意见而多费唇舌。”
检察官问他我是否总是按时结清餐费。赛莱斯特笑了起来，“这是我和他之间的私事，不足为外人道。”接着他又被问到对我的罪行有什么看法。他把手放在了前面的栏杆上，看上去他是有所准备的。
“在我看来，这是厄运造成的结果，大家都知道厄运当头时是怎么一回事，那会让人毫无招架之力。对我来说，这件事也是这样，就是厄运当头的结果。”
他还想继续说下去，但审判长打断了他，说他的意思已经清楚传达，并感谢他出庭作证。赛莱斯特愣了一下，他解释说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希望能再说几句。他们同意让他简短说明。他重复说着“那是厄运使然”。
“是的，我们知道了，”审判长看着他说，“我们在这里就是为了判断这类的不幸。谢谢您的证词。”
赛莱斯特转头望着我。他的眼睛湿润发亮，嘴唇颤抖，看上去好像是在询问是否还能为我做点什么。我什么都没说，也没有任何动作，但有生以来第一次，我有了想亲吻一个男人的念头。审判长再度要求他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去，赛莱斯特才回到了旁听席。在接下去的庭审过程中，他一直待在那里没有离开，上身稍稍前倾，两肘支在膝头上，手里拿着草帽，听大家说话。
玛丽进来了。她戴着一顶帽子，看上去还是那么美，虽然我更喜欢她头发自然垂下的样子。我在座位上想象她那乳房柔软的触感，还有那令人怀念的、略厚的下唇。她看上去非常紧张。她被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和我什么时候相识，她说她曾是我们办公室的职员。接着审判长问她和我之间是什么关系，她回答说她是我的朋友。在回答另一个问题的时候，她说她的确要和我结婚。检察官翻了翻材料，突然问她是什么时候和我发生关系的。她说出了确切时间。检察官立即用一种冷漠的语气指出，那正是我妈妈葬礼后的第二天。接着他颇含讥讽地说他不想强调一种微妙的处境，他完全理解玛丽的顾虑，但是（说到这里，他的口气变得强硬了），他的职责使他不得不越过通常的礼仪。于是他要求玛丽讲述我遇见她的那一天的情况。玛丽原本不想回答，但是在检察官的坚持下，她说出了海滨浴场、相约看电影以及电影散场后到我家过夜的始末。检察官说根据玛丽在预审中所提供的证词，他查阅了当天的电影片目表，并请玛丽告诉大家电影的片名。回答他的时候，玛丽的声音都有些变了，她说那是一部费尔南德尔的片子。话音一落，大厅里立马变得鸦雀无声。这时，检察官站了起来，一脸的严肃与沉重，他伸出手指指着我，以让我感到他是发自内心的激动的口气，一个字一个字地慢慢说：“陪审员先生们，在母亲下葬后的第二天，这个人就去海边戏水，就和一个女人发生关系，而且还在看喜剧电影时哈哈大笑。其他的，我就不想多说了。”
他重新坐下来，大厅里依然是一片寂静。突然，玛丽哭了起来，说情况不是这样的，她还有其他事没机会说出来。有人强迫她说了跟自己想法完全相反的话。她很清楚我的为人，我没有做错事。但是审判长对工作人员做了一个手势，玛丽被带离证人席。审讯继续进行。
下一个证人是马颂，大家都不怎么想听了。他说我是一个老实人，“甚至还可以说是个勇敢的男子汉”。萨拉曼诺的情况也大致相同，他说我对他的狗很好。当被问到我和我母亲的时候，他说我和妈妈之间没有交流，所以才把她送到了养老院。“大家要懂得体谅，要懂得体谅。”他不断点着头，可是没有人脸上有体谅的表情。他就这样被带回了座位。
下一个是雷蒙，他是最后一名证人。他微微向我挥手致意，然后开口就说我是无辜的。但是审判长告诉他，法庭需要的是证据而不是判断，他让雷蒙等接到提问再回答问题。
首先他被要求说明他和被害人之间的关系，雷蒙趁机说我和那个死者没有任何关系，被害人恨的是他，因为雷蒙羞辱了他的妹妹。审判长接着问他被害人是否就没有怨恨我的理由。雷蒙告诉他，我们那天去海滩完全是出于偶然。审判长于是问他为什么作为悲剧导火索的那封信会是我写的？雷蒙回答说那也是一种巧合。但是检察官指出，整起事件中巧合和偶然对人良心所起的坏作用已经不少了，他想知道当雷蒙要羞辱他的情妇的时候，我没有阻止和干涉，是不是也是出于偶然呢？我到警察局为雷蒙作证，证词完全偏向他，是不是都是出于偶然呢？最后，他问雷蒙是靠什么生活，雷蒙回答说他是仓库管理员，然后检察官朝着陪审员说众所周知，雷蒙是靠女人吃饭的，而我是雷蒙的朋友兼同伙，这是一桩极其下流的惨剧，由于被告的道德观异于常人，使其罪行更加令人发指。
雷蒙想要声辩，我的律师也提出了抗议，但被告知先让检察官继续把他的话说完。
“我只有一点需要补充，他是您朋友吗？”检察官问雷蒙。
“当然。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接着检察官向我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我朝雷蒙望去，他也正看着我。于是我回答说：“是的。”
检察官又转向陪审员。“还是这个人，不仅在他母亲下葬后的第二天就去干最荒淫无耻的勾当，更为了微不足道的理由和一件伤风败俗的勾当，冷血地杀了人。各位，被告就是这样一个人。”
检察官回到位子上，我的律师再也按捺不住了，他举起胳膊大声高呼，让原本卷起的袖子都掉了下来，露出里面浆得雪白的衬衫。“请问，我的当事人犯的罪究竟是杀人还是埋葬了自己的母亲？”法庭内爆发出一阵笑声。检察官再次站了起来，理了理他的袍子，说这位可敬的辩护律师也是由于太天真，才没有觉察到这两件事之间存在着一种深刻的、本质的关系。“是的，”他大声喊道，“我控诉这个人怀着犯罪的心埋葬了他的母亲！”
这句话似乎对法庭里的群众产生了很大的效果。我的律师无奈地耸了耸肩，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但他脸上的乐观已不复存在，我感到我大势已去。
审判长宣布闭庭。当我走出法院登上囚车的时候，刹那间我感受到了外面夏日傍晚的气息和色彩。坐在这昏暗的移动着的囚室里，我仿佛从疲倦的深渊里听到了这座我所钟爱的城市的声音。在慵懒无力的空气里飘荡着报童的叫卖声，滞留在广场上的最后的鸟鸣，售卖三明治的小贩的吆喝声，电车在城市高地转弯时发出的尖响，夜幕降临前港口上空的喧嚣，这一切，在我的心中勾画出了一趟我看不见的旅程，让我在回监狱前重温了一遍。
是的，这就是许久以前，叫我感到心情愉悦的黄昏时分。那时候，等待我的总是轻松无梦的夜晚。现在事情有了转变，明日来临之前，我安身休憩的地方变成了牢房。仿佛画在夏日天空中的熟悉的路径，既能通往一场好梦，也能通向一间牢房。
4
就算是坐在被告席上，听别人谈论自己仍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检察官和律师对我的案件进行辩论的时候，事实上，针对我个人的谈论比谈我的罪行还要多。不过，双方的主张是否真的有很大的区别？律师高举胳膊说我有罪，但是情有可原，要求减刑。检察官则挥舞双手，也说我有罪，且罪不可赦。但是有一件事让我隐隐约约地感到有些尴尬。尽管我感到不安，有时会有股想加入表达意见的冲动。但我的律师总是告诉我：“别说话，这对您更有利。”在某种程度上，我就像个局外人，一切都没有在我的参与下进行着。我的命运就这样被他们决定，而他们根本不征求我的意见。
偶尔我会想打断他们，对他们说：“说来说去，到底谁才是被告？被控谋杀是件很重大的事，我也有话要说。”
但略加思考后，我发现自己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此外，我必须承认，一个人专注于听别人说话的时间不会持续太长。例如，检察官对我的控诉很快使我感到厌倦，只有那些和全局无关的只言片语，几个手势，或是一段激情论述，会叫我震惊或引起我的兴趣。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他的辩论依据是，我杀人是有预谋的。至少，他试图这样证明。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会证明这一点的，尊敬的陪审员先生们，我将提出两个方面来指证。首先是光天化日之下的犯罪事实，其次是从罪犯的心理状态所呈现出的黑暗面。”
他扼要地阐述了从妈妈葬礼开始后的一系列事件。他指出我冷漠，不知道妈妈的年龄，第二天就同一名女人游泳、约会、看电影以及最后带她回家过夜。那时，我花了好长时间才听明白他的意思，因为他用了“情妇”这个词，而对我来说，她是玛丽。接着，他开始讲述雷蒙事件的来龙去脉。我发现他观察事情的方式确实有条不紊，他的说法听起来也还是有些逻辑。他说我和雷蒙先是合谋写信把他的情妇引到他的房间，然后让这个“道德可疑”的人去羞辱她。沙滩上，我向雷蒙的仇人进行挑衅，结果使雷蒙受伤了。我乘机向他要来手枪，然后独自一人回到沙滩进行报复。我实现了我的预谋，射杀了那个阿拉伯人。第一枪之后我停顿了一下，因为我觉得“事情要做得彻底”，我又沉着地、毫不犹豫地、可以说是在深思熟虑后开了四抢。
“就这事件的经过，先生们，”检察官说，“我给大家分析了这一系列事件的前因后果，说明这个人是在完全理智的情况下杀的人。我想特别强调这一点，是因为这不是一宗普通的凶杀案，不是那种出于冲动、各位认为可以减轻刑罚的犯罪。被告是一个聪明且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你们听过了他的证词不是吗？他知道该如何回答问题，他懂得用词的分量。我们不能说他犯下罪行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留意到他一再强调我很“聪明”。但是我不明白的是，平常人身上被视为优点的特质，为什么到了犯罪人身上就变成了决定性的证据。光这一点已让我感到震惊，因而我没有专心听检察官之后的辩论，直到我听他说：“他曾为自己的罪行有过悔意吗？从来没有，先生们，在审讯过程中，这个人自始至终都没有对自己不可饶恕的罪行感到悔恨。”
这时他转向被告席，用指头指向我，继续控诉。而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他对这一点如此执着，我也不能否认他说得有理，我确实不怎么后悔。但他这样激烈的人身攻击，出乎我的预料。我也想试着友好地、甚至是友善地向他解释，我自己从来没有为任何事情后悔过。我总是专注于眼前，像是今天或明天即将到来的一切，无暇顾及过往。当然，就我目前的处境，我是不能用这种口吻对任何人说话的。我失去了表达情感、拥有善意的的权利。我试图往下听，因为检察官正准备探讨我的灵魂。
他说自己曾试着仔细探索过我的灵魂，但没有任何发现：他说实际上我没有所谓的灵魂，没有人性，没有任何维系人心的道义准则能让我有所共鸣。“当然，”他补充，“我们也不能怪他。我们不能责怪一个人拥有他原本就没有的东西。但是，在法庭上，我们必须舍弃宽容这种消极的美德，以或许有失人情、却更为崇高的公平正义来取代，尤其是当这个人的心空虚到人们所看到的这个程度，它将有害社会。”接着他又提到了我对妈妈的态度，他重申他在辩论中表达的观点，但是他所说的话比谈到我的罪行时说的话要多得多。以至于到后来，我只能感觉到早晨炎热的高温在身上发酵，直到检察官停了一下，我才回过神来。他沉默片刻后，以低沉的、坚信不疑的声音说道：“先生们，就在这个法庭，明天审理的是一宗千夫所指的罪案——谋杀亲父。”在他看来，这种残忍的谋杀几乎不能想象，法庭要坚决予以惩罚。但是，他也必须承认，这一罪行在他心里引起的憎恶，比起我的冷漠而引起的憎恶，可谓是相形见绌。
“他说，一个在精神上谋杀了他母亲的人，和一个杀死他亲生父亲的人，一样为社会所不容。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前者都是为后者的行动做准备的，以某种方式预示了这一行动，并且使之合法化。他仿佛在发表某种预言，且极力为之辩证。先生们，我坚信。”他提高了音调，“当我说坐在这张凳子上的人，也犯了这个法庭明天将要审判的那种谋杀罪时，你们不会认为我言过其实。因此，我希望他受到应有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