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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节更替得可真快，才过了个酷暑，转眼另一个夏天又到了。我知道随着慢慢转热，新的东西在等着我：法庭最终决定开庭审理我的案子，受理的时间大概在六月。
审理的第一天，太阳异常刺眼。我的律师向我保证，两三天就能结案。“而且，”他还说，“你的案子不是这个庭期里最重要的，他们会尽快结案，后面还有一个弑父案要审理。”
早上七点半，有人将我带上囚车，送到了法院。两名法警把我押到一个小房间里，里头有种阴暗的气味。我们在门边坐下等着，隔着门我听到一片说话声、叫人声以及椅子在地上挪动的声音。这让我想起了社区里办的那些节庆活动，当音乐会一结束，大家收拾场地准备跳舞的声音。
一个法警告诉我，开庭前还要再等一会儿，他递给我一支烟，我婉拒了。过了一会儿，他又问我会不会感到害怕。我说不，不仅不会，反而对亲眼看一场官司的审理过程很感兴趣，我的一生中还没有过这样的机会呢。“的确，”这时另一个法警说道，“开始是这样的，但过不了多久，就会令人厌烦。”
过了一会儿，房间里响起了铃声。于是他们给我取下手铐，打开门，带我走进被告席。法庭上坐满了人。尽管窗户上挂着帘子，但仍然有阳光穿过缝隙照射进来。
窗户都是紧闭着的，闷热的空气令人窒息。我坐了下来，两名法警在我椅子两边站着。
这时我注意到在我面前有一排面孔，都在好奇地注视着我，我明白他们就是陪审员。我说不出这些面孔之间有什么不同，只觉得他们就像是坐在电车上的一排乘客，正盯着新上车的人，想看看他身上有没有什么可笑之处。我知道我的这种想法很荒唐，因为在这里他们要找的不是可笑之处，而是罪恶。不过在我看来，这当中区别不大。
挤在门窗紧闭的大厅里的人群让我有点慌乱无措。我再一次看了看法庭内的每个人，却找不到一张熟悉的面孔。开始我没有料到所有人都是冲着我来的。平时，谁也不会注意我这个人的。所以我想了半天，才明白我是引发这场骚动的起因。
“这么多人！”我对法警说，他告诉我这是因为报纸进行报道的缘故，并指了下坐在陪审员席位下方的一群人，“就是他们。”“谁？”“报社的人。”其中一个人是他的老朋友，他向他点了点头，那个人也看见了他，并朝我们走了过来。这个人看起来上了年纪，面目狰狞，但不失亲和。他很亲切地和法警握了握手，就在这个时候，我注意到大家都在互相握手、打招呼、交谈，就像是在俱乐部里，同一个圈子里的人再次聚首那样融洽。我明白我刚才为什么会有奇怪的感觉了，在这里我就是个多余的人，仿佛一个擅自闯进来的入侵者。那个记者微笑着和我说话，祝我一切顺利。我对他表示了感谢，他又接着说：“您知道，我们有点夸大了您的案子。夏天对于报业来说是个淡季，最近只有您和那件弑父案比较值得报道。”
说完他把自己坐的媒体区指给我看，在那群人中，有一个矮个子男人，长得像只被主人养胖的鼬鼠，还戴着一副又大又圆的黑色的粗框眼镜。
“他是巴黎一家报社的特派记者。不过，他不是为你这个案子来的。他是专程来报道那件弑父案的，他们要求他把你的案子也一起报道了。”听完，我又差点想感谢他，但是我想这会很可笑。接着他友好地对我们摆了摆手，走开了。我们又干等了好几分钟。
这时我的律师到了，他穿着律师服，周围还有很多同行簇拥着。他先朝记者坐着的地方走了过去，同他们一一握手。他们谈笑风生，一副轻松自在的样子，直到法庭的铃声响起，他们才回到自己的席位上。我的律师走过来同我握了握手，嘱咐我一会儿回答提问要简短，不要主动表达意见，其余的只要相信他，交给他处理即可。
我听见左边有椅子挪动的声音，只见一个身材高瘦的、穿着红色法衣，戴着夹鼻眼镜的男人小心翼翼地撩开长袍坐了下来。我知道这就是检察官了。法庭执事站起来宣布开庭，两个大风扇开始嗡嗡地响了起来。接着进来三个审判员，一个穿着红衣，两个穿着黑衣，夹着案宗快步向俯视着整个大厅的高台走去。穿着红衣的那个审判员在中间的椅子上坐下，把帽子摘下来放在身边，用手帕擦了擦他那略有点秃顶的头，宣布审讯开始。
记者们已经个个手握钢笔准备记录，全部都是一副漠不关心和有些嘲讽的表情，除了一个非常年轻的穿一身灰法兰绒衣服、系着蓝色领带的男子，他没有拿起放在桌子上的笔，反而望着我。在他那张略不对称的脸上，引起我注意的是他的眼睛，非常淡、非常清澈的一双眼，他正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心思不可捉摸。这让我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好像凝视着我的正是我自己。这件事，再加上我不懂这种场合的规矩，让我跟不上接下去进行的所有程序，包括陪审员抽签，审判者向律师以及检察官、陪审员提问（每问一次，所有陪审员的脑袋都同时转向审判长），接着是念起诉书（我听出了一些地名和人名），然后又是向我的律师提问。
审判长接着宣布进行证人传唤。执达员念出的人名引起了我的注意。在这群刚才看来朦胧、陌生的群众脸孔中，我看到了养老院院长、门房、老多玛·菲赫兹、雷蒙、马颂、萨拉曼诺，还有玛丽。玛丽朝我挥了挥手，看上去有些焦虑不安。他们听到传唤一一起身离开旁听席，从侧门走了出去。当我正在奇怪刚才怎么没早认出他们时，就听到工作人员叫到赛莱斯特的名字。他站了起来，我注意到他身边是那个我在饭馆见过的娇小女人，依旧穿着那件短外套，一副坚定不移、果敢明确的神气。她紧紧地注视着我。我没有多余的时间去思考，因为这时审判长开始讲话了。
他说审判就要正式开始了，无须特别强调，在场旁听的听众应该懂得保持安静的道理。他的职责是就以客观的角度审视本案，并公正引导辩论的进行。他将秉承公平正义的精神看待评审团做出的判决，一旦有扰乱法庭的行为，都将休庭清场。
大厅里越来越热，在场的人纷纷拿报纸扇了起来，立刻响起了一阵持续的哗啦哗啦的翻纸声。审判长做了个手势，工作人员送来了三把蒲扇给三位审判长用。
审讯开始了。审判长心平气和，甚至是有点亲切地向我提问。他让我先自报身份，虽然我非常厌烦，但还是打心底觉得这是很自然的程序，要是把一个人当成了另一个人来审，那可就太严重了。
接着审判长开始陈述我做过的事，每三句就要问我：“是这样吗？”每一次我也都按照律师的指示回答：“是的，审判长先生。”他叙述得非常详细，这样的问答一直持续了很长时间。在此期间，记者边听边记录。我注意到那个有着浅色眼睛的年轻记者和一个举止如机器的女人将目光停在了我身上。陪审员都面向着审判长，我再一次感到他们就像电车座位上的一排乘客。审判长咳嗽了一声，翻阅手上的卷宗，边扇着扇子边认真地看着我。
他说他现在必须要进行的提问，表面上看与我的案子没有关系，但是实际上可能关系重大。我猜到他又要问起妈妈的事，我感到自己对这一点无比厌烦。他问我为什么要把妈妈送到养老院。我回答是因为我没有足够的钱请人照顾她。他又问我与妈妈分隔两地，在感情上我是否对此感到很难受。我解释说无论是妈妈还是我，都没有期望从对方身上得到太多，再说我们也不需要从任何人那里得到什么，我们都习惯了新的生活。审判长说他并不想强调这一点，然后他问检察官是否有其他的问题需要提问。
检察官半转身背对着我，没有看我，说如果审判长允许，他很想知道我是否是怀着要杀死那个阿拉伯人的意图，独自一人回到泉水那里。我回答说：“不是。”然后他问：“那为什么会带着枪，单单又返回那个地方呢？”我说那只是个巧合。接着检察官用一种阴险的口气说道：“很好。暂时没有其他问题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令人摸不着头脑。至少我是这么觉得。在一阵讨论和交涉后，审判长宣布休庭，听取证词改在下午再进行。
我还没来得及思考，他们就把我带离法庭，送上囚车回到监狱。吃过午饭没多久，在我刚刚感到疲倦的时候，又有人来把我押进囚车。一切重新来过，我回到同样的法庭，面对那些同样的面孔，不同的是不断飙升的温度，陪审员、检察官、我的律师和几个记者手里都拿着一把扇子。那个年轻的记者和那个小女人依然在那里，但他们没有扇动扇子，仍旧默默地看着我。
我擦了擦脸上的汗，闷热让我忘记自己身在何处，所为何来，直到听到工作人员传唤养老院院长上庭作证，我才缓过神来。他们问他妈妈是否埋怨我，他回答说是的，不过养老院里面几乎所有老人都会抱怨自己的亲人。审判长要求他明确回答妈妈是否有责怪过我把她送到养老院，院长又给了肯定的答复，但是这一次，他没有补充什么。
回答另一个问题时，他说自己对我葬礼那天所表现出的冷静感到惊讶。检察官问他所谓的“冷静”如何解释，院长低头盯着自己的鞋尖，然后说我那天不想看妈妈最后一眼，也没有流过一滴眼泪，葬礼结束我马上就离开了，没有留在坟前悼念。还有一件让事他感到惊讶：有个殡仪馆的员工告诉他，我竟然不知道妈妈的年龄。大厅里一片寂静，审判长问他说的是否的确是我。院长一时之间没有明白这个问题的用意，审判长告诉他：“这是法律规定的例行询问，请如实回答。”
接着审判长问检察官是否有问题需要向证人提问，检察官说，“噢，不必了！这些已经足够了。”他的声音很响亮，并得意扬扬地朝我望过来，这许多年以来我第一次产生了想哭的愚蠢念头。因为我深深地感觉到，眼前这些人是多么憎恨我。
在征询过陪审员和我的律师有无其他问题要问之后，审判长请上了养老院的门房，听取他的证词。门房和其他人一样，也重复了相同的仪式。在抵达证人席时，他看了我一眼，然后就撇过头去，避开了我的目光。他回答了审判长的提问，他说我不想看妈妈最后一眼，抽了烟，在守灵时睡觉了，还喝了牛奶咖啡。这时，我感到有什么东西激怒了整个大厅里的人，我第一次认识到我是有罪的。门房被要求把我喝牛奶咖啡和抽烟的事再讲述一遍。
检察官扭头看着我，目光中带着一丝嘲讽。这时，我的律师站起来，询问门房当时是否和我一起抽烟了。但是检察官立刻也站了起来，表示了强烈的反对，“请问，在这个法庭内，究竟是谁犯了罪呢？这种为了减弱证词的力量而反诬证人的做法，难道证词会因此而减弱其铁证如山的效力？”虽然如此，审判长还是请门房回答这个问题。
老人感到有些不安，一脸尴尬地说：“我知道我不对，我不该抽烟，但是先生请我抽烟，我不好拒绝。”
审判长问我有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没有，”“我回答道，“证人说的没错，的确是我递了一支烟给他。”，
门房带着惊讶和感激的神情看着我。他犹豫半晌，说牛奶咖啡是他提议的。
我的律师得意地叫了起来：“陪审员一定会重视这一点的。”然而检察官在我们头上发出了雷鸣般的声音，“不错，”他的声音震耳欲聋，“陪审员会重视的。而且他们的结论会是：陌生人可以送上咖啡，而一个儿子，在孕育了自己生命的遗体面前，却应该给予拒绝。”门房回到了他的座位上。
轮到多玛·菲赫兹作证词，他被人搀扶着坐到了证人席上。菲赫兹说他所熟悉的是我妈妈，他只在葬礼那天见过我一次。他们又问他我那一天做了些什么。他回答说：“你们明白，那一天我太过伤心，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其他事。痛苦让我什么也不愿意注意。因为失去最亲爱的朋友实在悲痛难当，我甚至晕了过去。所以，我没有看见这位年轻的先生做了什么。”检察官问他是否有看到我哭过，他回答说没有，于是检察官点头说：“我请陪审员重视这一点。”但这回轮到我的律师发火了，他用一种过于夸张的口吻追问菲赫兹：“请回答我先生，您能否确定看到我的当事人没有掉一滴眼泪？”菲赫兹说：“不能。”他的回答引来了哄堂大笑，我的律师挽起了袖子，用一种不容争辩的口吻说：“可以说这就是这场官司的最佳注释，一切都是模棱两可的主张，无助于厘清真相！”检察官对这番话没有回应，只是拿铅笔敲卷宗夹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