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里，检察官擦了擦他因为出汗而发亮的脸，接着表示他的职责是痛苦的，但是他要坚定地完成它。他认为我既然跟这个社会完全脱节，连其基本规范都不认同，便不该在无视人心与生俱来的情感的前提下，央求自己的罪行得到宽恕。“我请求处以极刑的情况，而且我心中坦然，没有丝毫的不安。尽管在我的职业生涯里，难免面临请求对被告处以极刑的情况，却从未像今天这样让我感到艰巨的职责适得其所。眼前这张泯灭人性的脸孔所带给我的罪恶，和那副神圣不可侵犯的良心驱使下，我的信念从未如此坚定。”
检察官坐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厅里一片静默。而我，已经在炎热和惊愕的双重荼毒下头昏脑涨了。审判长干咳了几声，低声问我是否还有话要补充。我站了起来，终于有机会表达意见，我并非蓄意要杀死那个阿拉伯人的辩解便脱口而出。审判长说会将这段陈述列入考虑，并表示目前为止他都还没搞明白我方的辩护方式，希望在律师结辩之前，我能先说下自己的犯罪动机。
我回答说，那都是太阳惹的祸。因为急着回答，话说得太快，口中的字句叠在了一起，加上自己也觉得这个理由荒谬可笑，我便更加慌乱失措。大厅里有人笑了起来。我的律师无奈地耸耸肩，接着，他们就让他发言了。但是他指出时间不早了，他需要好几个钟头，希望能改在下午继续。审判长同意了。
下午，巨大的电扇依旧搅动着大厅里沉浊的空气，陪审员们手上彩色的小扇子都向着一个方向在摇。我的律师的结辩陈述看起来像是没有尽头，然而当他谈到其中某一段时，倒是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他说：“是的，我的确杀了人。”接着他继续用这种口吻，当说到我的时候，他总是用“我”来代替，我很奇怪。我弯下腰，向一个法警询问这是怎么回事。他叫我先别说话，过了一会儿他告诉我：“每个律师都是这一套。”我感觉这种行为依然是将我排斥在案件之外，把我的存在化为乌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取代了我。不过，我觉得自己也已经完全从这个冗长的法庭辩论中抽离，不仅如此，律师的辩论让我感到非常荒谬可笑，他在我预谋犯罪上的辩护只是匆匆带过，然后跟检察官一样，谈到了我的灵魂。但是我认为他的才华和辩护能力比起检察官还是大大逊色的。
“我也仔细探索了这个人的灵魂，得出的结论和这位杰出而友好的检察官的恰恰相反。我发现了被告身上众多的人格特质，而且一目了然。”他说我是一个正直善良的人，勤于工作，忠于雇主，受到大家的爱戴，并同情他人的痛苦。在他看来，我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里，尽可能供养自己的母亲，是为人儿女的一个典范。毕竟我把妈妈送进养老院，是为了让她享受我所不能给她的舒适。“先生们，本案中关于养老院的相关辩论所引起的骚动的确让我吃惊。事实上，资助这些养老机构运营的，不正是我们国家的政府机构吗？这足以证明他们存在的功能性和必要性。”只是他对葬礼的环节只字未提，我觉得这是他辩护中的一个漏洞。但我已无心顾及：这些成串的长句，连日来没完没了地对我的灵魂的讨伐轰炸，让我感到周围的一切都似乎变成了浑浊无色的水，令我晕头转向。
最后，我只记得，在我的律师还在高谈阔论的时候，冰激凌小贩的喇叭声透过门窗传了进来，传到了我的耳畔。这时，对于某种生活的种种回忆又浮现在我的脑海，虽然这种生活已经不再属于我，但是我在回忆里发现了我曾经最可怜、最深刻难忘的快乐：夏季的味道，我所热爱的街区，夜晚的天空，玛丽的笑声和连衣裙。顿时，我感到困在这里所做的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我心中只剩下一个急切的愿望：让他们赶快结束，好让我能回到牢房倒头大睡。
终于，我的律师在法庭上大声疾呼。
“尊敬的陪审员先生们，难道你们要把正直老实的公司雇员，因为一时疏忽而处死？我请求你们再次考虑这件案子的情有可原之处，慎重做出裁决。因为若使他一生都要背负悔恨、罪责，不是对他最大的惩罚吗？”
庭讯终止，律师精疲力竭地坐回椅子上。他的同僚们过来同他握手，我听见他们中一个说道：“太精彩了，老兄。”其中一个甚至寻求我的附和：“你觉得怎么样？”我虽表示赞同，但这恭维不是真心的，因为我太累了。
时间已是黄昏时分，室内不那么热了。从街上传来一些声音，我可以想象到外面夜晚的凉爽。我们都在法庭等待，而所有人关注的结果却只是关乎我一个人而已。我再次环顾法庭，一切都和第一天来的时候一样。我的目光与那个穿着灰上衣的记者和那个像自动机器一样的女人交汇。这让我想起，在整个审讯过程里，我没有去看玛丽一眼。我并不是忘了她，而是脑袋太忙乱。现在我看到她坐在赛莱斯特和雷蒙中间，她朝我轻轻招手，就像是在说“总算结束了”。她依然微笑着，但我看到了她脸上的焦虑。只是此时我的心仿佛已经和外界隔绝了，我甚至没有回应她的微笑。
法官们又重新回到了座位上。很快有人将一连串的问题念给陪审团成员听。我听见“杀人犯”，“预谋”，“可减轻罪行的情节”等等。陪审团出去了，我被带到之前用来等候的那间小屋里。我的律师进来看我，他说个不停，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自信和亲切过。他认为一切都很顺利，我只需坐几年监狱或服几年苦役就能出来。我问他如果判决对我不利，是否可以撤销原判。他说不能。他的策略是不提当事人的意见，以免引起陪审团的不满。他对我解释说除非有特殊的原因，否则是不能无缘无故撤销判决的。这听起来很有道理，我于是表示了同意。若是冷静地看待整个事件，其实再正常不过。“无论如何，”律师说道，“你是可以上诉的。不过，我确信判决会对我们有利。”
我们等了很久，大概有四十五分钟左右。然后铃声响了，我的律师说：“审判长要宣读结论，您要到宣读判决的时候才能进去。”门响了，我听到有人在上下楼梯的声音，但是听不出远近。接着我听到了大厅里传来低沉的宣读声。
铃声再度响起，我被重新带进了被告席，法庭的静默吞没了我，静默中，我注意到那个年轻的记者避开了我的目光，我突然有一种很不好的感觉。我没有朝玛丽那边看。事实上，我无暇做这样的举动，因为这个时候审判长正用一种生硬拗口的语句宣布，以法兰西国民之名，将我处以在广场上斩首示众之罪。
这一瞬间，我仿佛读懂了现场所有这些人脸上的表情，我想那是带着尊敬的同情。法警对我的态度温和了很多。律师拍拍我的手背以示安慰。我的脑中已没有任何想法。审判长却问我还有什么话要说。我想了一下，回答说没有。于是法警把我带了出去。
5
我拒绝见监狱牧师，这已经是第三次了。我没有什么话可对他说，也没有说的兴致，反正过不了多久我就会看到他。我现在感兴趣的，是逃避整个运作机制，找出这无法抗拒的结局能否还有回旋的余地。我又换了牢房，在这个牢房里，我一躺下，就能看见天空，也只有天空能让我盯着不放。我观察它脸上那色彩的隐退变化，看着白昼变为黑夜。我枕着双手仰卧，静静地等待。我不止一次地想，是否曾有判了死刑的人逃过虎口，挣脱牢笼，或者法警的绳索断了。然后我开始责怪自己之前没有对描写死刑的作品多加留意。对于这种问题一定要随时关注，因为谁也不知道会突然发生什么事。和所有人一样，我读过报纸上的相关报道。不过坊间一定有专门的著作，我却从来没有凭好奇心找来看看。在这些书里，说不定我能找到有关逃跑的描写。那么我就能确信至少曾有那么一次，绞架的滑轮突然停住了，或是在一种不可遏止的预想中，仅仅有那么一回，偶然和运气改变了什么东西。仅仅一次就好！从某种程度上，我认为只有一次对我就够了，其余的就交给自己的良心去管。报纸上总是谈论一些“对社会欠下的债”——照他们所言，这笔债必须偿还，不过，在想象中这不重要，重要的，是逃跑的可能性，有机会跳出那不可避免的行刑仪式，朝无限可能的希望狂奔。
自然，所谓的“希望”，不过是全力奔跑，然后被流弹打死在街道的一角。然而，尽管我想的再周全，也没有任何环节容许我有这种享受，一切都禁止我作这种非分之想，我再一次被那不可逆转的进程抓住了。
尽管我竭力理解，还是无法接受这残酷蛮横的结果。说到底，在奠定这个结果的判决和宣判后不可动摇的执行过程中间，存在着荒谬与失衡。判决宣读的时间是在晚上八点而不是下午五点，裁定的结果本可以完全不同，做出判决的也只是经常更换衬衣的人，况且又是以“法兰西公民的名义”这样模糊的字眼。为什么不是以“德国人的名义”呢？这一切都大大降低了决定本身的严肃性。但却得被迫接受，从判决确定的那一秒钟起，它的效力是如此明确、严正，就像我身后这堵墙那般，丝毫不容改变。
当这些想法充斥我的脑海时，我想起了妈妈曾对我讲述的一段关于父亲的故事。我从没有见过父亲。我所知道的关于他的最确切的事，也许就是妈妈告诉我的这件事：他去看一个犯人被处决。尽管这个念头就让他感到有些不舒服，他还是去了，回来后呕吐了一早上。我听到这里时，对父亲产生了一丝不屑。但现在我能理解那是多么自然的事。我以前居然不懂，死刑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毕竟对一个人来说，那是唯一真正让人有兴趣去看的事。假如我有幸从这座监狱里出来，我一定去看所有的处决。不过，这么想显然很蠢，哪有这种可能性呢。只是一想到某天清晨，我自由了，可以站在警察的防线后面——或者以观众的身份来观看一场行刑，然后回家呕吐。一想到这些，一阵恶毒的喜悦就无可抑制地涌上心头。然而这是不理智的，我不应该让自己有这种想法，因为我一这样想就感到一阵寒意，冷得缩进毛毯里打战，还禁不住把牙齿咬得咯咯作响。
当然，一个人不可能永远那么理智。比方说有几次，我就幻想自己拟定了一些法律草案，大肆改革刑罚。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就是给犯人一个机会，哪怕只有千分之一的机会也已足够。在此前提下，我觉得可以发明一种化学药物，服用之后可以有十分之九的几率杀死受刑者（是的，我想象的是受刑者）。当然，前提条件是他事先知情。因为经过我冷静仔细地思考，发现断头刀的缺点就是没有给受刑者任何得以侥幸的机会。无论如何，一旦刀砍了下来，受刑的人是百分之百死定了，没有任何改变的余地。就像事业已告一段落，大势已定；也正如谈妥的协议，不可能再走回头路。如果一旦头没有被砍下来，顶多再重来一次。因此，受刑人不得不祈祷断头刀运转正常！我说这是制度不完善的地方，单从这方面看，的确如此。但从另一角度来说，我也不得不承认整个安排的巧妙全在于此。总而言之，受刑者在精神上得对受刑有所准备，他所关心的就是不发生意外。
此外我还发现，到现在为止，我在死刑的执行上还有错误的想法。我一直以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上断头台之前，要经由阶梯一级一级地爬上断头台。或许这是因为一九七九年大革命的缘故，也就是学校学到的，或者给我看过的图片里就是这样的场景。但是有天早上醒来，我忽然记起了一次引起轰动的处决，报纸上曾经刊登过的照片。事实上，处决用的刑拘就放在地上。那是再简单不过的装置，而且它比我想象的要窄小一些。我奇怪自己完全没有留意到这一点。照片上的刑具看起来精密、完善、闪闪发光，使我大为叹服。一个人对于他所不熟悉的事物，总会衍生出夸张的印象。实际上恰恰相反，行刑的安排非常简单，刑具和受刑的人都在平地上，人走过它的时候就是和另外一个人擦肩而过一样平常。这也是让人懊恼的。登上断头台的感觉仿佛升上天堂一般，赋予人一个具有安慰作用的想象。而现在，现有的行刑机制破坏了这一切，人犯在严密的安排下被精准而屈辱地处决。
我一直在思考的还有两件事：黎明和我的上诉。其实，我总是想说服自己，试图不再去想它们。我躺在床上，望着天空，强迫自己专注。每当天色开始由蓝变成青色时，我知道夜晚即将来临。另一种停止思考的方法就是转移思绪，听自己的心跳。我无法想象这一直伴我的声音有朝一日会终止。我从来不善于想象，但是我仍然试图去想象心跳声将不再回荡脑际的那一刻。然而无论我怎么努力都没用，黎明和上诉的问题总是挥之不去。最后我对自己说，一切都顺其自然，不要再勉强自己才是明智之举。
我知道，他们总是在黎明的时候到来。于是，每个夜晚我都在等待黎明的到来。我从不喜欢措手不及地处事。每当有什么事要发生，我希望自己是准备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