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学者白芝浩(WALTER BAGEHOT)说过这么一段话：“如果你没有问起民族的定义是什么，我们会以为自己早就知道答案；但实际上我们的确很难解释清楚，到底民族是什么，也很难给它一个简单定义。”但他同时也说过：“19世纪乃是民族主义的时代”；各位应当可以了解到，民族主义这个概念是多么的重要，又是多么的令人困惑了吧。
请注意以下几个名词：
族群、民族主义、殖民、自决、帝国主义
想象的共同体：民族概念的起源
所谓“民族”或“族群”问题，早已取代传统的国际冲突，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受瞩目的关键焦点之一，因为它不仅涉及社会正义或资源分配等议题（少数族群经常受到忽略甚至歧视），甚至还因为常引发内战或国际战争，成为吸引人们目光的国际新闻头条焦点。不过，正如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所说的：“将人类划分成不同的民族集团，乃是所谓民族建立的必然过程；然而，吊诡的是，至今尚无一致通论或标准规范可用以判断或区分何谓民族。”同样的疑问也出现在休·塞顿-沃特森(HUGH SETON-WATSON)的口中，他认为自己被迫得出一个结论，也就是根本没有人能够为所谓民族下个“科学性定义”。
正因这样，严谨如美国学者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者，干脆以“想象的共同体”来为这个朦胧不清的局面下个脚注；在他看来，所谓“民族”根本只是某些人为了某些目的（特别是政治目的）而进行想象、塑造与动员的结果，因为即使是全世界最小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其大多数同胞。当然，尽管所谓民族或“民族主义”概念，仍然被许多人用来当作为凝聚群体向心力或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由于这个名词的模糊性与不科学性几乎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我们暂时不打算追究这个问题。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无论“民族”概念如何经不起学术考验，但它的存在以及拥有影响力还是个没法忽视的现实。
在此，我同意盖尔纳(ERNEST GELLNER)的看法，他认为所谓民族主义不过是一种关于政权正当性的理论（提供执政者的正当性来源），此理论的基本主张是“种族界限不得超越政体疆界（也就是国家领土范围）”。它一方面可说是通过工具性角度来观察民族主义的结果，同时也延续了17世纪时霍布斯对人类“自我保存”本能的讨论，以及18世纪卢梭对社会契约与国家形成的看法；换句话说，正如经常出现在自然界其他物种身上的现象一般，由于严重缺乏独立自卫能力，一定数量的人类结合成团体来增加安全保障成为一个可以想象的合理选项。
值得注意的是，虽说从理论研究的角度，大多数学者都不认为民族是种严谨而具有说服力的说法；但事实是，目前世界上似乎多数人还是持有一定程度的民族观念，更何况还有一大堆政客从中推波助澜。那么，这些人心目中的“民族”到底是怎么组成的呢？
个人觉得孙中山的归纳还不错，在此可作一个参考。他认为民族的组成其实来自客观与主观等两个层面的力量。
客观（也就是自然力）方面，首先第一个要素是“血统”，也就是大家身上都流着同一种基因的血液（这虽然是目前看来最能让人信服的一种论点，但是从人类迁徙与混血的更长远历史事实说起来，真正纯净的血统根本不可能存在），第二是“生活”，也就是大家都过着同样的生活形态（这个说法几乎没有说服力，例如同样过着游牧或以农耕为主的生活，其实族群差异大得不得了；再者也忽略了人群间彼此学习模仿的本能，例如像近代全球的西化运动），第三是“语言”，也就是大家都采取同一种方式来进行沟通（这点看起来有些道理，不过，如果考虑到同一个种族里头的各种不同方言，或者许多前殖民地被迫采用他国语言而几乎忘了自己的母语，情况就不一样了），第四是“宗教”，也就是大家的信仰是一致的（且不论所有宗教都有普世主义的特质，这一点在多神论国家就行不通），最后是“风俗习惯”的因素，也就是大家都秉持类似的历史传统（其实这种说法光是对汉人就说服不了，且不说中国各省各地的差异那么大，即便是从台湾头到台湾尾的婚丧礼俗，也有着大同小异的特点）。
从上面括号中的反面论点可以发现，其实当下所流行的一些民族主义看法都不太经得起考验；最后，孙中山也只能归结出主观的民族要素，此即“民族意识”，也就是说大家到底是不是同一个民族，你认为是的话就是了。这就如同当下所谓的“美国人”概念一样，无论他们的国民原先来自世界何地，只要认同美国制度与社会规范，基本上就可以当个美国人。过去我们常讲“夷狄入华夏则华夏之”，其实是若相仿佛的开放性概念。
总而言之，民族这个社会群体概念的出现，根源自人类在优胜劣汰的残酷环境当中的“自保”本能。由于无法完全克服生存挑战（其主要威胁来源先是自然界的掠食动物，接着是人类自己的同类相残），维系群体内部的凝聚力当然是有必要的；对此，人类首先发展出“区隔”与“封闭”概念，借此以形成所谓我群(WE GROUP)意识，这也正是族群结构的发展源头。
团结：民族主义的对内用途
当然，若说民族不过只是个“想象”下的结果，显然也不确切。
特别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包括家庭与家族在内的“血统关系”，本来就是人际关系中很重要的一种互动模式；尽管前面曾经从迁徙与混血的角度，告诉大家真正“纯净”的血缘是不存在的（日本或韩国自称其血缘纯净度高达98%或99%以上，根本是夸大其词），但是，考虑到多数人类采取的“定居性”社会生活形态，至少可以这么说，在某一时期的某一特定范围内，某一群人确实可能存在着比起其他人更类似一些的特征。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拉长（经过几百或者上千年以上）与地理范围的扩大（例如直线距离超过上千公里），人群间的差异自然会变得愈来愈明显。
进一步来说，除了考虑血统关系与生活形态所造成的结果之外，同时必须了解“情感因素”对民族形成过程的影响，这也正是孙中山所谓的“民族意识”概念。因为人类不但跟其他物种一样有着感情作用，甚至还因其思考与记忆能力更胜一筹，情感内涵也愈发强烈与浓厚；这就跟过去的左邻右舍一样（如果排除现代社会冷漠感的话），住在一块儿久了总是会有些感情。更重要的是，如果还存在着“外来刺激”的话，经由血统、生活与情感等因素所消极累积起来的集体意识，便会上升为具有政治性与对外性两种特质的民族主义想法。
在多数例证当中，我们似乎可以这么说，相较于强者经常强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四海一家学说与“普世主义”，所谓民族主义若非是弱者用来激发危机意识并进行自保的心理工具，至少反映出采取民族主义的社会正面临来自外在环境的竞争。
例如中国在春秋初期由于受到蛮族入侵的威胁，有人便喊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在五胡乱华导致黄河流域地区普遍受游牧民族严重威胁之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说法也甚嚣尘上；至于法国为因应1789年大革命后导致各国可能联合干预的局势，也特别在《人权宣言》中声称“各民族均享有独立主权”，并于1793年通过全民皆兵的总动员法，强调“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从前述可以发现，由于受到外在环境间接或直接的威胁，其实不管是否属于同一族类，一致对外都是人类“理性抉择”下的必然结果。
在此，更值得注意的是民族主义在政治上的角色暧昧性。
对这个问题，各位只要注意“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这两个名词间的差异性就可以了。相较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不仅起源更早，它所诉诸的对象也更现实，亦就是指一个国家里头的人民（事实上“民族”这个词汇的源起在欧洲许多国家的语言中，早期指的都是人民），这反映出在多数社会当中，人群来源本来就具有复杂性的本质。尽管如此，正如我们在本章开头提示语中所提到的，19世纪所以被称为“民族主义的时代”，显然清楚地暗示了爱国主义在这段期间被升华到民族主义。
如同前一章描述的，欧洲自16和17世纪以来，便陷入长期混战的动荡局势当中，为因应乱局并保障生存安全，现代国家结构的雏形初步成形，也就是积极地调整政府、人民与领土等概念的定义，并发明了所谓主权观念。但这样的努力显然只着重在提升“由上而下”的效率面，并设法规范国际关系而已；面对一波又一波的新挑战，人民能否“由下而上”全力配合政策，便成为国家能否应付国际竞争的关键。换句话说，人民的忠诚度愈高，国家的力量愈强大。
但是，到底该怎么提高人民对国家政策的配合度呢？
正如《孙子兵法》所讲的“攻城为下，攻心为上”，政府与人民间的关系也是如此，要想让人民接受出钱出力的政策要求，固然可以使用处罚等强制性的手段，但如果能让大家“心悦诚服”或“心甘情愿”，岂不是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由此，民族主义便成为此刻欧洲政府用来催眠人民的重要心理工具之一。例如19世纪的哲学家密尔(JOHN S.MILL)便从民族情感角度来界定民族主义，同时强调“在同一个政府下效忠国家”的民族认同感，从而一方面开始将民族等同于国家与人民，同时也造就“民族国家”这个自19世纪以来风行至今的观念。民族国家概念的最高理想是：一个民族造成一个国家；至于实现这个理想的最主要原则是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自决”主张，亦即：所有民族都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
从历史上看，民族主义的国内效果（也就是强化团结凝聚力）可说是正反俱呈的。其中不乏有些成功的例子：例如德国与意大利这两个分崩离析达数百年的地区，便借由民族主义的力量而塑造出新国家，再者，如果没有要求牺牲奉献精神之民族情感的支撑，希特勒不可能在短期间内带领德国走出经济恐慌的阴霾，甚至成为欧洲的军事大国，中国也不可能摆脱百年桎梏，承受住来自日本的侵略与打击。在这些例证中，民族主义都成功扮演了精神上的凝聚工具。但是，同样来自民族主义的鼓动，二次大战后也因为掀起一股民族自决风潮而在世界各地引发动荡（例如由于犹太人建国，导致中东地区数十年来战乱不断），甚至出现种族“灭绝”（例如纳粹分子屠杀犹太人）或“净化”等事件（例如1990年代塞尔维亚在前南斯拉夫境内推动的政策）。正因如此，许多学者悲观地认为，民族主义仍将是21世纪全球最主要的纷争来源。
扩张：民族主义的对外用途
到这里，大家应该已经了解到，不管是选择定居性社会生活形态，创造政治制度来规范人际关系，甚至想象出民族概念来进一步凝聚人群，很明显，人类不断企图通过集体手段来强化自己的自然竞争力，以便在淘汰激烈的环境中能够幸存下来。尽管如此，强化适应力看来毕竟只是种增加反击能量的消极做法，其实人类也经常使用积极的手段，正所谓“攻击是最佳的防御”，也就是透过战争以歼除可能的敌人，或者以消灭弱小势力来直接为自身力量达成加分的效果，这也让博托尔(GASTON BOUTHOUL)如此强调：“等待战争，乃人类社会生活的特性。”
这是不是说人类有着侵略的天性呢？
英国殖民家罗德斯(CECIL RHODES)的名言“假如能力足够，我愿并吞所有星辰”令人印象深刻，许多社会学家也倾向认为，尽管战争很像是场大规模的嘉年华会，但相较于战争毫无节制的暴虐行为，所有形式的节庆都不过是战争的低劣仿冒品而已；本书在此并不想深入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它牵涉的问题实在太广了。我们要说明的只是：近代欧洲国家是如何利用民族主义来推进其全球扩张过程呢？
从历史上看，欧洲国家自16世纪后便不断以“殖民主义”的形式向外扩张，但这个动作在19世纪初开始产生变化；原因之一是，美洲大陆的殖民地独立风潮，向欧洲说明了海外经营的不容易，其次则是由于拿破仑战争与工业革命为欧洲所带来的冲击，迫使许多国家必须专注于国家再造与国际权力平衡的调整。由于新的因素产生与新动力的注入，欧洲1870年代后的对外扩张在性质上有着不同于以往之处，台湾历史学者王曾才指出：“19世纪末期以迄20世纪初期的帝国主义扩张活动，因为系植基于民族主义与工业经济，并以近代科学技术作为凭借，而又采取了各种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与文化的手段来渗透和控制落后地区，且其影响力亦无远弗届，因而称为新帝国主义。”
至于新帝国主义的成因，则可归纳为以下几点：首先是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竞争的激烈化。继英国率先通过工业化而缔造经济霸权后，其他主要国家也纷纷跟进；由于伴随着工业革命所产生的资本主义，本来就倾向直接诉诸人类所谓贪婪本性（虽未必为真），因此带来的经济组织重塑与技术革新也就成为一条不断加速的单行道，由此造成的大量生产过剩则成为危机意识的来源，从而导致各国将控制市场（保护本国与拓展殖民地）视为与生存休戚相关的事情。
其次是民族主义的出现及其影响。现代国家单位于17世纪成形之后，加入精神新元素的“民族国家”更成为19世纪的发展主流。正如我在前章中曾经提过的，由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激荡，国家不仅被视为具生命的有机体，并且有衰老与死亡的可能，于是人们的政治使命便是抑制衰亡迹象，甚至借由重新活化而使国家得以再度重生。
第三则是非西方地区趋于衰微而出现权力真空状态。相对于欧洲国家在最近数百年来所展现出的活力，其他一些原先在物质与精神文明方面尚能与其抗衡的势力（例如西亚的奥斯曼帝国与东亚的大清帝国）却面临着王朝末日的挑战，更遑论那些缺乏竞争力的地区（例如拉丁美洲与非洲，甚至大洋洲），于是就在这种明显此消彼长的态势下，后者纷纷成为欧洲帝国主义国家的附庸。
值得注意的是，新帝国主义的目标虽大体上是“经济性”的，亦即以扩张并掌握市场为主，但其背景还是欧洲国家间竞争加剧的结果。而且，由于殖民扩张后所掌握的大多仅是些“潜在性”市场，也就是这些殖民地除了提供更廉价的原料与劳力之外，其消费市场价值其实不高，换句话说，它们显然没有办法消化掉欧洲生产过剩的工业品，于是竞争压力又回到欧洲身上。这种态势不但在第一次大战后清晰可见（因此引发关税壁垒与经济大恐慌），同样也反映在大战前欧洲各国进行军备与同盟竞赛的心理恶性循环中；甚至因为战后处理不当而又引发了第二次的世界大战。
重点是，人们真的从两次惨烈战争中吸取教训了吗？
这真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从人类在战后设计并缔造的一连串国际和平机制，以及各国在战后重建信心与军备管制方面的努力看来，或许战争将不再是国家扩张力量的重要工具。不过，如果从各国竞相设法增加“竞争力”，并希望主导全球经济网络的角度看来，或许人类还是不会放弃扩张政策，只不过换了个战场而已。无论如何，我们更希望能够回答的问题是：民族主义的国际角色是否有了改变？民族国家是否还是当前最重要的一种政治单位？而民族主义本身的未来又将如何发展？
民族国家的终结？
针对前述问题，日裔学者大前研一认为，尽管封闭国家模式的地盘观念在今日依然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现象，但在经济疆界逐渐消失的世界里，由于“4I”因素——产业(INDUSTRY)、投资(INVESTMENT)、个人(INDIVIDUAL)与信息(INFORMATION)——的作用，传统民族国家的区分已经愈来愈失去其历史意义。他甚至进一步申论，民族国家在过去“重商主义”盛行的时候，确实扮演过强大的累积财富的角色，但在当前的全球经济结构中却沦为跑龙套的角色，甚至只是个极其没有效率的分配机器。
这种论点有没有问题呢？
事实上，经济观点并不是目前威胁民族国家存在的唯一因素。从军事层面来看，特别是相关科技的进步与扩散（例如核生化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显然已直接威胁了国家的自保能力，即便是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也由于无法完全防范不对称战争以致无法免疫“9·11”恐怖袭击；从这个角度看，除非贯彻“集体安全”国际机制，否则可能无法彻底解决问题。其次，从环境层面来看，大趋势将更加明显；诸如雨林破坏、臭氧层破洞、酸雨、海洋污染等，看起来都不是针对哪一个特定国家，而是冲着全人类的命运而来，若想解决这些问题的话，没有各国携手合作似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再者，从文化层面来看，尤其是因为媒体革命、网络全球化与新移民潮的影响，致使所谓全球化有时几乎等同“西方化”或“美国化”（也就是让美国式的典章制度与社会规范“放诸四海而皆准”，当然，由此也引发一连串强调本土传统的反美浪潮），从而混淆或甚至破坏了许多传统的认同结构。
综合来说，由于网络世界崛起所造成的国界透明化（或者有人干脆将它称为无国界现象），人际间经济活动愈来愈复杂，导致划地自限式的国家概念受到严重挑战（甚至政府还经常被认为是发展的绊脚石），再加上军事科技发展直接威胁到国家防卫其疆界的能力，以及经由环保议题扩散所带来愈来愈普遍的“人类大家庭”概念与“文化全球化”现象，这些都正让过去数百年来身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民族国家，面临着相当大的发展转折点。
尽管如此，如果我们因此便轻易下结论说“民族国家即将就此划上句点”的话，或许还言之过早了些。
首先是由于族群冲突导致的内战（例如1990年代爆发在南斯拉夫、埃塞俄比亚、索马里、乌干达、东帝汶，甚至俄罗斯境内车臣地区等地的冲突）与国际战争（特别是中东地区，在巴勒斯坦延续不断的阿以纠纷）显然是后冷战时期以来最重要的国际关注焦点之一，更何况有那么多秉持“分离主义”的原住民运动在后面推波助澜。其次，在国际经济竞争因全球化现象影响而越发激烈的情况下，民族主义（不管是狭义的种族动员或广义的社群主义）依旧是许多国家用以凝聚团结与向心力，以便迎接外在挑战的重要心理工具。再者，当前社会都市生活的特性，使许多人愈来愈依赖政府的建设与福利政策来过活，各国的政府职能也在持续不断的扩张当中，而这种扩张必然会带来强化国家有形外貌的效果。
更重要的是，正如我们一再强调的，人类所以是种“社会性动物”，是因为我们必须选择集体来捍卫自己生存的需要，换句话说，如果威胁人类生存的环境压力（特别是由于同类相残所爆发的战争）没有解除的话，那么就算我们不再使用“民族”这种不科学的名词来凝聚大家，人类也必然会发明另一种新的集体概念来取代旧想法，其结果只是换汤不换药罢了。反过来说，正由于民族主义至少到现在为止还是一种蛮有用的动员工具（例如英国与阿根廷在爆发马岛战争后，多数英国人都支持“我们”英国人与“他们”阿根廷人在那个满布瘠地的小岛上进行殊死战斗），再加上人类数量已经多到几乎无法避免因争抢资源而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因此，具有浓厚排外性的民族主义仍是目前散布最广的一种意识形态。
有人曾经开玩笑说，除非外星人来袭而造成地球人的集体意识，否则在人类间划分你我他的区隔想法可能永远没有终止的一天。
你认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