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09年，陈胜与吴广在安徽“揭竿而起”，由此引发一连串农民起义，终于在3年后推倒由秦始皇建立的帝国江山。136年后，人在西方的斯巴达克斯带着70名奴隶反抗暴政，并在数月内迅速累积好几万名叛变者，差点儿也动摇了罗马的统治基础。这些人究竟为什么不满？他们如何聚集同样有着不满的人民？这些人诉诸暴力行动的原因是什么？而政府通常又如何响应他们的诉求呢？这都是一些蛮值得思考的问题。
请注意以下几个名词：
相对剥夺感、革命、社会变迁、政府失灵、改革
革命来源：不公道、不满与社会变迁
通过循序渐进的介绍，相信大家已经可以慢慢了解到，人类是如何通过组织自我来脱离原始蛮荒，追求更大的生存机会，同时又是如何去强化群体内部的凝聚力，以便应付一个又一个的挑战。正如本书一再强调的，尽管人类未必都是聪明且拥有绝对理性（知道什么是对的），但我们仍认为相对理性（知道什么是好的）应该是普遍存在的，也就是多数人都应该知道怎么样去趋吉避凶以获得较大的好处。从这个角度来看，除非有不得已的理由，否则理应没有人会冒着生命危险去冲撞既有体制。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某些人铤而走险呢？
最简单的理由就是不公道。正如霍布斯鲍姆所说的：“初出道的绿林好汉必须被群众视为值得敬佩或者是清白的，这点可说是非常重要，因为他们如果被认为是违反地方风俗的罪人，就无法享受到所希望仰赖的保护。”在这里，那些只想满足自己私欲的黑道分子首先被排除在革命者之外，尽管他们也有冲撞体制的事实；更重要的是（从《水浒传》中或许可以得到些启发），革命家所以铤而走险多半是被“逼上梁山”的结果，换言之，如果有机会申冤的话，谁也不会想玩可能掉脑袋的游戏（例如孙中山的“上李鸿章书”如果受到重视的话，他又何至于一定要搞革命呢？）；其次，他们（至少表面上）的目标大多都是为了“替天行道”，也就是树立起大家都能接受的正当目标。
前面曾经提到，虽然在组织运作过程中，由领袖来进行少数统治是无法避免的结果，但我们也设法描述了领袖们如何企图长期维系甚至扩张权力的过程；他们手中最重要的武器就是意识形态。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便认为，由政客所主导的意识形态首先会声称现行的规范系统是正当的，同时也会极力地避免这些规范的有效性受到大家的普遍检定（这也就是学术与媒体自由经常受压制的原因），其结果使得统治者的特殊利益被不当地以普遍利益的形象出现（例如主张家天下的君主制或现代法西斯独裁政权，都希望相关概念被理所当然地接受），真正的普遍利益却消失不见。由此形成所谓“阶级政治”的问题，也就是在人群中区分出哪些应该统治大家而哪些应该被统治的人。
当然，所有这样的区分都是不公道的。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相对剥夺感”所以出现的缘故。这里指的不仅仅是遭到剥夺的感受（生活水平低或者根本没有政治自由）而已，更重要的是人们的预期（本来以为可以得到）与实际获得之间出现落差；例如在君权时代，原本认为只要按时缴税就可以了，没想到还要因为皇帝或若干个人的私欲而必须应付不合理的苛征杂税。戴维斯(JAMES DAVIS)曾利用J形曲线来解释这样的革命现象，字母“J”代表了上升中的期望突然间被中断的状态；也就是说，革命经常发生在实际付出超出原本期待，或者在期望升高但又无法被确切满足的时候。
不过，从某个角度来看，相对剥夺感的出现其实并不常见，因为“聪明的政客”既不会乱开支票（除非地位遇到严重挑战），也不会随便明目张胆地奴役民众（最好是适度响应社会要求以交换人民的忠诚，这样比较保险）。革命更常见的原因其实来自某种“不均衡感”，也就是当政治系统连大家最起码的生存需求都没办法加以响应的时候，那么人民当然只得诉诸“自力救济”；这也是陈胜与吴广为什么要揭竿而起反抗暴政，同时会有那么多人追随他们的原因所在。例如美国学者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便认为“多重功能失灵”经常是革命爆发的主要来源，它说明了“人们为什么多少世代以来不断忍受折磨，最终还是起来反抗”的原因。换句话说，如果政府至少能提供“稳定秩序”这个公共职能的话，未必会激发出人们冒险犯难的精神。
相对于政治学者所关注的“相对剥夺感”或“不均衡感”，马克思派学者更喜欢从另一个方面来解释革命现象。在他们看来，所谓革命表面上看来虽是个政治事件，但其本质是“社会变迁”的结果，它意味着某种经济体制或生产方式被另一种模式所瓦解并取代。这派人士认为，革命一方面反映出压迫者与被压迫者或剥削者与被剥削者间的冲突，同时也只有“体制的全面性转换”才叫做革命（例如美国在1776年后依旧大致保持殖民经济结构，他们就认为这根本不叫革命）；由此也衍生出托洛斯基“不断革命论”的观点：他认为，不仅建立虚伪的民主形式根本称不上是革命成功（事实上它不过是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行动），而且，由于社会关系与结构的变迁是不断进步的，因此用来克服内部斗争问题的革命也就没有所谓终止的问题。
正当性危机：被统治者不满与革命爆发
事实上，不管学者们喜欢从哪个角度来诠释革命现象，所谓“革命”根本是没有权力者对有权力者的抗议，进一步来说，革命可说是寡头铁律下不可避免的后遗症。
且让我们再一次重申前面提过的部分论点。首先，我们强调人类倾向于根据“自保”原则，为解决生存竞争压力而缔造制度；但在建立制度的过程当中，至少到目前为止，“政治阶层现象”与“权力”依旧是设计师们没有办法去除的两个附带品，其中，前者使我们被迫筛选出（其实在多数情况下是他们自己跳出来）少数人来负责操纵制度，后者则如同病毒般不断侵蚀免疫系统，最后让制度的运作逐渐偏离原先设定的轨道。
我们必须承认，人多嘴杂确实容易坏事，因此让少数秀异分子来“帮大家完成理想”是个挺不错的选项。但是，只要我们一直拿不出能够有效运作的价值测量表，以便对那些自愿参政者做真正的筛选，权力病毒便会以这些政客作为“宿主”，先是利用他们进入制度内部，接着在腐化他们的脑神经后再进一步重组（或者摧毁）制度。在历史上，政治领袖从以同意为基础到争取终身与世袭制的发展，就是最好的证明；至于以分权制衡概念为出发点的美国联邦制度，从最初的“双轨式联邦主义”（中央与地方各自拥有不可侵犯的权力）发展到现在的“强迫式联邦主义”（联邦政府通过立法与预算控制，使得州政府日益顺从中央的指令），也不啻是个警钟。
换言之，尽管所有制度设计的重点都在于服务多数人的利益，并防止权力腐蚀制度根基，但事实上的挑战却不断接踵而至。更要紧的是，一个无法响应人民需求的制度，是既不可能让人满意也不可能稳定的。但反过来讲，要说存在过什么从不回应需求的政治制度，似乎也不太可能，因为统治者多半不会笨到去挑衅民众。
如果是这样，那么革命又是怎么爆发的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统治者的角度出发。根据执政理性来看，人民所得愈少则统治者所得自然愈多；因此，从“获利极大化”的前提出发，统治者必然会不断试探人民忍耐程度的底限，然后尽可能不越过底限以避免触怒人民。与此同时，为降低试探底限与维持统治所须付出的“统治成本”，执政者通常也会从两个方面着手：首先是创造可用来维系政权正当性的意识形态，以便从心理层次对被统治者实施催眠动作，其次则是根据这种意识形态来创造社会阶级架构，例如西周初年的周公便在制礼作乐后，通过宗法制度来建立封建规范。一般来说，意识形态与阶级架构是互补互生的，其目的都在于迫使人民打心眼里接受自己的社会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多数人民当然无法脱离“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馁亡”的命运。
从古今中外的大多数例证看来，被驯服的民众所以会冒险发动革命，其原因多半是“经济问题”（帝国暴政或王朝腐败经常被夸大）。特别是发生天灾（因水旱虫灾致使农产歉收）或人祸（内战、发动对外战争或遭遇外国势力入侵）之后，由于统治者无法解决“政府失灵”的问题，往往因国库破产而使政府失去应有的提供公共品的职能，在执政威望下降之余，又因为统治者也仅能不断向人民征税来弥补财政短缺，最后终于在引发普遍不满后带来“正当性危机”，革命也由此揭开序幕。
不过，经济问题虽常常扮演着革命的导火线，但若想将不愿轻易牺牲生命的民众拉上抗议的前线，难免要给他们一点精神上的动力。例如东汉末年的黄巾党喊出所谓“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法国大革命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公正且和谐治理的完美社会”，俄国革命中的布尔什维克派希望能带领大家完成“无产阶级专政的理想”，至于南美洲的原住民活动家则始终相信一则预言：“明天，当印第安人起来要求还他们公平，还他们被抢夺的土地时，我们将看见印加人的第三度再生，……印加帝国将会重建，而在古老的秘鲁，幸福将重新普照大地！”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革命确实有着“由下而上”的特质，但所谓“下”未必指的都是普通人民。正如部分学者所强调的，比起绝大多数缺乏意志与冒险犯难精神的民众，政治变迁其实更可能来自政治或军事精英的反叛，而非一般焦点所关注的“农民起义”或“人民革命”。这种说法确实有点儿道理。众所周知，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那么多次改朝换代行动中，只有汉高祖刘邦与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平民，第三世界的许多推翻执政者的政变，也都是政客与军官联手的结果。当然，这些军政精英所以发动革命或许也是来自“相对剥夺感”（希望增加权力的欲望未能获得满足）的缘故，但他们的行动与一般所谓人民革命是否还是有点儿不同呢？
造反与革命：目的论与不同的定义诠释
在此，我们利用约翰逊援引过的一个例证来加以说明：1789年7月14日傍晚，当利昂库尔公爵觐见并秉告法王路易十六，巴士底监狱已遭攻陷时，国王的反应是：“这简直是造反！”但公爵马上纠正他说道：“不，陛下，这不是造反，这是革命！”1854年，一位名叫梅多斯(THOMAS MEADOWS)的学者也说了这么一段话：“中国人是地球上最富于造反精神，但又最缺乏革命性的一个民族。”那么，“造反”（或称叛乱）与“革命”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阿伦特对此作了一个蛮不错的脚注；她说：“这些叛乱之目的并不在挑战权威或类似的既定秩序架构，而是为了解决替换某个正好处于权威地位者的问题，无论是以合法君主替代篡位者，还是以合法统治者替换滥用权力的暴君。”霍布斯鲍姆也提出过类似的论点：“农民并不是为了他们并不认识的那个真实国王而起义，而是为了理想中的公正国王而起义。”换言之，大多数叛乱活动的目标是罗西瑙(JAMES ROSENAU)所谓的人事战争或权威战争，重点是推翻那些不受欢迎的统治者，然后代之以那些可能比较合理的新统治者。
相对而言，革命显然意指“结构转换”，也就是希望能够彻底改变权力分配的模式。从这个角度来看，革命不但会带来历史发展的断绝，甚至它本身就是种历史的异常状态。
这又怎么说呢？
从事实层面来看（或许这可说是个悲观的事实），人类不仅在架构整个政治制度时无法避免少数统治的命运，在企图改变现状时也是如此。换言之，虽然一般人民在“叛乱”或“革命”发动时都必然参与其中，但充其量不过是摇旗吶喊的角色罢了。在比较单纯的农民起义例证里，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其实若非充满着很高的可妥协性（例如《水浒传》中的宋江一天到晚想受到朝廷的招安，甚至在化匪为官后还帮朝廷卖命出征），便是野心程度不高（只要能占山为王或者割据一乡一地就很满足了），胆敢或希望能“称孤道寡”者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人。
在那些受精英利用而掀起的叛乱或政变例证中，一般人民则几乎没有发言权。而且，那些因（分赃不均以致）心生不满而想推翻既有政府的军事或政治精英，其实多数都不太反对现有的权力分配“架构”，而只是无法接受目前的权力分配“比例”而已。例如诺德林格(ERIC NORDLINGER)在研究冷战初期发生于拉丁美洲的几十次军事政变后发现：军事政变的最常见结局，就是一切都换汤不换药，除了更换执政团队的一大堆名字外，其余一点儿都没变。正因为这种现象，比较严谨的学者才会试图区隔“造反”与“革命”这两个目的迥异的类似行动；例如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便将社会革命研究的焦点放在几个真正发生彻底变革的国家身上，例如展开欧洲首度民主实验的1789年法国大革命、终结千年帝制的1912年中国革命，以及企图实践共产理论的1917年俄国大革命等。
在此，我们也请各位依循着这样一种区别。
无论如何，我们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回答，那就是：为什么在历史上真正的革命并不太多？主要原因可能有两个：首先，人类到目前为止所设计的制度一直都维持着寡头统治的特征，也就是只有少数人能触及并操控权力核心，这不仅符合政客的利益，正如前面所描述的，也让多数不满现状的军政精英在使用暴力手段时，心中只怀有改变权力分配比例的有限目标。第二个可能的原因则是，尽管在现实世界中亦不乏怀抱志向的精英，但是对现状不满是一回事，能不能提出更好的替代方案则是另一回事；换言之，在更新的概念逻辑（例如民主政治理论）出现前，理想性精英们一方面既缺乏推翻既存结构的有效思想指引，另一方面除了表示反对外有时也拿不出什么实际解决办法来，结果引发一连串“无主张暴动”，目的只在发泄怨气而已。
改革：体制内的革命选项
不管是由于统治者无法有效响应人民的生存需求，部分政治精英不满意既有的权力分配状况，还是由于社会结构出现根本性的变化，尽管未必存在可行的方案，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变迁仍是所有社会组成分子无法避免的现实。因此，人们在面对这个问题时，还是有着形形色色的各种不同反应。
对此，伊萨克(ALAN ISAAK)以“是否接受既存结构”为前提，将各种反应再细分为以下的五种类型。
在接受既存结构者方面，首先是反对大规模且有计划变迁的保守派，他们并不反对必要的变革，但认为改变愈少愈好；从某个角度来说，他们甚至可说是“反改革者”。其次是主张较温和改革途径的自由派，这派人士对改革的必要性接受度更高，也更容易妥协，但只愿意配合渐进与累积的方式，同样反对大规模计划，因此很多人认为他们和保守派其实差不多。第三是所谓的改革派，他们对改革必要性的体认显然比前两派要深刻得多，同时由于对改革事业怀抱着某种急迫感，这些人不反对急变，主张只有通过有计划的行动才能收到变革的真正效果。
在反对既存结构者方面，首先是主张必要时不排除利用体制外手段的激进派，他们比较常用的体制外手段包括示威游行、集体罢工，甚至在议会中瘫痪立法，意在通过更激烈的方式，除表达改革的迫切性之外，也希望执政者能立即对相关诉求作出响应。其次是根本不想接受现状的革命派，这派人士由于完全对现存政府绝望，同时不认为执政者有同意变革的空间与可能，因此主张通过政治暴力形式（包括暗杀、恐怖活动、游击战与正式内战）来达成其目标。
本章前段已经就体制外行为着墨甚多，因此这里仅将焦点放在体制内的改革行动上面。
从历史上改革行动的次数远超过革命爆发次数来看，可见政治变迁的原因与动力尽管存在，但多数人仍希望通过体制内（也就是比较和平的）行动，而非可能引发更大冲突的体制外途径来解决问题。其原因是，因应变迁所需的改革或许从长远的眼光来看，是符合人群集体利益的，但若在其中加上暴力因素的话，可能会在短期间引起不必要的牺牲，甚至危及集体生存（由于内斗或内战而导致国家衰亡的例证不胜枚举）；正因如此，或许回应稍慢些，但体制内改革毕竟是比较安全一点的做法。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如此，改革的成功几率严格来说也不算高。以中国历史上的例子来说，战国时代秦国商鞅变法、两汉之交的王莽变法、北宋时的王安石变法、明朝中叶的张居正变法，以及清末的戊戌维新等变法活动，在实施过程中都遭到包括保守派与自由派在内的广义保守派的打压与反扑（其表面理由都是为了捍卫祖宗家法），从结果来看，成功者寥寥无几。除商鞅变法因为有战国时代国际竞争环境作为助力，因此较具成效之外，其余改革努力不是未竟全功，就是在引发党争或内部冲突后，以完全失败收场。
何以改革的历程会这么艰难呢？既然改革的结果多半以失败告终，对于这个问题当然也得从反面立论才行，也就是得摸清楚反对者所以反对的理由究竟是什么。
从比较理性的层面来看，被称为“保守主义之父”的18世纪英国哲学家伯克(EDMUND BURKE)曾说：“一般人都是依直接的感受来行事的，我们不但不会抛弃旧日的成见，还会非常珍惜这些成见，……我们不敢让人们各凭理性来生活，因为我们觉得个人这份理性资产实在很微小。”正因为人们并没有足够理性来安排自己的生活，因此“追随先人踩过的足迹而行，将使人既不彷徨也不会犯错”。换言之，部分保守派所以拒绝大规模改革，是由于不相信人类有足够理性来制定完美计划，所以还不如享受经由历史粹炼所留下来的前人智慧。
当然，如果以为所有保守派都如此理性的话，不免太天真了些。
从比较权谋的层面来看，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过的，由于人类到目前为止所设计的制度一直都维持着寡头统治的特征，因此，所有改革不仅将带来结构调整，同时也必然会改变现有的权力分配状态；换言之，一定有人会在改革过程中得利（获得更大比例的权力），也会有人有所损失（亦即失去权力）。再者，因为改革派掌握了政治变迁的主动权，一旦改革成功之后，他们必然成为权力新贵阶级；相应地，即便保守派改弦易辙，转而支持变革，也仅能分享到改革的部分成果而已，甚至还将面临下一波的政治斗争，从而可能彻底沦为游戏中的失败者。正因为如此，他们“当然”得反对所有的改革。
如果以上推论成立（不幸的是，它们恰巧是真的）的话，那么改革还有什么机会呢？
电影《侏罗纪公园》里有句台词是这么说的：“所有物种都会找到属于它自己的演化出路。”我想，人类的发展也应该是如此吧。如果政治变迁的要求无法获得正面满足，理论上势必危及群体生存；从这个角度思考，为了符合生存这个最高的利益与价值，聪明如人类者应该会想到办法才是。
这或许正是现代民主概念出现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