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入教儒士的阐释：朱宗元的天主教思想（2）

根据何大化和耶稣会年度报告记载，朱宗元去杭州受洗（1638年）前就已经阅读了大量的天主教教理书籍，为短时间内撰写出高质量的天主教倾向的著作奠定了基础，加上家乡传教活动的实践经验和心得体会，以及为了更好地指导实践，《破迷论》和《答客问》便应运而生。同时两份记载都说到朱氏年纪尚轻，也符合我们的推论，即朱宗元生于1616年。

至于朱宗元的卒年，国内学者由于缺乏相关的史料，一直未作考证。但德国萨克森迈尔教授依据黎玉范写于浙江的《报告和祈愿书》研究得知，“由于朱宗元认为中国的天主教区没有得到耶稣会士足够地重视，他于1659年邀请多明我会的黎玉范到宁波。”（注：转引自胡金平：《论朱宗元对原罪的解释——兼其生平著述考》，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同年或因犯病，黎玉范为其行终傅礼。由此萨克森迈尔教授考证朱氏最终卒于1660年，此后朱氏无任何著作出现及生平事迹记载，均可佐证。

曾有古文献（注：《圣教鉴略》及《圣教通考》谓朱宗元为解元，湖州人。）记载朱宗元为解元、湖州人。见《康熙鄞县志》有《朱瑩传》曰：“朱瑩，字仲明”，官至工部员外郎，“孙宗元，举国朝顺治戊子贤书，博学善文。”（注：汪源泽修、闻性道撰：《康熙鄞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上海书店1993年版，第30页。）且该志科考卷知朱宗元为顺治三年（1646）恩贡、五年（1648）举人。（注：陈垣《从教外典籍见明末清初之天主教》陈垣：《从教外典籍见明末清初之天主教》，《庆祝北京师范大学一百周年校庆历史系论文集史学论衡》上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44页。）中则作了详考认定，并认为是年浙江省解元乃慈溪人王嗣皋，非朱宗元。同时收录在《天一阁明州碑林集录》中的顺治年间的《海宪王公重修宁波府学碑记》，（注：章国庆编：《天一阁明州碑林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70页。）记载朱宗元为举人。

综上知，朱宗元生于1616年，卒于1660年，1638年受洗，顺治三年（1646）贡生，五年（1648）举人。观朱氏一生，多从事传教活动或在家著述，与传教士交游，校订传教士译著，为天主教在宁波的发展有突出贡献。

二、其著——朱宗元著述考

朱宗元于1638年依随内心的宗教“宿根”受洗成为天主教徒，洗名为葛斯默（Cosme），付洗的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类思（Louis Buglio，1606—1682）。朱氏交友广泛，多与传教士往来，校订并亲自撰述多部天主教文献，对中西文化交流有所贡献，但其著作存在不少疑难，包括著作年份的确定、著作的种类、合作的情况等，学界多有著述考证研究，现将其归纳判定如下：

（一）朱宗元著作的判定

神学博士马相伯先生最早提及朱宗元论著的判定。《马相伯集》中罗列了朱氏的五部论著：“《豁疑论》（亦称《天主圣教惑疑论》——笔者注）、《答客问》、《拯世略说》、《天教蒙引》、《轻世金书直解》等。”其中《天教蒙引》尚有争议，难以确认朱宗元写过此书。马氏其文曰：“大都禁教一次，则烧书一次，教理书之存者，十亡其五六。”（注：朱维铮：《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20页。）由此，《天教蒙引》也许为朱氏所著，但可能毁于焚书，未见传世。

《答客问》为朱宗元最重要的著作，是一问一答形式的宣教之作，《民国鄞县通志》载录此书。《拯世略说》则是以“长篇大论”形式宣教。任延黎在《中国天主教基础知识》中认定朱氏的《拯世略说》乃自叙其信仰过程的一部论著（注：任延黎：《中国天主教基础知识》，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第180页。）。该书现藏梵蒂冈教廷图书馆。因两书内容的类同互补及其在朱氏著作中的重要性，后世学者多将其相提并论。向达在《记牛津所藏的中文书》（注：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33-635页。）中对朱宗元的《答客问》和《拯世略说》二书的版本、刊刻时间，及大概内容做了简要介绍。这两部著作在徐宗泽编著的《宗教研究概论》中亦有简单论述：“答客问，是书为辟佛，斥道，补儒之辩答书。……拯世略说，是书阐明圣教道理，辟斥释教迷信等。”（注：徐宗泽：《宗教研究概论》，圣教杂志社1939年版，第116页。）顾裕禄主编的《中国天主教述评》中亦清楚表明其成书目的：朱氏用文字传布天主教而作二书，即《答客问》与《拯世略说》（注：顾裕禄主编：《中国天主教述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55页。）。

朱宗元最早撰写的论著为《破迷论》，但成稿最早的却是《答客问》。张能信为朱氏《答客问》作的序中称“先是朱子撰《破迷论》”，可知《破迷论》先于《答客问》问世。且张能信称其撰《破迷论》“以示所亲，所亲急掩其目曰：‘恐见之而迷遂破也’”因此，可以认为《破迷论》是朱氏出示给父母，以回应父母的责辩，并劝喻他们入教的著作。对于这两部著作之间关系的考证，胡金平、闻黎琴在他们各自的硕士学位论文较详细地证实了张能信的观点。《破迷论》现收藏于巴黎国家图书馆。

马相伯提到的《天主圣教豁疑论》一文是以《破迷论》为母本叙述的结果，署有“甬上朱宗元述，泰西瞿笃德订”。徐海松《清初士人与西学》、杨昭全《中国、朝鲜、韩国文化交流史》（三）中均提及该书（注：杨昭全：《中国、朝鲜、韩国文化交流史》（第三册），昆仑出版社2004年版，第962页。）。查时杰主编的《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书目——中日文专著与论文目录》中将该书归为书评一类。（注：查时杰主编：《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书目——中日文专著与论文目录》，中华福音神学院1981年版，第29页。）该书现藏梵蒂冈教廷图书馆。

马相伯提到的朱氏的论著时漏掉了《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一文。方豪说自己曾亲见该文，且该文抄本后附有评语“初览惊为异解，细玩亦平妥大道理”，（注：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册），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97页。）知该文确为朱氏所著，后世学者均依方豪的论断，李天纲《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和意义》中有对该文内容的详细介绍（注：李天纲：《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和意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68页。）。该文抄本在上海徐家汇藏书楼、北京北堂图书馆以及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等都收藏过。

另外只有方豪先生提到并考证了朱氏《轻世金书直解》一书。《方豪文录》中有言：朱宗元润色《轻世金书》后有感而发，又撰写《轻世金书直解》一书，但未见传世。“见陈援菴先生撰明末清初教士译著现存目录。此目为先生在师范大学讲授中国基督教史时之油印讲义，中国公教青年会季刊二卷二期曾为刊登。徐宗泽著明末清初灌输西学之伟人，亦收入附录。目录曰：‘朱宗元撰《轻世金书直解》，崇祯北京版’。书未见。”（注：方豪：《方豪文录》，上智编译馆1948年版，第113页。）据笔者的考证，后世学者均认同方豪的论断，朱氏是否真著此书学界尚难提出确凿的证据。

综上知：学界公认的朱氏亲自撰写的论著有《答客问》、《拯世略说》、《破迷论》、《天主圣教惑疑论》、《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而《天教蒙引》、《轻世金书直解》无书存世，是否为朱氏所著，学界尚难确认。

（二）朱氏校译著作的判定

朱宗元入教后，因多与传教士交流，除自己撰写有关天主教教义的著述外，校译天主教著作也成为其主要工作。传教士阳玛诺（Emmanuel Diaz，字演西，1574—1659）与朱宗元合作校译的论著，方豪提到其中的《轻世金书》和《天主圣教十诫直诠》两部书，后世学者多认可其论断。《轻世金书》在国内的重视程度仅次于《圣经》，朱宗元的校译也广受关注。据方豪先生统计：该书中文译本约20种，其中朱宗元加以润色的为第一个汉文译本（注：陈占山：《撞击与交融：中外文化交流史论》，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4页。）。陈垣在《再论〈遵主圣范〉译本》中说：“宗元之意，以为翻译圣经贤传，与寻常著述不同，非用《尚书》谟诰体不足以显其高古也。结果遂有号称难读之《轻世金书》译本。”（注：陈垣：《再论〈遵主圣范〉译本》，《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17页。）孙殿起的《贩书偶记续编》中有关于该书重刊的条目：“轻世金书四卷，明极西阳玛诺译，甬上朱宗元订，道光间重刊”，（注：孙殿起：《贩书偶记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67页。）钱伯城的《问思集》对此做了很好的补充，即“轻世金书四卷，明西洋阳玛诺译，清朱宗元订，一八四八年重刊本。”（注：钱伯城：《问思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1页。）这些著作都提到朱氏的校译，其中不乏赞誉之词。

关于阳玛诺的另一本著作《天主圣教十诫直诠》，徐良雄、汪岚的《明清间来宁波天主教传教士考略》中对朱宗元的生平著述作过简单概述，提及与之相关的六篇论著后说道：“阳玛诺的又一部著作《天主圣教十诫直诠》，朱宗元为之作序……”（注：徐良雄、汪岚：《明清间来宁波天主教传教士考略》，李英魁主编：《宁波与海上丝绸之路》，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23页。）此外，学者陈占山在论著《撞击与交融：中外文化交流史论》中列出朱氏与阳玛诺合作校译的另一部著作《圣经直解》，其初版年显示为1636年（注：陈占山：《撞击与交融：中外文化交流史论》，第102页。）。《圣经直解》仅在此被提及。据笔者推论，朱宗元于1638年在杭州由利类思付洗成为天主教徒，于1639年与阳玛诺相识且受教一年，那么初版于1636年的《圣经直解》应与朱氏无关，因此该书为朱氏校译的观点可能有误。

关于朱宗元与卫匡国（字济泰1614—1661）的译著关系，学界亦多有研究。《方豪文录》中言：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顺治五年至七年（1648—1650）居宁波。偕当地名士朱宗元译书。”（注：方豪：《方豪文录》，第398页。）徐明德《马尔蒂尼（卫匡国）在华活动及其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注：徐明德：《马尔蒂尼（卫匡国）在华活动及其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朱东润、李俊民等主编：《中华文史论丛》（第4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54页。）、董太和《论中外文化交流与天主教传华》（注：董太和：《论中外文化交流与天主教传华》，浙江省天主教爱国会2003年版，第280页。）、意大利汉学家白佐良《卫国匡的〈逑友集〉及其他》、（注：（意）白佐良：《卫国匡的〈逑友集〉及其他》，陈村富主编：《宗教与文化论丛》，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61页。）法国汉学家费赖之的《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注：（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266页。）、许明龙的《中西文化交流先驱——从利玛窦到郎世宁》中也均有论述他们的合作（注：许明龙主编：《中西文化交流先驱——从利玛窦到郎世宁》，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137页。）。但遗憾的是，除却记载朱氏想出与卫氏一起把耶稣会神学家苏阿勒滋（Francisco Suarez，1548—1617）的著作译成中文的计划外，无任何校译著作记载并存世。

朱宗元还参与校正了孟儒望（Joao Monteiro，字士表，1603—1648）的《天学略义》，并附序一篇，该序收录于《方豪六十自定稿》中。当时孟儒望在浙江一带传教，1642年完成该部著作，其中明确写道：“甬东朱宗元校正”。法国汉学家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列有“《天学略义》一卷，疑在一六四二年刊刻于宁波，笔受者名士朱宗元也。”的字条（注：（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250页。），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在《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冲撞》对这一信息给予肯定（注：（法）谢和耐：《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冲撞》，于硕等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50页。）。古伟瀛在《文化交流的一个面向：明末天主教徒的经典诠释》对该书亦有提及，认为：“校正不只是文字上，也可能是内容上的，……天主教中古以来出版作风保守，所有著作必须经过长上批准才能付梓，因此在出版时已是众人之作”。（注：古伟瀛：《文化交流的一个面向：明末天主教徒的经典诠释》，洪汉鼎主编：《中国诠释学》（第一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02页。）1643年孟氏又写成《迷四镜》（又名《天学四镜》），朱宗元与其他中国信徒一道参与了该书的校正。另外朱氏还于1659年校订了意大利传教士贾宜睦的《提正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