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入教儒士的阐释：朱宗元的天主教思想（1）

400年前，随着罗明坚、利玛窦的成功开教及其后大批传教士（注：据比利时学者钟鸣旦统计，1590—1724年间（明末清初）有1106名传教士入华开教，见胡金平：《论朱宗元对原罪的解释——兼其生平著述考》，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的来华，源自西方的基督教文明便想在中国落地生根；生成独具中华特色的基督教思想，成为明末以来中国思想界的重大潮流，也是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次文化的交流与冲撞和当今文明的交往固然有所差别，但却是当今文明交往的起点与胚胎。荷兰著名汉学家许理合有言：17—18世纪是“研究中西关系史上一段最令人陶醉的时期：这是中国和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最高层知识界的第一次接触和对话。”（注：（荷兰）许理合：《跨文化想像：耶稣会士与中国》，李炽昌编：《文本实践与身份辨识——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中文著述（1583—1949）》，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这段话揭示出研究明末清初文化交流史的魅力所在。回顾与反思历史，都是为当下服务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同时也是未来史。就此，我们从中能更好地理解当今世界的文化交流，并展望其未来的发展前景。

这股文化思潮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引发了当时士人阶层的普遍反应，他们或接受或拒绝或改造，百家争鸣，各抒己见。对于前者而言，这些站在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锋最前线的中国天主教儒者们，一方面作为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传递者，协助传教士传播西方的基督文化；另一方面，他们所受的传统中国文化的滋养，又使他们作为东方文化的使者，与西方文化相互切磋。站在两种文化之间并试图加以结合的意图与作法，使得他们的身份尤为特殊，思想、行为所具有的意义也尤为重要。对于中国文化而言，这些儒家基督徒怎么理解与接收西方文化（尤其是天主教教理、教义），以及理解与接收的程度如何，关系着中国文化能否更好地回应西方文化，满足全球化时代的发展要求。为此，本章将以宁波入教儒士朱宗元为例，来剖析和检视中国信教士大夫对西方文化的理解与接收，以及两种文化激烈碰撞而带来的矛盾和成果。希望通过对天主教儒者双重身份的考察，以天儒之间的互通互异为切入点，认识明清之际中西思想文化交流的历史，从中也可以清晰地看到一幅天主教传入后形成的具体的地方文化图景。

第一节　朱宗元其人其著

朱宗元，浙东鄞县人（今宁波市鄞州区），是继“三柱石”之后第二代（注：著名汉学家孟德卫在其著作《被遗忘的杭州基督徒》中，将明末清初皈依天主教的中国士人分为三代，第一代即三柱石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第二代是韩霖、朱宗元等；第三代则有张星曜等。参考赵晖：《耶儒柱石：李之藻、杨廷筠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95页。）信教士大夫中的佼佼者。他对天主教的贡献历来被学者认可，方豪先生评价曰：“夫朱子之功绩，若以视徐、李、杨三杰，则固蹚乎后矣；然亦超乎流俗，有所述造，更不能等闲视之。”（注：方豪：《四明朱宗元事略》，《中国天主教史论丛》（甲集），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72页。）叶秋原先生（1907—1948，原名叶为耽）也曾说“在清初宁波教会曾产生过一位学者，名朱宗元，著了不少书，其功绩仅次于杭州的李（李之藻）、杨（杨廷筠）。”（注：方豪：《中外文化交通史论丛》，独立出版社1944年版，第2347页。）王美秀在《中国基督教史话》中亦认为：在中国天主教的发展史上，明朝末年士大夫天主教徒对天主教的积极保护和影响几乎是空前绝后的，许多奉教士如朱宗元等在保教、护教和传教方面都起过较大的作用（注：王美秀：《中国基督教史话》，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60页。）。陈占山亦在《撞击与交融：中外文化交流史论》（注：陈占山：《撞击与交融：中外文化交流史论》，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46页。）中将朱宗元列为奉教士人中深具影响的人物。《宁波历史与传统文化》（注：钱茂伟编：《宁波历史与传统文化》，宁波出版社2007年版，第86页。）中亦论述道：朱宗元是一个在教义理论宣传上有贡献的人。总之，朱宗元的影响虽不及徐光启等诸前辈，但他所撰写的关于天主教义理的作品，亦使我们得以了解当时广大的普通知识分子们对天主教的认识与理解。

一、其人——朱宗元生平考

朱宗元，浙东鄞县人（今宁波市鄞州区），明末入教的儒家士大夫，撰写过《天主圣教豁疑论》、《答客问》、《拯世略说》、《轻世金书直解》等著作，对天主教教义理论及传教活动均有较大贡献，为宁波最早的天主教徒。但因其文化思想的异类，资料记载的匮乏，其生平事迹及论著都不甚清楚，引起国内外学界的广泛争议，而其生年考证更是焦点所在。

最早对朱宗元生平进行考证的是史学家方豪，他在所著《四明朱宗元事略》中说“宗元之生，当在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此后又提到其生年应在1609年，其主要依据为“《答客问》两次提到‘西士至中国仅五十年’，以利玛窦万历九年（1581年）至中国，下推五十年，应是崇祯四年（1631年）”，（注：方豪：《四明朱宗元事略》，第69页。）由此推考《答客问》成书于1631年，并以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的重刻版中的林文英序“考朱子之著是编也，年才二十三耳”，最终认定朱宗元生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在《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的“朱宗元传”和“孟儒望传”等篇章中，他再次确认朱氏的生年乃1609年。总之，方豪认为朱氏出生在1609年或1610年。因其在学术与宗教界的巨大影响，方豪的结论被国内外学界广为接受。

就《答客问》的版本而言，现存两种，均不存国内，而收藏在国外。一种是1697年再版本，附有林文英的序言，方豪正是依据林序判断出朱宗元的生年。另一种是明末的初刻本，上有张能信的叙文。朱、张二人关系甚好，且为同乡教友。张氏在序中说，“朱子成此书时，年二十三耳”，（注：张能信：《答客问叙》，朱宗元：《答客问》，上海慈母堂1871年重刻本，叙一甲。）并说自己在庚辰年（即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首次见到此书。

由于朱、张之间关系使然，龚缨晏教授依此对方豪先生的考证提出异议，假设张能信见到《答客问》初稿的庚辰年（1640年），即为朱宗元完成此稿的时间，“据此推算，朱宗元的出生年代应为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或此前稍早，而不是现在所说的1609年左右”。而德国学者萨克森迈尔所著的《将欧洲因素整合进中国文化的朱宗元（1616—1660）》也将朱氏生年定为1616年，与龚缨晏教授大抵相当。

综观诸位学者的考证，《答客问》成书年份是最关键的。一旦得到确定，那就能推断朱氏的生年。方豪先生在考证中将“五十年”当作确指数字，推出成书年份，值得商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数字并非确指。但朱宗元特意在前面加上“仅”字，使之似乎非常确定。其实大谬不然，其《答客问》中朱宗元还有一处说到“五十年”：“问：闻天主教正道而疑阻，罪固难逭，但其至此仅五十年，前此千百年之人，不幸无闻，将尽入地狱欤？”（注：朱宗元：《答客问》，郑安德编：《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第三卷第三十一册），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2000年版，第97页。）此处也有一“仅”字，那么在什么情况下朱宗元会特别强调这点呢？很明显，是在他觉得“正道疑阻，罪固难逭”，希望被天主救赎时，突出了天主教的极端重要性，表达其晚来的遗憾之情。当时传教的情况非常复杂，早在明代内陆地区传入天主教之前，天主教就已经在沿海周边地区传播，另外在文化消息不似今天畅达顺捷的明代时期，想必身居其间的朱宗元也不会如此自信地作出准确的判断。由此可以看出，“五十年”并非确指，其真正的意思是“五十多年”，即在“五十”到“六十”之间。故此方豪先生的考证不甚严密，结论较难成立。

方豪曾引述葡萄牙传教士何大化在《远方亚洲》中的记载，得知朱宗元在1631年或稍早由葡萄牙传教士阳玛诺付洗而成天主教徒。然龚缨晏教授依据更加确凿的证据，即葡萄牙里斯本阿儒达图书馆所藏的耶稣会年度报告得知（注：转引自龚缨晏：《明清之际的浙东学人与西学》，《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朱宗元应于1638年受洗成为天主教徒，洗名为葛斯默（Cosme），为朱宗元付洗的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类思（Louis Buglio，1606—1682）。

至于朱氏到底生于何年？依据龚缨晏教授的考证，张能信看到《答客问》是在1640年，即已经成书，但是否其成书年份恰好就在1640年呢？张能信在叙文中说到朱宗元另外一本书：“先是，朱子撰《破迷论》”，可以肯定朱氏最早的著作是《破迷论》。根据何大化《远东亚洲》十九章叙述，“伏若望卒（1638年去世）后，利类思自南京来杭州继任，继而阳玛诺亦自福州调任杭州会长，比卸职，获开教宁波之良缘。会其地有某少年学者，曾浏览教中典籍，并已在省中受洗，回里后，以其事述于亲，亲始责辩，继以子之譬解甚当，亦心悦诚服，欲延司铎来甬，利司铎即应其请……延司铎者名葛斯默”。（注：转引自方豪：《四明朱宗元事略》，第71页。）

葛斯默即朱宗元，其回应父母“譬解甚当”之作乃《破迷论》，因大量使用譬喻是其特色所在，张能信也说道，朱氏撰《破迷论》“以示所亲，所亲急掩其目曰：‘恐见之而迷遂破也’”。（注：张能信：《答客问叙》，叙二甲。）《破迷论》首页署有“鄞朱宗元维城甫著，慈谿张能信成义甫著”，可知乃其合作之书。《破迷论》中言及“自开辟迄今，六千八百四十二载”，（注：朱宗元：《破迷论》，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本影印本，编号CHINOIS 7143，六甲。）在朱氏另一部著作《拯世略说》中说道，“自有天地至今顺治之甲申，仅六千八百四十四年”，（注：朱宗元：《拯世略说》，郑安德编：《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第三卷第三十二册，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2000年版，第27页。）顺治甲申年是1644年。闻黎琴据此推论《破迷论》著于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注：闻黎琴：《朱宗元思想研究》，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而胡金平则认为这是指该书“初刻于1642年”。（注：胡金平：《论朱宗元对原罪的解释——兼其生平著述考》，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根据张能信所言，笔者认为《破迷论》应定稿于1642年，初稿则完成在1638年受洗之后，期间经过修改。

伏若望死于1638年7月，“（杭州教区）由潘国光神甫和利类思神甫共同管理；……在阳玛诺神甫来到杭州之前，杭州的传教事业已有所发展。在此期间，一位宁波（距本省城有五日水路）籍文学士青年前来告诉利类思神甫说，他已经读过我们的许多书籍，并认为这些书中的教义很有道理，而且理论体系精确完备，于是想成为上帝的随从，因为在他看来只有上帝的教义才是真理，除此之外便不会出现拯救，他认真地聆听了教理的讲授，随后接受圣洗。葛斯默的受洗，将使他的亲友及乡亲们产生沾主护佑的强烈愿望。”（注：同上。）朱宗元在伏若望死后，即那年7月后一段时间才到省城的。

阿儒达图书馆所藏耶稣会的年度报告中还提到，朱宗元受洗返回家乡后向父亲叙述成为教徒的经过，其父开始严厉训斥。但在阅读相关教理书籍后，态度缓和很多，“其母亦受洗焉”。（注：转引自方豪：《四明朱宗元事略》，第71页。）朱宗元开始在家乡传教，并请利类思神甫前往宁波举行弥撒，讲解教理；为解父亲训斥，撰写《破迷论》表其心迹。期间可以看出朱宗元在1638年事务繁忙，张能信于庚辰年（1640年）在冯石沤处首次见到《答客问》初稿，但初稿辗转流传经武林范孔识、钱发公，才转到冯石沤处，由于古代交通的不便捷，及《答客问》篇幅较长，且辗转过的每位文人均需一定的读稿时间，况且，钱发公因“尊契之甚，而手录副稿”（注：张能信：《答客问叙》，叙一甲。）等，皆增加了《答客问》完成于1640年的不确定性。以上可以推知，《答客问》大部分内容应完成于1639年，而朱宗元所言“西士至中国仅五十年”等处之“五十年”指58年，并由此得出朱宗元生年为1616年。所以，方豪先生所言《答客问》成书1631年和朱氏生年1609年（或1610年）均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