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开教与发展：宁波天主教概述（8）

天主教托钵修会之一，又译法兰西斯派，方济会，谨守基督耶稣的教训，要将圣经真理一字一句地实现出来，其会士身穿灰色会服，故又称“灰衣修士”。创立者是意大利阿西西城富家子弟法兰西斯（Franciso Javier，1182—1226），1209年教宗英诺森三世（Lothario dei Conti di Segni或Lotario de’Conti，1198—1216在位）正式批准成立。1223年教宗洪诺留三世（Cencio Savelli，1216—1227在位）批准其会规。初创时，该会不置产业，将财物捐给穷人，靠布施行乞为生，故曰托钵派，服从教宗，潜心研究圣经学问，四处讲道。后来会规松垮，在城内建院，积聚钱财，引发内部争议，遂分裂为守规派、住院派和嘉布遣派，守规派进行改革，自称方济各派，于16世纪通过传教向外发展。元朝时期来华的孟高维诺（Giovanni da Montecorvino，1246—1328）就是方济各会士，元末在华传教被中断，明清之际方济各会士再次进入中国传教，明崇祯六年（1633）7月2日方济各会士利安当（Antonio a Sancta Maira Caballera，1602—1669）抵达福建福安为标志，在华的方济各会士著名的有叶宗贤（Basilio Brollo或Basile Brollo de Gemona，1648—1704）、伊大仁（亦名伊大任，Bernardinus della Chiesa，1643—1721）等人。方济各会于浙江教区联系不多，少有该会传教士抵达传教。

（三）多明我会

天主教托钵修会的主要派别之一。与方济各会的“灰衣修士”不同，多明我会均披黑色斗篷，称为“黑衣修士”。1215年由西班牙贵族多明我（Domingo de Guzman，1170—1221）创立于法国南部的图卢兹，1217年由教宗洪诺留三世批准正式成立。多明我会成立的初衷可以追溯到圣多米尼克参加调解信仰纠纷的失败，他发现调解者与普通民众的疏远，必须培养能言善辩的、有教理知识的、能直接向民众讲道的传教士，建立一种类似于早期使徒的传道机制。多明我会成立后，主要在中上层民众传教，提倡学术探讨，并给予奖励，传播经院哲学，有大名鼎鼎的神学家大阿尔伯特（Albertus Magnus，约1200—1280）和阿奎那（Thomas Aquinas，约1225—1274）。崇祯四年（1631）元月，多明我会的高奇神父（Ange Cocchi，？—1633）从菲律宾抵达福建北部的福安，正式对华传教。在华最著名的多明我会传教士当属黎玉范（Juan Bautista Morales，1597—1664），1645年正是他向罗马教廷报告耶稣会士违背天主教信仰，允许中国信徒参拜孔子等活动，引发“中国礼仪之争”。崇祯六年（1633），黎玉范曾到浙江杭州、温州等地传教，康熙年间，多明我会士闵明我（Domingo Fernandez Navarrete，1610—1689）等人到金华、兰溪、衢州等地传教。康熙三十五年（1696），浙江成立代牧区，该会希伯禄神父（Petrus de Alcala，1640？—1705）就任代牧，驻金华，曾到杭州、宁波等地视察教务。多明我会培养了中国第一位主教罗文藻（1616—1691），他于1674年被教宗克雷芒十世（Emilio Bonaventura Altieri，1670—1676在位）任命为南京教区代牧。18世纪后多明我会趋于衰落。

（四）遣使会

遣使会于1625年4月17日由圣文生（St.Vincent de Paul，1580—1660）等神父创立于法国巴黎圣拉匝禄院，故又称拉匝禄会，旧称味增爵会。1633年1月12日教宗乌尔班八世（Maffeo Barberini，1623—1644在位）批准正式成立。起初该会人数很少，后来逐渐发展，传至欧洲各国，在法国大革命时几乎覆灭，后又重新恢复，规模更甚于以前。遣使会虽然以培养圣职人员和救济穷人等为宗旨，不是专门从事研究的修会，但会众甚多。1773年教皇克雷芒十四世发布敕令解散耶稣会。法国向罗马教廷推荐由遣使会代替北京的耶稣会，教宗庇护六世（Giovanni Angelo Braschi，1775—1799在位）接受了要求，罗马教廷传信部1783年12月7日正式公布，遣使会会士接收耶稣会士在华的一切事务，从此浙江教务也由法国遣使会管理。清道光十八年（1838），浙赣代牧区成立，首任代牧主教就是法国遣使会会士张树德。道光二十六年（1846），浙赣代牧区划分，成立浙江代牧区，历任代牧主教，包括后来杭州、宁波代牧都是遣使会士。

（五）仁爱会

天主教女修会。因从事慈善事业，故称“仁爱会”。1633年由圣文生（旧称味增爵，St.Vincent de Paul，1580—1660）和修女罗意斯（Louise de Marillac，1591—1660）共同创立于法国。该会专事建立育婴堂、孤儿院、养老院、医院等救济慈善事业，遍及世界各地。1848年传入中国，办事处在澳门，1851年遣使会主教宁波会议决定将办事处迁至宁波，1852年6月，法国仁爱会修女10人来甬，办理各种慈善事业，1951年9月由政府接管，1953年外国修女归国，仁爱会活动终止。

第五节　本章小结

在宁波天主教的发展史上，有两个重要时期，一是朱宗元时期，大约在明清之际，那时天主教开始较为全面地传入中国；另外就是遣使会时期，即鸦片战争后，直至民国初年。也是因雍正初年的禁教，天主教传入中断，又重新恢复时期。换句话说，天主教的传入首先便在宁波发展起来，得其风气之先。对此进行考察分析是必要的。

回顾明清之际宁波天主教的传入与发展，有两类人起了关键作用，一类是具有商业意识者，王方济是个裁缝，却在北京入教，很可能王方济去北京，跟其从事的职业有关，虽然这只是种猜测，但具有商业意识还是可以肯定的，这种商业意识表现在，人们喜欢在外地从事各种活动，有种外向型的观念，然后回家报效故土，王方济入教归家后，便邀请费乐德前去家乡传教，让故土也能得到这种新文化观念的洗礼；二类便是读书人，朱宗元同样具有外向型的意识和故土观念，这位当地的举人很可能专门去杭州入教的，之前他读过不少传教士的教理书籍，信奉其中的人生哲理，觉得可以将其用来作为自身生命活动的支撑，从杭州回来后，顺便就将利类思邀请来故土传教，之后还有阳玛诺、孟儒望和卫匡国等人相继到来，使宁波成为当时全国相当活跃的传教区域。读书与经商是宁波这座城市的特色，至今仍有影响，既有海外宁波帮的商业王国，也有诸多院士和读书人的知识王国，其镇海区就被誉为“院士之乡”。

如果进一步追问宁波喜得其风气之先的商业意识和读书观念，那么可能与其地理环境有关，宁波是典型的港口城市，拥有水上交通的便利，事实上这点起了重要作用，从现实的便利而言，也可以看到外国传教士来华首先要考虑的城市便有宁波，明清之际因法葡两国的权益争夺与政府边疆海禁等各种原因，法国传教士洪若翰等6人不允许在广东登陆，便转到宁波登陆上京。另外早在16世纪中叶双屿岛天主教活动的鼎盛也是拜地理环境的优势所赐。更重要的是，宁波还与上海、杭州形成长江三角区域，使得宁波依托于国际性的城市而相得益彰，比如现代时期浙江省内文人辈出，思想观念之先进，就得益于上海的国际性地位，以及与当时经过明治维新的日本一衣带水的关系。

因宁波属于港口型城市，一方面传教士很容易抵达与返回，有交通便利，一旦发生不利于传教活动的事件，很容易出航海外避祸；另一方面也使得传教工作有了各种保障，传教士和教会的权益不受侵犯，甚至还拥有占据他者权益的势力，朱家尖教案就是其中的典型事例，赵保禄主教依托于法国军舰游弋在舟山一带，迫使政府、普陀寺院与宁波教会签订三方协议，得到了岛上2000亩土地，还有一定数额的赔偿金。

抛开这些实际权益而言，作为天主教传教的重点区域，真正具有重要作用的还是文化交流的意义。来甬的传教士，尤其明清之际，都受过严格科学知识和教理的训练，他们在宗教、哲学、地理、天文、数学、生物等方面的知识均已达到当时欧洲先进水平，到澳门后努力学习古代华文，能熟练地运用于交流与写作的目的，并精读中国文化典籍，进行积极的真正文化层面的融汇与贯通。一方面，它使得宁波接触到欧洲的科学知识，了解欧洲世界，明清之际浙东学派的形成与发展，与此不无关系；另一方面，传教士也了解中国的现实社会，撰写回忆录、旅行记等，研究并掌握中国文化的典籍，将其翻译出来，积极向西方世界传递新文化信息，为欧洲文化增添新的因素，当时法国的启蒙运动多少受到中国文化讲究道德方面的影响，最后，这种积极的真正的文化层面的交流与碰撞，为未来文化发展提供了可资的借鉴，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如何发展本国文化，如何促进文化的转型和新成果的产生，视域已经敞开，怎么沿着既有的道路继续前进，是知识界面临的任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