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入教儒士的阐释：朱宗元的天主教思想（3）

综上述：目前可考的朱宗元参与校译的著作有《轻世金书》、《天主圣教十诫直诠》、《天学略义》、《迷四镜》、《提正编》等5部。

（三）朱氏著作的年份考证

前述朱宗元的生卒年考证时，就已提到《破迷论》和《答客问》的年份考证，此处稍作简述如下：1638年7月后，朱宗元赴省城杭州受洗，回家后遭父母训斥，遂撰写《破迷论》阐发教理，其间张能信参与进来，为该文润色修改，最终定稿于1642年。至于《答客问》，张能信于庚辰年（1640年）在冯石沤处首次见到其初稿，但初稿辗转流传经武林范孔识、钱发公，才转到冯石沤处，由于古代交通的不便捷，及《答客问》篇幅较长，辗转过的每位文人均需一定的读稿时间，且钱发公因“尊契之甚，而手录副稿”等（注：张能信：《答客问叙》，叙一甲。），笔者大胆断定《答客问》初稿于1639年就已完成。两年后遗失，幸得钱发公的“手录”以保存，1643年朱宗元又增添了问答条数，由张能信作序梓行。

《拯世略说》是朱宗元继《答客问》之后撰写的作品，据《拯世略说》第九节“天地原始”曰：“自有天地至今顺治之甲申，仅六千八百四十四年，中间复遭洪水之厄。”可知此书完成于顺治甲申，即1644年。《天主圣教豁疑论》是以《破迷论》为母本而作，二者内容基本相同，略有删改。《破迷论》采用繁缛富丽的书面语，而《天主圣教豁疑论》则是简白素朴的口语，当为下层百姓传教所用。书中署有“甬上朱宗元述，泰西瞿笃德订”，瞿笃德（Stanislas Torrente，1616—1681）1659年到澳门，在广东、海南等地传教，可以肯定该书在1659年后完成的。徐海松在《清初士人与西学》中有详细考证，将其成稿时间限定在康熙六年（1667年）至康熙十二年（1673）间（注：徐海松：《清初士人与西学》，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页。）。

方豪将《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的考证与朱宗元中举之事联系起来，认为其创作于1648年。按清科举考试制度，顺治二年（1645）颁科场条例规定，沿明旧制，科举考试采用八股文，乡、会试分三场，第一场四书三题、五经各四题，第二场论一道，判五道，诏、浩、表内科一道，第三场经史时务策五道（注：《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第三百三十一卷），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920页。）。其中，首场的《四书》第一题用《论语》，第二题用《中庸》，第三题用《孟子》，三个题目中《论语》、《孟子》各占一题，另外一题，《大学》、《中庸》可以任选（注：王道成：《科举史话》，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85页。）。而此文题目出自《礼记·中庸》：“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宗庙之礼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由此，该文是朱宗元参加乡试首场考试中的四书文的应试之作。况且此文还附有“初览惊为异解，细玩亦平妥大道理耳”的批语（注：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97页。）。德国萨克森迈尔教授在《将欧洲因素整合进中国文化的朱宗元（1616—1660）》一书的参考文献中将此文定在1647年后完成的，但具体年份难以考证。

在朱宗元亲自撰写的《破迷论》、《答客问》、《拯世略说》、《天主圣教豁疑论》和《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等5部著作中，前三部的创作年份基本已确定，后两部则有待进一步挖掘资料，以考证其年份。

（四）其他问题的考证

除却朱宗元亲撰著作、校译著作的判定以及著作年份的考证外，还有一些问题是学界关注和争议的。

1.“三序”的考证

在朱宗元亲撰和校译著作之外，朱氏还有三篇序文值得关注，《天主圣教十诫直诠序》、《辨敬录序》和《订正总牍序》。《天主圣教十诫直诠》为阳玛诺1642年著。朱氏序中记载，其书成稿时，阳玛诺“闵予小子，先以示我”，朱氏感激欣喜，即为之序，并“付之枣劂”，可知该序同著作一起完成于1642年。

孟儒望作《辩敬录》一卷，有三序：张能信序、朱宗元序和钱廷焕序。只有钱序说到“崇祯壬午（1642年）夏钱廷焕文一心居士则氏敬叙于显思堂”，胡金平根据三人推荐写序的友好关系，断定朱序也写于1642年。

《订正总牍序》目前尚存争议，源于不知“总牍”是何书，也许是“总牍经”或“圣教日课”等。胡金平考证认为是龙华民所编译的《圣教日课》；序末题有“教末朱宗元述”，但不知作于何时。

2.《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的性质考证

如上述，方豪认为《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是朱宗元中举之作。胡金平对此提出质疑，认为批语不足以证明为中举之文，因批语都会注明某某同试官等文字，且一般放在卷首。另外在《国朝乡会试题录》1648年浙江试题中并无“郊社之礼以祀上帝”之类的题目。萨克森迈尔著作后附的该文影印本，标题下有“十三科大题文徵朱宗元”字样，“十三科”为医术语，“大题文”是以“四书”文句命题而作的时文，故有作弊书曰“大题文府”等，因此该文有可能是为某位参试的医家子弟之捉刀样作。

总的来看，明末天主教儒士朱宗元因其地位、成就等方面的影响，很多史料尚未挖掘整理出来，不少问题至今未解，这对于明清之际西学东渐的深入研究是极为不利的，期待学界给予更多关注和探讨。

第二节　朱宗元的社会关系及其入教问题

明清之际是中西文化首次大规模交流与对话，而中国天主教儒者则成为理解其中复杂关系的关键所在。一方面他们接受西学并要协助传播天主教文化，另一方面又深受传统文化的滋润。作为此次交流活动的使者，双重文化在内心深处的激荡足以使其思想、行为所具有的意义变得非常重要。在此，便引出这个重大的问题：他们到底是何种文化身份？他们是内心坚定的天主教徒，还是表面形式的天主教徒？朱宗元是真正的天主教徒吗？依据的标准又是什么？

一、朱宗元入教与家庭冲突

朱宗元于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受洗，受洗后清顺治三年（1646年）贡生，顺治五年（1648年）举人。关于朱宗元的入教时间，方豪先生引用葡萄牙传教士何大化（Antonius de Gouvea，字德川，1592—1677）《远东亚洲》的记载予以了推定。其引用的记载如下：“伏若望卒后，利类思自南京来杭州继任，继而阳玛诺亦自福州调任杭州会长，比卸职，获开教宁波之良缘。会其地有某少年学者，曾浏览教中典籍，并已在省中受洗，回里后，以其事述于亲，亲始责辩，继以子之譬解甚当，亦心悦诚服，欲延司铎来甬，利司铎即应其请……延司铎者名葛斯默”。（注：转引自方豪：《四明朱宗元事略》，第71页。）伏若望（Jean Froes，字定源，1590—1638）在1638年7月去世，根据此记载以及阳玛诺（Emmanuel Diaz Junior，字演西，1574—1659）的经历，他推测朱宗元在1638年或稍早由其付洗而成天主教徒，葛斯默（Cosme）是朱氏的洗名。

而据葡萄牙里斯本阿儒达图书馆所藏的耶稣会年度报告载（注：据胡金平介绍，这份耶稣会年度报告由龚缨晏先生提供，其硕士学位论文进行了相关章节的转录。笔者不厌其烦地详细转引方豪先生和胡金平的相关资料，目的在于考察朱宗元的入教及其所遭遇的冲突。），伏若望死后，“（杭州教区）由潘国光神甫和利类思神甫共同管理；……在阳玛诺神甫来到杭州之前，杭州的传教事业已有所发展。在此期间，一位宁波（距本省城有五日水路）籍文学青年前来告诉利类思神甫说，他已经读过我们的许多书籍，并认为这些书中的教义很有道理，而且理论体系精确完备，于是想成为上帝的随从，因为在他看来只有上帝的教义才是真理，除此之外便不会出现拯救，他认真地聆听了教理的讲授，随后接受圣洗。葛斯默的受洗，将使他的亲友及乡亲们产生沾主护佑的强烈愿望。”（注：胡金平：《论朱宗元对原罪的解释——兼其生平著述考》，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龚缨晏先生据此认为朱宗元应于1638年受洗成为天主教徒，为其付洗的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类思（Louis Buglio，字再可，1606—1682）（注：龚缨晏：《明清之际的浙东学人与西学》，《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该年度报告与何大化的著作中都提到，朱宗元受洗返回家乡后向父亲叙述成为教徒的经过，其父开始严厉训斥，朱宗元撰写“譬解甚当”的《破迷论》表其心迹，文中破除苍天有形滞像、天在心中有是理等两种说法，认为敬事天主早已有之，批驳了佛教轮回之议，补充了儒家创世之史，宣扬了天主教教义。该文的合作者张能信在朱宗元另一著作《答客问》序中说，朱氏撰《破迷论》“以示所亲，所亲急掩其目曰：‘恐见之而迷遂破也’”。（注：张能信：《答客问叙》，叙二甲。）但其父在阅读相关教理书籍后，态度缓和很多，而且经过朱宗元的努力，“其母亦受洗焉”。（注：方豪：《四明朱宗元事略》，第71页。）这次事件既折射出文化价值观念的冲突，也反映了朱宗元对天主教信仰的某种坚定性。

二、与传教士的交往

朱宗元在杭州受洗于利类思回到宁波后，广为传教布道，与西方传教士交往密切，并在1638年邀请利类思赴甬传教（注：据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及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之利类思本传记载，此人并未去宁波，参见刘耘华：《诠释的圆环——明末清初传教士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及其本土回应》，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34页。荣振华和费赖之的记载没有明确，但据耶稣会年度报告称在朱宗元受洗后利类思去过宁波传教，具体情况还有待于进一步确证。），此次发展教徒就有15人，朱氏母亲，两位兄弟也受洗成“天民”，兄弟二人的洗名分别叫伯多禄、玛第亚，他们三人出身科第，自然为人所关注。高珑盘《江南传教志》里记载，到明末宁波发展教徒560人，成为天主教活跃地，入教人士以官绅子弟居多（注：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册），第9293页。）。朱宗元作为宁波第一代天主教教徒，其传化之绩不可忽视。

葡萄牙传教士阳玛诺在1639年到宁波发展天主教。1640年阳玛诺译自托马斯阿奎那的著作《轻世金书》在北京首次刊行。在明清之际译成中文的天主教书籍中，该书中译版本甚多，朱宗元参与润色校对的为该书首个中译本，文体最为艰深，广受各方关注。1642年阳玛诺撰写《天主圣教十诫直诠》，朱宗元还为之作序，序中提到“阳公玛诺，号演西，春秋七十有奇，始总教于中区，继传音于八闽，近承长令，来传浙境。训接之暇，勒成此书”，（注：方豪：《四明朱宗元事略》，第70页。）朱氏对阳玛诺在中国传教情况比较了解，他们相识于浙江，从“春秋七十有奇”等作序口吻来看朱宗元与阳玛诺两人应该是颇为熟识。阳玛诺1659年在杭州去世，次年朱宗元于甬城升天。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朱宗元还与孟儒望（Joao Monteiro，字士表，1603—1648）交往颇多。孟氏于1637年到中国，1639年至浙江传教，历时五年，功绩甚大。1642年宁波印行过孟儒望的著作《天学略义》，此后1643年又印行其《天学四镜》（又名《炤迷四镜》），前书明确写道“槜李魏学濂、甬东朱宗元校正”，（注：孟儒望：《天学略义》，吴相湘编：《天主教东传文献续编》，台北学生书局1984年版，第847页。）后者则是朱宗元与其他中国信徒共同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