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不仅觊觎中国广阔的土地资源，对西方国家同样虎视眈眈。日本军方的宣传人员荒木贞夫质问道，日本以142270平方英里的土地（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不毛之地）养活了6000万人口，而像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这样的国家，拥有300多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却只需养活650万人口，日本为什么要满足于这样的现状？这种反差是不公平的。在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者看来，美国几乎将优势占尽。荒木贞夫指出，美国不仅拥有300多万平方英里的领土，还拥有约70万平方英里的殖民地。
如果说西进太平洋是19世纪美国的天定命运，那么西进中国则是20世纪日本的天定命运。对日本这个高度同质化且自尊自大的民族而言，当时动荡的中国几乎唾手可得，这个国土面积辽阔的国家不可避免地成为日本开发利用的对象。日本的野心并不仅限于亚洲。1925年，即日本与美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签订限制主力舰条约，成为世界第三海军强国仅3年之后，日本民族激进主义分子大川周明就出版一本著作，不仅认为日本注定要“解放”亚洲，而且认为日美之间必定会进行一场世界大战。在该书最后一章，他犹如神祇般地预言了两强之间必有一场圣战，这一预言的灵验程度甚至超过了他自己的想象。他这样写道：
在新世界出现之前，东西方列强之间必有一场生死战。美国对日本的挑战就是这一理论的明证。亚洲最强的国家是日本，代表欧洲列强的最强国家则是美国……这两个国家之间必有一战，不过只有上帝知道战争何时爆发。
到了20世纪30年代，日本政府发现自己陷入了内部政治纷争，一部分人主张运用日本学习到的最新技术建立一个更美好的社会，另一部分人则期冀利用本国军事优势对外扩张和征服邻邦。这两种势力针锋相对，相互竞逐影响力。右翼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狂热支持扩张主义的意识形态，他们要求建立军事独裁政府，限制个人财产，将产权收归国有，并控制亚洲。这些主张激发了下层军官的野心，他们出身农村，年轻气盛，自然不信任东京的政客，并迫不及待地渴望飞黄腾达。尽管这些军官之间长期钩心斗角，但他们却拥有共同的理念：推翻现存社会，彻底清除一切官僚、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障碍，以实现他们心目中日本的神圣使命，即报复欧洲、称霸亚洲。
这些激进主义者逐步迫使政府中的温和派做出一系列妥协，但他们仍嫌变革的节奏太慢，于是开始密谋推翻政府。1931年，他们计划发动一场政变，但后来放弃。1932年，一伙海军军官在东京发动恐怖袭击，杀死了首相犬养毅，但未能实现军事管制。
1936年2月26日，一小撮少壮派军官大胆发动兵变，并杀死数名政治要员。尽管这次政变使东京市中心瘫痪了至少三天，但最终失败，政变领导人要么被投入监狱，要么遭到处决。于是，权力从极端分子转移到政府中更谨慎的派别手中。需要指出的是，在日本有权称霸亚洲这一问题上，即使是这些行事谨慎的人也认同某些少壮派军官的狂热观点。
一些日本极端民族主义者很快意识到，若想控制中国，必须加紧行动。因为有迹象表明，中国在1895年被迫屈服于日本之后，正不断尝试增强国力——这增强了日本扩张主义者完成使命的紧迫感。
中国的确利用过去20年的时间，将自身从一个分崩离析的帝国转变为奋发图强的共和国。1911年，革命军打败了清政府的军队，终结了清朝200多年的封建统治。20世纪20年代，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军队成功击败了北方军阀，统一了中国，并宣布将废除列强强加给清政府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作为自己的目标之一。蒋介石领导的革命发展势头良好，威胁到了日本在中国东三省和蒙古的利益。因此，日本必须在中国强大到无法征服之前迅速采取行动。
得到日本政府的同意后，日本军方对中国事务的干涉变本加厉。1928年，日本策划了对东三省统治者、东北军阀张作霖的暗杀行动，理由是他拒绝与日本全面合作。此次暗杀激怒了中国人民，他们组织了更多的抵制日货运动。
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中国不宣而战。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队炸毁东三省南部铁路的一段铁轨，借此挑起事端。当爆炸未能导致火车出轨时，日本人又打死中国卫兵，并在世界媒体面前反诬中国军队阴谋搞破坏。这一事件给了日本人占领东三省的借口，他们将东三省改名为“满洲国”，并扶植中国末代皇帝、清朝废帝溥仪，组建傀儡政权。然而，对东三省的占领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日情绪，国民党活跃分子的激励使这种情绪更加高涨。双方情绪日益激愤，终于在1932年爆发了流血冲突。当时，上海民众袭击了5名日本僧人，并造成其中1人死亡。日本立即进行报复，轰炸上海，造成数万名平民死亡。日本在上海滥杀无辜遭到世界舆论的谴责，作为回应，日本自绝于国际社会，并于1933年退出国际联盟。
为了准备与中国不可避免的战争，日本已经花了数十年时间训练士兵。男子从小就接受训练，以备将来到军队服役。在20世纪30年代，军国主义的影响更是渗透到日本男孩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当时日本的玩具店简直成了战争神社，玩具士兵、坦克、头盔、军装、步枪、高射炮、军号和榴弹炮等军事玩具应有尽有。关于那个时代的回忆录描述，男孩们将竹竿当步枪，在街上玩打仗游戏。有些孩子甚至将木棍捆在背后，然后把自己想象成执行自杀任务的“人肉炸弹”，认为自己是为国捐躯的英雄。
日本学校的管理方式就像小型军营。事实上，有些学校的老师就是军官，他们向学生灌输日本的天定命运就是要征服亚洲，并作为最优秀的种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协助国家完成这一神圣使命是每个学生的责任。他们教年龄较小的男孩操作木制模型枪，教年龄较大的男孩使用真枪。学校的教科书成为军事宣传的工具，有一本地理书甚至以日本的国土形状作为扩张的理由：“我们看起来就像是亚洲的先锋，勇敢地朝太平洋挺进。与此同时，我们也随时准备保卫亚洲大陆免遭外部侵略。”老师还向男孩们灌输对中国人民的仇恨和蔑视，在心理层面为他们将来入侵中国作准备。有位历史学家讲述了20世纪30年代的一个故事，当老师要求一个敏感的日本男孩解剖一只青蛙时，这个男孩吓得哭了起来，老师用指关节敲着他的头大声咆哮道：“一只烂青蛙有什么好哭的？你长大后还要杀死一两百个中国佬呢！”
然而，尽管日本人实施了类似的各种心理训练，实际情况却复杂得多。牛津大学历史学家拉纳·米特评论道：“日本社会对待中国的态度十分矛盾。与对待朝鲜的态度不同，日本对中国并非完全的种族蔑视：一方面，他们意识到中国是日本文化的重要源泉，日本文化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他们对中国20世纪早期的混乱局势深感恼火。策划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石原莞尔曾是1911年辛亥革命的热情支持者。在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和之后的岁月里，包括孙中山和袁世凯在内的许多中国人都曾接受日本人的帮助和教育。日本为中国留学生提供庚款奖学金，日本同仁会帮助中国建设医院，而且像桥本时夫这样的学者更是发自内心地欣赏中国文化。日本外务省和军队中的中国问题专家通常都接受过良好的训练，并且对中国非常了解。”然而，这些知识和训练却几乎没有传递给普通士兵。
日本学校中军国主义的历史根源可以追溯到明治维新时期。19世纪晚期，日本文部省大臣宣布，开办学校并不是为了学生的个人利益，而是为了实现国家利益。日本人培训小学老师的方式与训练新兵相差无几，师范生们需要住在军营中，接受严格的纪律训练和思想教化。1890年，日本天皇颁布《教育敕语》，其中规定的一系列道德规范不仅约束教师和学生，而且适用于全体日本公民。《教育敕语》其实是军人道德规范的平民版本，将服从权威和无条件效忠天皇视为最高价值。日本所有学校都将《教育敕语》副本与天皇肖像供奉在一起，每天早上拿出来宣读。据说，不止一位老师由于在宣读时偶尔结巴而自杀，为亵渎该圣文谢罪。
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的教育体制已经变得高度军事化，并日益僵化。一位访客在参观某所日本小学时，看到数千名小学生排成完美的队形、步调一致地摇旗行进，不禁发出惊喜的赞叹。很显然，这位访客只看到了纪律和秩序，却没有看到为确立和维持这种纪律和秩序实施的虐待。在学校，教师像具有虐待狂倾向的教官一样，打学生耳光，对学生拳打脚踢，或以竹棍、木剑抽打学生，这些都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学生被迫背负重物，跪在地上，或赤脚站在雪地里，或围着操场奔跑，直到力竭倒地方休。当然，极少有家长出于愤怒或关切来学校参观，因而难明真相。
如果学生立志当兵，服从权威的压力就更大，恶毒的欺辱和无情的长幼尊卑秩序往往扼杀了士兵心中任何残存的个人主义精神。服从被奉为最高美德，实现自我价值的个人理想被甘当体制螺丝钉的价值观取代。为了磨灭士兵个性，使之服从集体利益，上级军官或年长老兵经常无故打新兵耳光，或者用粗重的木棍将他们痛打一顿。根据作家土盐入谷的说法，军官经常用这样的话为他们的恣意体罚辩护：“我打你不是因为我恨你，而是因为我关心你。你以为我把自己累得双手红肿流血是疯了吗？”有一些年轻士兵因不堪如此残酷的肉体折磨而死，有些自杀身亡，而大多数则经受住了锻炼，仿佛淬炼过的容器，被军方灌输了一系列新的人生目标。
对有抱负的军官而言，训练更是严苛。20世纪20年代，所有军校学员都必须修完位于市谷的军事学院的全部课程。那里营房拥挤，食品匮乏，教室没有暖气，更像监狱而不是学校。日本军校的训练强度超过大多数西方军事学院：在英国，一名军官在经过1372小时的课堂学习和245小时的课外自学后就可以获得任命；在日本，标准的要求则是3382小时的课堂学习和2765小时的课外自学。军校学员不仅每天都要坚持超强度的身体训练，还要学习历史、地理、外语、数学、科学、逻辑、绘画和书法等课程。所有课程的终极目标都是实现完美，获取胜利。最重要的是，所有日本军校学员都必须确立“永不言败的信念”。由于军校学员对任何失败的暗示都极为恐惧，为了降低自杀率，考试结果都秘而不宣。
军事学院如同形单影只的孤岛，与世隔绝。军校学员既不享有隐私权，也缺乏任何锻炼个人领导才能的机会。他们的阅读材料都经过了仔细审查，而且他们没有任何闲暇时间。历史和科学的内容被歪曲，将日本塑造成一个超级种族。一位西方作家曾经这样评论日本军官：“作为年轻人，在易受外界影响的几年间，他们与外界的一切娱乐、兴趣和影响完全隔绝，他们所生活的狭小圈子里充斥着日本是特殊民族、日本军队独一无二的宣传。日本的民族心理本来就与我们存在很大差异，这些军官的心理状态与我们差距更大。”
1937年夏，日本终于成功挑起了对中国的全面战争。同年7月，一个根据条约驻扎在中国天津的日本军团在古老的卢沟桥附近进行夜间军事演习。演习休息时，有人朝黑暗中的日军射击，随后日军在点名时发现少了一名士兵。于是，日军以此为借口，在该地区显示武力。日本军队挺进到卢沟桥附近的宛平城外，要求中国守军打开城门，以进城搜寻失踪的日本士兵。在遭到中方指挥官拒绝之后，日军炮轰了宛平城。
7月底，日军已经牢牢控制了整个京津地区。8月，日军侵犯上海。第二次中日战争已经不可逆转。
但是，征服中国的困难程度远远超过日本的预期。仅驻扎在上海的中国军队就是日本海军陆战队人数的10倍，而且，中国国民党政府的领袖蒋介石派出最精锐的部队投入这场战斗。1937年8月，当士兵人数达35000人的日本增援部队试图在上海码头登陆时，日本军队遭遇了第一次挫败。中国士兵从一座隐蔽的炮台向日军开炮，炸死数百名日军，其中包括良子皇后的一个表兄弟。在接下来的数月间，中国军队英勇地保卫着这座大都市。令日军懊恼的是，上海的战事进展缓慢，他们需要逐条街道、逐个防御工事地向前推进。
20世纪30年代，日本军方领袖就曾大放厥词，并且坚信日本将在3个月内征服全中国。然而，仅在中国一座城市的战事就从夏天拖到秋天，又从秋天拖到冬天，这彻底粉碎了日本轻易取胜的美梦。中国——这个拥有淳朴民族的国家，尽管缺乏军事科学知识，也没有接受过多少军事训练，却顽强地遏制了强大的日军。当11月上海最终沦陷时，恼羞成怒的日军心态日趋邪恶。据说当他们向南京进发时，许多人心中都燃烧着复仇之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