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回到了过去的“家”

第二天一早五点半，一中队全体队员，除了“套近乎”请病假外，都到齐了。早晨的凉风一吹，头脑特清爽，一个个特有精神。

“营长”神采奕奕，站在队前，微笑道：“今天的行动，还要我动员吗？”

“不要了！”大家的声音好齐哟，震得满院子嗡嗡地响。

“行！上车！”“营长”一声令下，大家精神抖擞地冲向小面包和大卡车，冲出执法大队后院儿。

不多一会儿，两部车开上颠簸的乱石子路，见大老李已经在举着十字镐修路。

“营长”喊：“停车！”

两部车停在大老李面前。

“营长”冲下面包车，走向大老李，紧紧握住他的手，道：“李大哥，好样的！谢谢你，谢谢了！”

大老李面前突然停下这么两部车，车上还下来这么一位大官儿，叫自己大哥，把大老李闹蒙了，连声道：“我，我，我不是你大哥，我是大老李。”

一句话，说得围在他身边的队员们都笑了。

周发赶紧上前介绍：“这是我们‘营长’，不不，不是‘营长’，是我们执法大队大队长，专门来看望高奶奶的。”

“这么一大清早？”大老李盯视着“营长”。

“对，就是这一大清早，难道就不准我跟你们一起去捡苦苦菜？”“营长”的一番话，把大家说乐了。

大老李两只眼睛瞪圆了，吃惊地问：“就你？这么大的官儿，来捡苦苦菜？”

“怎么啦？在过去，我能吃上苦苦菜，就算不错了，只怕连苦苦菜还吃不上呢！你不信？哈哈哈哈……我可不是天生就是当官儿的，我跟你一样，不，过去我还不如你呢！”“营长”又是一阵爽朗大笑。“走，我们一起去老奶奶家看看去。”

“营长”拉着大老李，大踏步朝高奶奶家走去。

“营长”刚走到高奶奶家门外，看到高奶奶家那快要倒的破土坯房，他猛地停住脚，愣住了。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在哪儿？怎么走回到二十年前我那个破家门上啦？”他的两条腿挪不动了，他不敢去掀那破门帘，更不敢走进破门帘后面的那个在他的心底已经被尘封得太久的破烂的“家”。

高奶奶听到门外的动静，赶快走出来，见她那破门前停着两部大汽车，她认识的周发、余梅媛等人齐齐围着一位魁梧高大的同志，她看出来了，这是一位大领导！她慌了神，手忙脚乱，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

余梅媛赶紧上前拉住高奶奶的手，亲热地说：“奶奶，我们领导专门看望您老人家来了。”

高奶奶用手掌抹着泪，哆哆嗦嗦地掀破门帘，道：“我这家，你们大领导，可咋进呢？”

“营长”一把拉住高奶奶，笑道：“咋进？就这么进呗。”拉着高奶奶一步迈进屋去。

高奶奶请“营长”坐在破炕沿上，想给“营长”拿点水什么的，可什么也没有，她颤颤巍巍地嘴里念叨：“可真是，真是的，让你们大领导干坐着……”

“营长”看高奶奶忙活的样子，把她扶着坐在自己的身边，道：“您老人家别忙啦，先坐下，我就是来陪您说说话的。”

这屋子太小，只有余梅媛能跟进来，其余的人都只能在屋外，各忙各的去了。小张和小王，昨天偷偷摸摸骑着摩托车去钓鱼，还得紧紧张张赶回来上班，今天可好，用不着偷偷摸摸，也不需要急着往回赶，他们今天干脆开上大卡车，跑到更远、鱼更多的一个大水塘边去，穿上遮挡大半身的橡胶裤子，带了一张打鱼的网，痛痛快快地打鱼打了个够。周发带了几个人去捡苦苦菜，还有几个帮着大老李去修路。他们昨天晚上就都知道了今天一早的行动，有小张的组织安排，昨天晚上已经分好工，各人去找各人要用的工具，所以今天一早各就各位，井然有序，都是为了一个目的 ——帮助高奶奶多挣点钱，大家高高兴兴、有说有笑地干起来，干得可开心了。

余梅媛乘着“营长”和高奶奶说话，自己爬到炕里，抱住小牛牛，掏出来一包吃的，有糕点糖果香蕉苹果，都是好吃的，哄着小牛牛，一点一点地喂给他吃。

“营长”一面陪老奶奶说话，一面四顾这屋内，面对白发老奶奶那瘦骨嶙峋的模样和她这瘫痪的小孙儿，见他们的生活已面临绝境，不由得想起自己惨痛的过去，那埋藏得太久的记忆，“倏”地一股脑儿全都跃到自己的眼前……

“营长”的出身不好，是个“右派分子”的家庭出身。

这个“分子”可了不得！在“文化大革命”的那会子，阶级斗争是要年年抓，月月抓，天天抓的。抓谁？抓阶级敌人。敌人是谁？刘少奇太高，美帝国主义太远，都跟咱们普通社员距离太大，没有什么直接关系。跟咱们普通社员有直接关系的，每天能看得见、摸得着的，只有本小队的这些“分子”。“分子”属敌我矛盾，不抓“分子”，抓谁？

“分子”又分五种，叫“五类分子”，是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其实，这都是一些模糊的没办法科学准确界定的政治概念。那时又时兴极“左”思潮，越“左”越革命。

更要命的是，那时给各基层单位都下达了硬指标，必须抓出多少多少个分子来。有的，没有的，都得抓。“营长”他老爸是个现成右派，外来户，“文革”开始后才下放来的，属于好捏的软柿子，当然在必抓之列。这么抓，究竟有没有抓对过？一共抓错多少？是不是全被抓错了？未来的历史会作出正确判断。至于这个判断是什么，当下谁也不知道，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前面的路是黑的。反正是，上面叫抓，就抓呗。不抓，不天天开批斗会，怎么体现“以阶级斗争为纲”呢？

“营长”那时是少年，已经记事了。他记得父亲整天提心吊胆，拿了张凳子坐在家里的门背后，竖起耳朵等着。别的小队开批斗会，要集合人，或是敲学校的钟，或是打过去耍社火时用过的锣。他们小队穷，没有那些个，小队长只好满庄子吹哨子。什么时候吹哨子，集合全小队的人开批斗会，那是由着小队长的性子，随时都有可能。所以他老爸就老得坐在门背后等着。一听哨子响，他老爸把时刻放在手边的上面写了名字、名字上画了黑叉叉的大木牌子挂到脖颈上，快步跑向集合点 ——批斗大会的会场，村头的那个打麦场。几个“分子”齐齐站好，手捧大木牌，低着头，等待社员们来批斗。

社员们可没有这一条铁的纪律，都是姗姗来迟。什么时候人到齐了，批斗大会才正式开始。

最初两年挺好，像个抓阶级斗争的样子：打麦场四周红旗招展，批斗会上人情激愤，口号声不断，喊得震天动地。批人的慷慨陈词，挨批的心惊肉颤，有那么股子“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味道。时间一长，天天这一套，车轱辘话来回转，再是火一样的热情，也会逐渐转凉。渐渐地，来的人越来越少，口号声越来越稀，批斗时的口水沫越来越飞不远。再往后，参加批斗会的人，从青壮年换成老头老奶奶，从老头老奶奶换成半大娃娃，最后从半大娃娃变成细碎娃娃。这些细碎娃娃可不管“阶级斗争”抓了灵不灵，跑来围着“分子”们转几圈，见不好玩儿，于是，“分子”的娃娃和贫下中农的娃娃都混到一堆，跑到麦场边撒尿和泥玩儿去了。

他们这几个“分子”在打麦场上一共站过几个酷暑严冬，连他们自己也记不清，只是每天能来站着的“分子”也在逐年减少。“营长”他老爸就是属于逐年递减中的那一个。

“分子”们站打麦场，只是属于政治上的羞辱，站就站吧，好在都是本庄子上的父老乡亲，谁不知道谁？丢人丢不到哪儿去。即便是游街，顶多在邻近几个庄子上转转，跑不远的。好在天天站，油了，多几个人看，少几个人看，无所谓了，严酷的是经济制裁。

说起那时的事儿，今天的年轻人肯定感到奇怪。干了一天的活儿，一个月的活儿，一年的活儿，都不给工资，而是每天由小队长给每个出工的人记工分。记了一年，按照每个人的全年工分累积，再与全小队一年的总收入相联系，除去全小队一年的各种“合理”开支，剩余的，再计算出每个人和每个家庭一年的劳动所得。你千万别小看这个计算，这可是一道特别艰深的数学难题。而要来解这道难题的，却是广大的文化程度很低的人民公社的天才的小队长们。

你可别小瞧了这些小队长们，他们可是了不得！北大数学教授们不一定能解开的这一道数学难题，对于他们简直是小菜一碟儿 ——反正这是不用公布收支明细账的，也是无法公布的，永远不会有人来审计核查的一本糊涂账。

你看他们是怎样来解这道难题的吧：

每天一大清早，小队长在大麦场边一蹲，张三干什么，李四干什么，三下五除二，分配完了。按他们自己说，每天的这种分配是最公平不过的了。“分子”们本来就是被劳动改造的对象，最脏、最苦、最累的活儿，当然得分配他们去干。记工分，更不能让“阶级敌人”占便宜，这是阶级立场问题！就这样，日积月累，工分的差距越来越大，一年下来，差距大到什么程度？只见“营长”家的房子越来越破，可吃的越来越少，人越来越瘦，他老爸的病越来越多，越来越重，终于有一天，他“装病”再也“装”不下去了。他腹内空空，满身抖颤，头晕目眩，虚汗溢出，一头栽倒在打麦场上，再不动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