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人生哲学之比较研究》序言(1)

《人生哲学之比较研究》，是我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时所作之博士论文。我回国以后，很想把它赶紧用中文写出发表，无奈总是没有得到工夫。所以一面把此书之英文本先行出版，一面趁机会先发表此文，以为全书之前驱。

再须声明者，即此书本应名为《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因为普通多以哲学为大名，而以人生哲学为其一部。而此书以为哲学之目的在确定“理想人生”，故哲学即是“人生理想”。故不应于哲学之外，再立人生哲学之名。不过“人生理想”一词，在中文尚未甚通行，在一般人心中，不易引起何种感想，故此书名中仍用“人生哲学”一词。在中国现在流行诸名词中，此一词含义尚与“人生理想”相近。

近几年来，学问界中最流行的，大概即所谓文化问题了。自有所谓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时常可在口头上听到，或在文字上看见“文化”、“文明”、“东西文化”等名词，及关于他们之讨论。我们生在这个欧亚交通的时代，有过许多前人所未有之经验，见过许多前人所未见之事物。这些事物，大约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我们原有者，一种是西洋新来者。他们是很不相同，而且往往更相矛盾、相冲突。因此，我们之要比较、批评、估量他们，乃是一种自然的趋势。“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便是此种趋势之产物。

对于唯物史观之批评

历史有二义：一是指事情之自身，一是指事情之记述。换言之，所谓历史者，或即是其主人翁之活动之全体，或即史学家对于此活动之记述。历史哲学所说之历史，即依其第一义。一民族之历史，是常变的，而各民族之历史，又极不相同。有一派历史哲学，“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陈独秀先生又说：“唯物史观的哲学，也并不是不重视思想文化宗教道德教育等心的现象之存在，唯只承认它们都是经济基础上面之建筑物，而非基础之本身。”近几年来，马克思的经济史观，随着他的社会主义，在中国颇为流行。我以为一时代的经济情形，对于其时代之文化等，甚有影响。此诚无人否认。然吾人试想，于天空地阔之天然界内，以何因缘，忽有所谓经济情形？沙漠与森林，同为天然界之物，何以其一无经济的价值，而其他则有？假使宇宙之内本无人类，则恐只有天然情形，而无所谓经济情形，而所谓经济的价值，更无由成立。一切事物，必依其对于人之物质的需要及欲望之关系，始可归之于经济范围之内。故凡言经济，则已承认有“心的现象”——欲望等之先行存在。人皆求生活，而又求好的生活——幸福，以及最好的生活——最大的幸福。凡人所做之事物，如所谓经济、宗教、思想、教育等，皆所以使人得生活或好的生活者。陈独秀先生以知识思想言论教育等皆经济的儿子。以我之见，则经济及知识思想言论教育等皆人之欲之儿子。人因有欲，所以活动，此活动即是历史，而经济知识等，则历史各部分之内容。实际上之历史如是，所以史学家写出之历史，亦有通史，有专史。通史之对象，即是上述之历史；专史之对象，即上述历史各部分之内容。

至于地理气候等，于历史自有相当影响，但此等环境，皆所以使历史可能，而非所以使历史实现。它们如戏台，虽为唱戏所必需之情形，然非唱戏之原因。梁漱溟先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内，关于此点，大有争论。不过梁先生于彼有“大意欲”之假定，我此书则但以人之欲为历史之实现者。“大意欲”是个宇宙的原理，其存在是一部分哲学家之假定；人之欲是心理的现象，其存在是人人所公认的事实。

哲学之目的

最好的生活，即所谓理想人生(ideal life)。最大的幸福，即所谓唯一的好(the good)。关于好之意义，在《一种人生观》一文中已详。今但说：若使此世诸好，人皆能得到，而不相冲突，则人生即无问题发生。如“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果为可能之事，则理想人生，当下即是，而亦即无人再问何为理想人生。无奈此诸种之好，多不相容。于是人乃于诸好之中，求唯一的好，于实际人生之外，求理想人生。哲学之功用及目的，即在确立一理想人生，以为批评实际人生，及吾人行为之标准。哲学即所谓“人生理想”(life ideal)。

哲学与科学之区别，即在科学之目的在求真，而哲学之目的在求好。近人对于科学与哲学所以不同之处，有种种说法。有谓哲学与科学之区别，在其所研究之对象不同，例如哲学之所研究，乃系宇宙之全体，而科学之所研究，乃系宇宙之一部。然宇宙之全体，即其各部所集而成。科学既将宇宙各部皆已研究，故哲学即所以综合各科学所得不相联之结论，而成为有系统的报告。然如此则所谓哲学者，不过一有系统之“科学概论”、“科学大纲”而已。“科学大纲”名曰哲学，虽无不可；然此所谓哲学，实与希腊罗马以来所谓哲学意义大别。又有所谓哲学与科学之区别，在其方法不同。科学的方法，是逻辑的，是理智的；哲学的方法，是直觉的，是反理智的。不过关于所谓直觉，现在方多争论。我个人以为凡所谓直觉、顿悟、神秘等经验，虽有其甚高的价值，但不必以之混入求知识之方法之内。无论哲学科学，皆系写出或说出之道理，皆必以“严刻的理智态度”表出之。其实凡著书立说之人，无不如此。故佛家之最高境界，虽“不可说，不可说”，而有待于证悟，然其因明论理与唯识心理，仍是“严刻的理智态度，走科学的路”。故谓以直觉为方法，吾人可得到一种神秘经验——此经验果与“实在”(reality)符合否是另一问题——则可；谓以直觉为方法，吾人可得到一种哲学则不可。换言之，直觉能使吾人得到一种经验，而不能使吾人得到一个道理。一个经验之本身，无所谓真妄。一个道理，是一个判断，判断必合逻辑。各种学说之目的，皆不在叙述经验，而在成立道理。故其方法，必为逻辑的、科学的。近人不明此故，于科学方法，大有争论；其实所谓科学方法，实即吾人普通思想之方法之较认真较精确者，非有何奇妙也。唯其如是，故反对逻辑及科学方法者，其言论“仍旧不曾跳出赛先生和逻辑先生的手心里”。以此之故，我虽承认直觉等经验之价值，而不承认其为哲学方法。

我个人所认为哲学之功用及目的，既如上述，则其与科学之不相同，显然易见。如此说法，并不缩小哲学之范围。哲学之目的，既在确定一理想人生，以为吾人在宇宙间应取之模型及标准，则其对于宇宙间一切事物，以及人生一切问题，当然皆须有甚深研究。故凡一哲学，必能兼包一切；而一真正哲学系统，必如一枝叶扶疏之树，于其中宇宙观、人生观等，皆首尾贯彻，打成一片。本书中所述十余家之哲学，莫不如是。若一细看，便可了然。

理想与行为

近人皆以真、好、美(truth，good，beauty)普通作真、善、美，然善义太狭，不足以尽good之义，前已详。并称，而实不然。吾人若以真美为好，必吾人先持一种哲学，其所认为之唯一的好，包有真、美二者。如吾人从宋儒之说，以研究外物为玩物丧志，则吾人当然即无有科学以求真，亦不注重美术以求美。今人动以真与美之为好为不成问题，盖吾人生存于时代空气之内，已持一种哲学而不自觉耳。

梁漱溟先生说胡适之先生主张“零碎观”。胡先生于《读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说：“人类的生理的构造根本上大致相同，故在大同小异的问题之下，解决的方法，也不出那大同小异的几种。这个道理，叫做‘有限的可能说’。”载《读书》杂志第8期。以下他列举诸种问题，如饥饿的问题、御寒的问题、家庭的组织等等，好像是各有各的解决，决不相谋。我以为人对于各种问题之解决方法，皆因其所持之哲学不同而异。如有人以生活之充分的发展为最高的满足，当然他对于一切问题，有一种解决方法。又如有人以“无生”为最高的满足，当然他对于一切问题，又有一种解决方法。故如饥饿的问题，有如杨朱派之大吃狂饮解决之者，有如和尚之以仅食植物解决之者，有如印度“外道”之以自饿不食，龁草食粪解决之者。其解决不同，正因其所持哲学有异。

人皆以求其所认为之唯一的好为目的。人之行为，本所以实现其理想。无论何人，莫不如是，特因其所认为之唯一的好有异，故其行为亦不相同。个人如是，民族亦然。故中世纪之欧洲人，皆以奥古斯丁(St.Augustine)之“天城”(City of God)奥古斯丁所著书名。为唯一的好。及近世纪，则皆以培根(Francis Bacon)所说之“人国”(Kingdom of Man)培根所著《新方法》书中语。为唯一的好。因之，他们即有不同的历史、不同的文化。我作此书之动机，虽为研究文化问题，而书中只谈及哲学，其故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