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生产：蚕业的发展与自然环境

虽然丝绸的生产史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但是丝绸业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直到16世纪才在美洲真正启动。丝绸业的发展，一般都需要获得国家的支持；而作为一种劳动密集型产业，蚕业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结构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本章探讨了风靡全球的丝绸如何影响人们对自然环境的利用，以及如何影响政府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发挥的作用。有关蚕业对当地社会的影响以及政府在此过程中扮演的角色，都可以从现存的农书与地方史料中读到。

图1.1与图1.2分别取自1593年中国的雕版印刷书籍《便民图纂》和16世纪中期墨西哥瓦哈卡州米斯特卡高地（Mixteca Alta of Oaxaca）的圣·卡塔利纳·特乌巴社区（Santa Catalina Texupan community）留存的一部法典，即《西拉·特乌巴法典》（Codex Sierra-Texupan，下文简称《法典》）。这两份文献都描绘了养蚕过程中的重要步骤，并说明了养蚕为何在16世纪属于重要工种。虽然这两幅图在构图与刻画上风格迥异，但描绘的都是桑叶采摘。前者遵照了中国传统的诗画合璧模式，描绘了男人采摘桑叶、女人负责喂蚕的画面：“男子园中去采桑，只因女子喂蚕忙。蚕要喂时桑要采，事项分管两相当。”［1］后者则是沿用了传统法典中横向记录的方式，描绘了一位“丝绸专家”（an alguacil）指导原住民用桑叶喂食棕榈篮中的蚕。这一文献如是记录：“为了工作，要分42比索（peso）给织工与专家。”［2］这一记录，展现了养蚕过程中的“丝绸专家”和织工是如何分工的。

这两份文献都诞生于17世纪下半叶，反映了当时世界不同地区的普遍趋势，即政府为顺应全球纺织品市场的扩大而支持养蚕。丝绸生产推动了农业和城市经济的共同发展，使两者相辅相成。蚕虫和桑树的养殖一般都会在农村地区完成，而丝绸业的加工则需要在城市中进行。这两种业务为人们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并为国库增添了不菲收入。农村和城市之间的紧密联系，依赖于高效的物流运输和大批中间商。这种需求催生了重商主义的态度，促使政府大力推行丝织业，加快经济结构的优化。此外，这两份文献都附有插图，说明在这两个地区参与养蚕的不仅有受过教育的人，还有诸多不识字的普通劳力。人们不论文化水平怎样，都可以从书中获取信息，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丝织业的影响力日益扩大，受众也越来越广。

作为历史悠久的丝绸消费和供应国度，亚洲国家在16世纪踏入了商业化的新阶段。中国的丝绸生产受到全球市场的大力推动；日本和越南等国也发展了各自的丝绸产业，并出口产品到海外市场。同期，欧洲国家也积极推动国内丝织业的发展进程，并试图将相关技术带到各自的殖民地。马克辛·博格（Maxine Berg）提出，欧洲对亚洲商品的热衷，促使诸国将丝、棉等织物进行本土化改造。［3］这一改造受到了“在西方制造东方”（making the East in the West）观念的影响，其目的是保护商业利益，并提升本国在全球市场上的地位。然而，改造织物所需的原料并非来自欧洲，而是来自欧洲的殖民地。比如从印度进口棉花，在英国加工；在美洲收获生丝，借此发展西班牙的丝织业。

当时的中国和墨西哥，分别处于蚕业发展中的不同阶段。正当中国丝织业走向成熟、供给全球之时，墨西哥的丝织业仍处于初级阶段，那里的人们仍在探索自然、种植香料，以此促进城市中的丝织业进步。丝绸制造与穿戴已经风靡于中国与墨西哥。对这两个地区的蚕业进行研究，我们可以揭示它们在利用自然资源、雇用全职劳工以及积累专业知识上的共同点。此外，对于自然环境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全面重建跨太平洋丝绸贸易的图景，探索全球贸易与当地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环境史研究一定需要有国际视野。生态系统的整体连续性，意味着我们必须突破国家或社会的边界，构建全球环境史的框架。

下文的讨论将首先从介绍蚕业开始，着重解释养蚕种桑及其相关技术与基本知识。然后，我会聚焦于《耕织图》与“桑基鱼塘”模式，讨论明朝丝织业如何推动市场发展和国家规划。接下来，我将转而讨论墨西哥蚕业的兴起，分析蚕业如何促进原住民社群与殖民社会的融合共生。通过比较上述两个地区的生态系统，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对于自然环境的利用使全球时尚在各地生根发芽，并呈现出不同的地方特色。人与自然的关系影响了国家的发展，也直接关系到每一个劳工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