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材料与方法

《尤物》一书，比较了中国与墨西哥之间的异同，主要用了两种方法来呈现全球丝绸贸易的图景。第一种方法是细读那些在传统历史学中不受重视的文献。本国与全球市场的联系，往往并非近代历史著作的关注点，尤其是在本国统治者管制国际贸易的时候。近来学界多在探讨“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这让我们了解到历史上诸多未尽言说之事。正因如此，本书深入讨论了中国的地方志、笔记、律法与小说，以及西班牙的政府信函、传教士与其他欧洲人的游记。诚然，大部分资料并未涉及太平洋贸易，但是它们起码揭示了中西两国内部因全球流通而产生的各种变化。

中国地方志记录了社会风俗，是不可忽视的中文文献。而说到西班牙语资料，我大量引用了一套55卷的一手文献合辑《1493—1803年的菲律宾群岛》（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1803），借以讨论西班牙在菲律宾的殖民统治和马尼拉的大帆船贸易网络。然而，这两种文献都各有局限。前者受限于官方的视角，主要关注地方事务，而后者则是以包括西班牙在内的西方中心视角，来看待菲律宾的殖民统治与跨太平洋贸易。因此，分析这些文献的写作意图，与探究其内容同等重要。此外，将太平洋贸易双方的文献进行联系与比较，也是一个关键步骤。

本书采用的第二种方法，是将贸易视为一种基础设施，考察其中的物质性，即分析丝绸商品的生产流程、供应关系和消费行为。这种方法，使我们能够评估丝织品的价值是如何在流通之中产生、积累的。从博物馆图录和艺术史家的讨论中可以看出，现存丝织品为设计与品味的交流互鉴提供了灵感。［51］考察这些物件，可以发现某物之所以全球通用，不仅是因为其可用性，更是因为其影响力。就像历史学家贝弗利·勒米尔所指出的那样，随着一代又一代人物质生活的变化，一种“物质全球主义”（material cosmopolitanism）从全新的贸易渠道之中演化而来。［52］学者们转而关注物质文化，随即发现了暗藏在文献中的信息，并探索了丝织品的多元性质，借此回溯了全球与地方的整体联系。［53］

在人类学家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编著了《物的社会生活》（A Social Life of Things）之后，各个领域都有学者转向对工艺品的研究。［54］近来，历史学家、人类学家、艺术史家与其他领域的学者联袂探索物质文化，以此揭示现代工业之前社会吸引众人的特性。《尤物》意在跟随最近学界聚焦于“物质转向”（material turn）的研究趋势，着力论证社会经济阶层对消费、炫耀生丝与服装家居等织物的欲望，构建了丝绸的时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