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特拉斯革命者公墓，天空中飘着星星点点的雪屑。
康斯坦丁伸手拂过墓座上那层薄薄的积雪，把姐姐亲手制作的红玫瑰假花分别摆在几位亲人的墓前。
在科特拉斯，穷人买不到需要空运保鲜的鲜花，只能逼着自己变得心灵手巧。
六座坟墓，里面分别躺着他的祖父母，父母，三位哥哥，一位姐夫。
佩图霍夫家族是从康斯坦丁的祖父来到科特拉斯定居开始繁衍的。
最开始时，来自库尔干州的安东尼-佩图霍夫因为叛国罪被押送到科特拉斯的古拉格分部劳工营。
在叛国之前，安东尼是一名苏联军人，以刚刚晋升的排长身份参加了苏芬战争，至少运气不佳，晋升后不久的一次战斗中，他被芬兰人抓获，成了俘虏。
那次战斗，他所在部队需要快速通过冰冻的湖面向敌人发起进攻，但芬兰人提前发现了他们，用炮击轰碎了冰层，所有人都掉进了湖水中。
作为一个苏联共产主义的狂信徒，安东尼一直记得提拔他的上司在战斗开始前对他的教导：战死光荣，被俘等于叛国。
他干了一件事，凭借出色的水性和体力，亲手溺死了几个游向对岸，试图向敌人伸出手投降的战友。
作为战友，他要让他的同袍光荣的牺牲，而不是耻辱的叛国。
就在他自己试图自沉时，敌人的大部队已经冲上湖面，把他强行捞了出来。
战争结束，双方交换战俘，安东尼被苏联军方审讯为什么被俘，为什么要做叛徒，他没有辩驳，自认活下来本就有罪，所以被干脆的判处了罪大恶极的叛国罪。
但因为态度不错，没有狡辩，并没有被判处死刑，而是被发配到了科特拉斯古拉格分部，负责长年累月的伐木，修铁路。
那年是1941年，他的儿子弗拉基米尔刚刚五岁。
得知德军入侵时，以安东尼为首的科特拉斯劳改营一群老兵写信给古拉格领导，他们希望伟大的苏联能给他们最后一次机会，让他们为保卫莫斯科，保卫斯大林贡献一份力量，并且保证绝不会被俘虏，一定战死在所有人面前。
当时古拉格的领导召见了他们，彼时那位领导主动要求前往前线参加战斗的申请已经通过，他一脸骄傲的拒绝了他们：
“你们这些叛徒，余生永远活在懊恼悔恨和羞愧中吧，活着吧，活着享受伟大苏联的胜利吧！我们绝不会让叛徒出现在前线，绝不会用他脏臭的血液玷污苏联最纯粹炽热的红色！”
那个领导后来死在了保卫莫斯科的战斗中。
据回来的人说，弹尽粮绝的领导在战场上发现且修好了一个被低温冻坏传感装置的反坦克地雷，他高喊着“为了苏维埃”，抱起地雷冲向了一辆德军坦克同归于尽，爆炸时，那腔血炽热纯粹，耀眼如同苏联旗帜。
祖父很难过，因为他觉得领导夺走了本该属于他的荣誉死亡，这种死法本该属于他这种被俘虏叛国的老兵。
在古拉格，祖父如同行尸走肉一样活着，转机出现在五年后。
彼时二战已经结束，芬兰也已经被苏联击败签署了停战协定，苏联在芬兰找到了关于当年那场湖上战斗的不同记录。
芬兰人的文件上，居然把本不值一提的小人物，排长安东尼-佩图霍夫特意记录了下来。
因为芬兰人觉得他是一个屠夫，一个疯子。
芬兰人亲眼看见他亲手溺死试图投降求生的战友，且自己拒绝被援救，抱着装备自沉，被俘后多次尝试越狱和自杀。
通过这份记录，苏联认为祖父没有叛国，他是真正的苏联军人。
祖父马上得到了昭雪，国家按照排长的职务，按照战时前线标准给他补偿发放了双倍工资，授予他各种迟来的勋章。
但条件是祖父必须要退出现役，因为他年纪大了，身体也有些糟糕，不能在升任军人的工作。
国家询问他对之后的工作安排有何规划时，祖父说他现在只懂伐木，想留在科特拉斯，因为他回到家乡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干什么。
就这样，他转业担任了科特拉斯复兴木材加工厂的第五书记。
其他书记坐办公室主持工作时，他总是缺席，因为他要跟着工人一起去伐木。
随着他留在科特拉斯，祖母和父亲也被送来了这里，佩图霍夫家开始在这里扎根。
可能是因为冰冷的芬兰湖水，也可能是因为古拉格的恶劣生活，祖父安东尼失去了生育能力，他和祖母只有父亲这一个孩子。
祖父这个苏联老兵病死于1962年，是木材加工厂的工友和留在科特拉斯的几名古拉格老兵战友为他办了葬礼。
至于唯一的儿子弗拉基米尔-佩图霍夫，彼时已经二十四岁，是科特拉斯第二造纸厂的优秀青年技术员，年轻工人代表。
他被选为青年骨干抽调去了古巴，在那里帮古巴人建厂，支持国际共产主义建设。
1965年，他重新返回科特拉斯时，带回了一个经过组织同意允许结婚的古巴妻子和一双儿女，那是康斯坦丁的姐姐瓦连京娜，和大哥安德烈。
下飞机时，古巴女人的肚子里还怀着一对双胞胎，是康斯坦丁的二哥鲍里斯，三哥帕威尔。
回国之后，国家没有让获得荣誉的父亲再去造纸相关企业担任工程师之类的职务，而是任命他为科特拉斯党委第三书记，他从一名工人转而成为了一名国家干部。
虽然父亲对此非常不解，他只懂造纸，不懂政治。
但党委告诉他，国家政策就是如此规定，干部必须从一线专家中选拔，确保干部必须来自于人民。
他们说，让一名造纸工程师担任干部，总比那些无病呻吟的诗人，作家当干部靠谱，至少父亲如果知道人民缺少纸张时，他可以想方设法去为人民生产，而文人只能加速信笺的浪费。
戈尔巴乔夫上台的第一年，这个佩图霍夫家族第二代男人死于急性心梗，是被气死的。
死之前，他还在试图为科特拉斯修建一座伐木工人专享的疗养院而奔走。
他这些年，一直都住在国家分配给他的那套五十七平米的两居室，每月工资不到一百卢布。
他气死在了会议现场，死前改口认同戈尔巴乔夫的改变，认为他掀起的自由风潮至少能让人民擦亮双眼，让干部开始反省。
不知道他看到如今的俄罗斯和三个儿子的坟墓，会不会后悔死前对戈尔巴乔夫的认同。
紧挨着父母的那座坟墓，属于佩图霍夫家族这一代的长子，安德烈-佩图霍夫。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安德烈所在的科特拉斯第二造纸厂停产了，因为从西方进口的纸品既便宜，质量又好，国家不需要再生产这些没有销量的垃圾。
他和一批工友从就业工人变成了待安置状态。
没了工作，安德烈带着工友做起了私酒的生意，当时，他的岳父在科米共和国一处谷物加工厂工作，能拿到酿酒的原材料。
就这样，佩图霍夫家继第一代从军，第二代从工之后，第三代迫于无奈选择了从商。
安德烈身边很快就聚集了几十个工友，他们当时被称为佩图霍夫酒厂帮。
那时候科特拉斯的人民购买酒水还很方便，所以私酒的销量不算太夸张，并不显眼，但刚好能让几十个家庭生活安稳，不用为生计发愁。
可是戈尔巴乔夫没多久就颁布了禁酒令，禁酒令害得整个科特拉斯甚至没有一处合法酒水采购点，这里生活的几万人再想要合法买酒，需要去几十公里外的州府排队。
于是，佩图霍夫酒厂帮的私酒生意突然就变得火爆起来，自然而然也惹来了其他匪帮的嫉妒，谋求合作未果之后，大哥安德烈，二哥鲍里斯和几个手下被枪杀于一次运酒的途中。
然后是三哥帕威尔站出来接手了生意，他曾在西伯利亚空降兵部队服役，跟随来自格鲁吉亚的野蛮人上司学会了以血还血。
他回来之后，和姐夫亚历山大一起，带着其余的酒厂帮成员大开杀戒，残忍杀掉了许多疑似凶手，震慑住了所有人，恢复了秩序。
康斯坦丁就是那一年进的监狱，本来他该在那一年服役结束直接回家，成为三哥帕威尔的左膀右臂。
但他当时服役的部队，因为倒卖军火一事被调查，对他一向关照的上司找到他，希望他能帮忙扛下一部分罪名。
做为回报，等整件调查尘埃落定，上司可以给他一笔远超阵亡抚恤金的补偿。
出于战友情谊，他答应了，就这样和扛下另一部分罪名的上司一起，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如今上司还被关在监狱里做苦工，他则因为姐姐花钱打点，加上苏联解体司法混乱的局面，得以用保外就医的名义提前出狱。
之所以要花大价钱让他出狱，是因为帕威尔和亚历山大去年十月份也被匪帮杀了。
因为他杀的人太多，以至于不知道哪一伙匪帮是真正的凶手。
康斯坦丁站在坟墓前，那六座坟墓沉默的注视着他，提醒着他。
在科特拉斯植根三代的佩图霍夫家族，如今只剩下他一个成年男人，五个寡妇，和一群嗷嗷待哺的孩子。
“你要帮家里查出是谁杀了他们，如果你不想再进监狱，没关系，可以告诉我凶手是谁，佩图霍夫家的女人懂得如何开枪杀人。”在他身后，姐姐的声音响起。
他转过身，以姐姐为首的五个穿着黑色大衣，头戴黑色纱帽的俄罗斯女人，正与那五座坟墓一样，静静注视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