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惠公改革：“作爰田”笼络人心，“作州兵”创立军国

为了讲述晋惠公改革的具体内容，我们必须先简单梳理一下从晋献公晚年到晋惠公时期的晋国历史。

如前所述，前666年，晋献公接受骊姬建议，将公子重耳和公子夷吾分别外派到蒲邑和屈邑，当时公子重耳六岁(11)，而公子夷吾更幼小。显而易见的是，两位公子在成年之前，是不可能自主治理蒲邑、屈邑的。在这期间，实际治理城邑的是他们的辅臣团队，而实际的决策者是公子重耳团队的领袖狐偃(12)，以及公子夷吾团队的领袖郤芮(13)。

在接下来的十多年里，公子重耳和公子夷吾分别在蒲邑和屈邑长大。在两公子人格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施加决定性影响的不是一年到头根本见不到面的父亲晋献公，而是一直在他们身边的首辅狐偃和郤芮。从传世文献记载来看，在流亡期间，公子重耳对狐偃、公子夷吾对郤芮都是言听计从，《国语·晋语四》更是明确记载说，“（公子重耳）父事狐偃”。笔者推测，公子夷吾与郤芮的关系，应该和公子重耳与狐偃的关系类似。

后来晋献公听信骊姬谗言，派兵攻打蒲、屈，导致前655年公子重耳（十七岁）出逃到白狄居地(14)，前654年公子夷吾出逃到梁国(15)，两人的辅臣团队也从此转变成为从亡团队。对狐偃、郤芮等从亡诸臣来说，他们已经抛弃了在晋国立功升迁这条常规途径，转而踏上了一条风险和回报都更高的途径，那就是像当年“押宝”曲沃政权的人才那样，“押宝”自己长期辅佐的这位公子、认其为自己的主公，搭上身家性命“追随”主公（有时候其实是“推动”甚至“胁迫”），想方设法将主公推上君主宝座。如果主公成了国君，那么自己也就能够凭借从亡拥立大功，实现阶层跃升，一举成为高级卿大夫。

前651年晋献公去世后，公子夷吾听取了首辅郤芮“不择手段抓住机会”的建议，承诺给原本支持公子重耳的国内重臣里克、丕郑大量土地，换取他们的支持或者至少中立，并承诺给秦穆公大量土地来换取秦国(16)的拥立，最终在秦穆公的武装护送和吕甥等国内党羽的接应下回国夺权成功，成为晋惠公。

晋惠公即位之后，又听取了首辅郤芮“不惜代价重塑形象”的建议，背弃承诺，不割让土地给秦国，又先后杀掉里克、丕郑，从而迅速洗刷了先前因为承诺割地而塑造的“卖国求立”的负面形象，得到了国内强硬派卿大夫的支持。然而，晋惠公在杀掉里克后又感到后悔，曾经抱怨郤芮给自己出了个馊主意。笔者认为，晋惠公对郤芮的尊崇在此之后逐渐转淡。

晋惠公的做法导致了他与秦穆公关系的恶化，秦穆公在积累了足够多正当理由之后，在前645年出兵讨伐晋国，秦晋两军最终在晋国韩地(17)决战。在战前和战中，晋惠公表现出的状态都是一个自主决策的强势君主，而昔日首辅郤芮则全程缺席，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不过，晋惠公的决策最终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晋军在韩之战中大败，晋惠公本人被秦穆公俘虏，带回秦国。

后来，秦穆公听从了贤臣公孙枝的意见，表示愿意和晋国讲和，如果能达成协议，就可以释放晋惠公。晋惠公派郤乞回到晋国，将情况告知在国内的心腹谋臣吕甥，而且召吕甥到秦国主持和谈。在这个危急时刻，吕甥决定做一件非常冒险的事，那就是用“假传君命”的方式实施一套自己策划的应急改革举措，来彻底扭转晋惠公在晋国卿大夫心目中的形象，并且为自己即将前往秦国进行的谈判储备与秦国讨价还价的筹码。

吕甥假传君命推行的第一项改革举措是“作爰田”，就是将大量原来直属于公室的公邑赏赐给卿大夫们(18)，以换取卿大夫们对晋惠公回国的支持，进而作为与秦国谈判时的筹码。由于此次封赏的目的是为了笼络整个卿大夫群体的人心，而且封赏的时机是在韩之战晋国大败之后，因此这应该是一次普惠式的封赏。即使有标准，这个标准也应该是卿大夫的职级高低和家族势力大小，而不是卿大夫们各自的功劳（大败情势下卿大夫都没有什么功劳可言）。

如上文所述，晋献公时期封赏给有功卿大夫的土地是这些卿大夫率军占领的新领土，并不涉及公室原先拥有的存量直辖公邑，公室仍然是全国最大的地主，拥有的土地仍然比任何一个卿大夫家族都要多很多。然而，吕甥“作爰田”是将公室存量直辖公邑封赏给卿大夫们，这就从根本上背离了周礼规定的诸侯国“君大臣小”土地分配结构，进而从根本上改变了公室与卿大夫家族的实力对比，是违背周礼和晋国先君旧制的反常操作。

正如我们在下一章会详细讲述的那样，晋文公上台之后，不仅没有收回晋惠公时期由于实施“作爰田”新政而流失的公室存量直辖公邑，反而将这种政策进行到底，与“封赏新占领土给卿大夫”结合起来，激励卿大夫群体为难度极大的争霸事业全力奋斗。

吕甥假传君命推行的第二项改革举措是“作州兵”，也就是改革军赋制度（征收军需物资和征发兵役的制度），紧急扩军备战，以迅速弥补韩之战大败造成的军力亏空，震慑秦国和其他想要趁机进攻晋国的邻国及戎狄部落，进而作为与秦国谈判时的筹码。

在改革之前，和其他诸侯国一样，晋国军队的士兵来自国都地区最低级的贵族“士”，而军需物资由国都地区的卿大夫家族提供，最终由卿大夫家族所控制的“野人”，也就是郊野地区的农民生产出来。由于国都地区士人的规模难以快速扩大，晋国军队规模的扩大一直受到限制。

“州”是国都外郊野地区的行政区划单位。“作州兵”改革的关键在于：

第一，扩大征发兵役的范围，不仅征召国都地区的士人当兵，还征召郊野地区“州”内的野人当兵。

第二，改变征收军赋的方式，跳过卿大夫家族，直接要求军需物资的实际生产者——州内的野人以“州”为单位缴纳军需物资。

因此，“作州兵”改革的实质就是破除周礼旧制对军队规模的限制，充分挖掘野人提供兵员和军需物资的潜力，从而迅速扩军备战。

由于很大一部分野人原本是依附于卿大夫家族的臣隶，所以，国家直接向野人征物资，必然会损害野人的主子——卿大夫的经济利益；征召野人当兵，则必然会损害低级贵族“士”的政治特权。因此，吕甥先提出“作爰田”，再提出“作州兵”，很可能是为了用“作爰田”的物质利益来换取卿大夫对于“作州兵”的认可。

晋惠公时期的“作州兵”新政，是传世文献记载中春秋时期中原诸侯国改革军队制度、扩军备战的里程碑事件，晋国因此一跃成为中原诸侯国中第一个大规模扩军备战、“全民皆兵”的军国主义国家。晋文公前636年即位，前633年就将上下两军扩编为上中下三军，一年后在三军之外又新增左中右三行，达到晋国军队规模的第一个高峰，与周邦的军队规模——“天子六军”平起平坐。这种在当时绝无仅有的扩军速度表明，晋文公不仅沿袭了晋惠公时期的“作州兵”政策，并且通过全力实施这项政策，将晋国野人地区提供军需物资和兵员的能力提升到了极限。

吕甥“作州兵”55年后的前590年，鲁国“作丘甲”以扩军备战。又52年后的前538年，郑国“作丘赋”以扩军备战。“丘”和“州”类似，都是国都外郊野地区的行政区划单位，因此“作丘甲”“作丘赋”就是以“丘”为单位向野人征收军需物资，并征发野人服兵役。由此可见，与其他中原诸侯国相比，晋国的军赋保障体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具有明显的制度优越性（比如领先鲁国50多年、郑国100多年），它是晋国在“内乱不止”的表象下军事实力不断强大、最终在晋文公执政期间一举击败楚国成就中原霸业的重要保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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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左传·昭公十五年》：文伯揖籍谈，对曰：“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于王室，以镇抚其社稷，故能荐彝器于王。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而远于王室。王灵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献器？”

(2)　周邦是周朝邦国体系内被奉为共主的最高政治实体，由周王室加王廷卿大夫家族构成。就西周情况而言，周邦的直辖疆域就是以西都宗周和东都成周为中心的周王畿，其面积是“方千里”，大概相当于山东、江苏两省面积之和；就东周情况而言，周邦的直辖疆域只剩东都王畿的一部分。参见雷鹄宇（2014年）。

(3)　楚见图一、五。楚国在春秋时期曾多次迁都，绝大多数时候都位于荆山以东、汉水以西的核心区，因此将都城标记于此地。

(4)　齐见图一、三、四。宋见图一、二、三、四、五。卫见图一、二、三、五，春秋初年卫国都城在沬（卫1，新是商末陪都朝歌），前660年卫国都城迁至曹（卫2）。前658年卫国都城迁至楚丘（卫3）。前629年卫国都城迁至帝丘（卫4）。曹见图一、二、三、四、五。陈见图一、三、五。蔡见图一、三、五。春秋初年蔡国都城在上蔡（蔡1），前529年迁至新蔡（蔡2），前493年迁至下蔡（蔡3）。

(5)　关于齐国改革和晋国改革的对比，参见刘勋（2019）。

(6)　士，祁姓，士氏，名。隰叔之子。参见图20“范氏世系图”。

(7)　荀息，姬姓，荀氏，出自原氏，名黯，字息，排行叔。原叔之后。参见图21“中行氏知氏世系图”。

(8)　狐突，姬姓，狐氏，名突，字行，排行伯。太伯之子。参见图24“狐氏世系图”。

(9)　耿、霍、魏见图二。

(10)　蒲、屈见图二。

(11)　关于公子重耳出居蒲邑时的年龄，参见刘勋（2019年）。

(12)　狐偃，姬姓，狐氏，名偃，字犯。狐突之子，狐毛之弟。参见图24。

(13)　郤芮，姬姓，郤氏，又为冀氏，名芮，字公。郤文子之子。参见图23“郤氏世系图”。

(14)　白狄见图二。春秋初年白狄在晋国都城西北（白狄1），前565年至前559年期间迁至晋国都城东北（鲜虞、肥、鼓）。

(15)　梁见图二。

(16)　秦见图一、二。

(17)　韩见图二。

(18)　此次土地赏赐应该也惠及了都城中比卿大夫群体数量更大的国人群体，本书为了将叙述重点聚焦于掌握政治权力的卿大夫群体，不在正文中再生枝节。参见周鑫（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