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问题

我们的不安情有可原。在美洲，我们受到感染和鼓动，有一种对表达的浪漫紧迫感。突如其来的恐惧令我们惊慌无措：我们迫切需要在未知的狂风暴雨突然到来之前说出自己的话。

这个问题在所有艺术中都被提出，但是在文学中却有双重复杂性。严格来说，如果音乐家认为从以上论题中找到了某种原创性的保证，那么他大可拒绝欧洲的音调语言：在有印第安人生存的地方——如秘鲁和玻利维亚——，人们向后代提供一套延绵已久但却依旧保有生命力的本土系统，从音阶上就与欧洲的方式不同。在那些克里奥尔精神获得胜利的国家，人们可以支配很多珍贵资源，尽管它们未必是严格意义上的本土资源：从欧洲或非洲传来、浸染着新大陆和新生活气息的音乐，在节奏和旋律上都已经被渗透了。

在造型艺术领域也应该舍弃欧洲，就像阿道夫·贝斯特(11)的墨西哥系统，以阿兹特克绘画的七种线条元素构建，坦诚地接纳自己的局限性。如果我们认为这种舍弃有些太过了，那么其实这种影响至少非常广泛地存在于印第安人的作品和殖民时期的克里奥尔作品中，后者将欧洲的技术据为己有（在建筑领域就是这样霸气十足），在今天的流行作品中，甚至在具有本土特色的石头、木材、纤维和颜料中也都存在这种影响。

总而言之，在音乐和造型艺术领域，不同路径的参与是明显的：欧洲路径、印第安路径，或是在任何情况下都犹疑不定、艰难求索的克里奥尔路径。印第安人或许显得贫穷又狭隘，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自己所在的城市从未延伸至这片土地上的古老统治，印第安路径是外来的：这是我们典型的悖论。然而不论古怪还是熟悉，遥远抑或亲近，印第安祖先所遗留的音乐语言和造型语言都是清晰可辨的。

在文学领域，问题却是复杂、双重的：诗人和作家用从西班牙学来的语言进行表达。在加泰罗尼亚或加利西亚，人们只需用当地的语言写作就能实现自我感觉有别于卡斯蒂利亚人的幻想。但对我们来说，这种幻想却是无法企及的禁果。要回归土著语言吗？知识分子大都不懂土著语，即使艰难地学习并用它进行写作，最终的结果也是只有极少数人能够读懂，立刻失去了公众性。殖民之后曾经有过甚至现在还有人用土著语言写诗歌和散文，因为现在仍然还有数量巨大且分布广泛的土著人说着至少一百种本土语言；但是那类文学很少有勇气提出表达坚守或者反抗的鲜明目标。创造属于自己的语言？卡斯蒂利亚语的儿女和后代吗？甚至在几年前还存在这样一种观点——有人对此深感恐惧，也有人怀着疯狂的希望——，即我们可以随机地创造出几种克里奥尔语来。西班牙语国家之间存在着恒久关系，在这统一的压力之下，云层被驱散了。那种尝试，就算有些微可能，也要求我们花费好几个世纪的时间在卡斯蒂利亚语及其在美洲的延伸中间挖掘一道又一道战壕，带着圣方济各式的英雄主义精神献身于一种粗糙、贫瘠的本地表达，而长有翅膀和利爪的创造者但丁却并未出现。我们同时还发现，拉普拉塔河的高乔语作为构成那已被驱散的云层的主要物质，本身并不具备充分的多样性，无法成为像西班牙的莱昂或阿拉贡地区的那种方言：它与卡斯蒂利亚语的细微差异太小，《马丁·菲耶罗》和《浮士德》，(12)与穆尔西亚或安达卢西亚的民谣不同，它们并不是从语言学树干上分生出的枝杈。

我们不拒绝用西班牙语写作，我们关于自身原创性表达的问题也由此开端。每一种语言都是思想和感觉方式的结晶，每一种语言的写作都浸染着某种晶体的色彩。而我们的表达需要付出双倍的努力，才能超越红色与黄色，获得属于自己的色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