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反叛

今天不安的人们抱怨他们的前人只关注欧洲，从模仿中吸取养分，眼睛却不看向自己身边的世界：他们忘记了，从百年之前开始，每一代人的不满与承诺都在发生变化。欧化主义者（los europeizantes）的确存在过，现在也仍然存在，他们重则放弃了西班牙语而用法语写作，轻则虽用我们的语言，但却遵循法国的模式，甚至向法国寻求观点和问题。而西班牙化主义者们（los hispanizantes）则是语法狂热症患者，他们被尚未移植到这片土地上的一切西班牙的东西所催眠。

然而让我们鼓起勇气来怀疑一切吧。以上的“罪行”真的是异乎寻常、罪无可恕吗？难道封闭的克里奥尔主义、狂热的爱国主义、男人和女人、甚至敌对的阵营所陷入的各式癫狂，就是唯一的健康？我们所关注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全新的。例如罗马人就很少关注这些：对他们来说，希腊的艺术、语言和哲学就是准则；在这一准则面前，他们会毫不犹豫也毫无怨言地牺牲掉任何本土的传统。天歌（carmen saturnium），那“克里奥尔长诗”，不得不让位于优美的韵脚；本土的喜剧萌芽被载着从远方的房子里运来的情节和形式的马车碾碎；甚至民族传说也被修饰成贵族传奇的模样，以便能和伊利安(9)联系起来；如果极少数的作家敢于改变语言（除了马可·奥勒留皇帝的例子，他的希腊语散文并不比今天我们的朋友们用法语写得更好），去一趟雅典，奥古斯都时代贫瘠的雅典，就好像我们去巴黎那样具有仪式性的意义；和今天一样，人们还要举行宴会，唱着送别的赞歌，如同贺拉斯在维吉尔登船时的送别。通过模仿这种学习方法，罗马之魂在文学中得到了表达，但却遵守着古怪的规则。

在中世纪，模仿并不被认为是羞耻的事。相反，尽管各个民族有着各自不可磨灭的特征，但都渴望学习和使用法国北部所贡献的关于颂功诗的规则和普罗旺斯所倡导的关于抒情诗的吟唱法则；某些主题在国家与国家、人与人之间流传：比如卡洛林王朝的贫穷、凯尔特人的爱情和着魔故事、对特洛伊战争神奇的杜撰、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史、狐狸的故事、僵尸跳舞、圣诞和受难日的秘密、狂欢节的喜剧故事等等。尽管语言会暂时地、部分性地随着文学潮流而变化：在所有拉丁语地中海地区，使用普罗旺斯语；意大利的英雄史诗是法语的；卡斯蒂利亚的抒情诗是加利西亚语的。语言内部确有争斗，但那是针对僵死的拉丁语，在大学和教会里构筑战壕，在真实生活中毫发无伤，在宫廷和大众庆典中也不显山露水。唯一例外的是，14世纪的英国砍倒了11世纪的征服者种在那里的一棵枝繁叶茂的法国大树。

那么文艺复兴呢？文艺复兴所努力寻求的，并非个性的、民族的或地域的表达，而是一种标准化的表达，一种完美而普遍的规范。意大利和法国努力地发掘并定义这种表达，他们的努力建立在对希腊和罗马研究的基础之上，这两者保有一切的秘密。法国把这种精神范例的帝国主义发展到了极致。因此英国和西班牙拥有自己的戏剧艺术系统、莎士比亚系统和洛佩(10)系统（他是天才的即兴创造者，但是艺术意识淡薄，甚至找借口迎合西班牙人的喜好而写作）；然而到了18世纪这些系统就向法国的威压屈服了：民族精神的表达只能通过国际化的形式来实现。

最后反叛发生了，它攻击并击垮了古典的帝国，导致各国之间的战争，所有的战线都在作战，从俄国到挪威，从爱尔兰到加泰罗尼亚。各个民族纯正表达的问题是浪漫主义革命的本质，同时还否定一切修辞规范的根源，否定一切将“艺术法则”作为美学创作核心的理念。一代又一代，各个民族将他们民族的理论打磨得尖锐锋利，恰恰与此同时，科学和机器将世界的单一性不断复制。每一次行动上的让步都伴随着一次理念的反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