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空虚：祛魅世界的隐忧

幻境之下是潜伏于现实中的虚无。虚无就像影子一样一直紧紧地跟在西方现代化进程的身后。麦克唐纳的《幻境》中就多次出现了“影子”的意象。影子像一条狗一样紧紧地跟随着“我”，同时能够“射出幽暗的射线，将击中的部分化为空虚和荒芜”。(16)在“影子”面前，一切幻觉和表面现象被还原为真实的色彩和形态，一切神秘和梦幻都被解构了，而留下的只有虚无感。显然，麦克唐纳能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取得共鸣。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谈到的重要概念是“祛魅”，也就是除去神秘和超验之物。在现代化进程前，西方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宗教的神圣性包裹起来的。只要对最终能够得到救赎和恩典的积极幻境深信不疑，任何现实的苦难都可以在忍耐和等待中变得不再漫长。而西方的现代化是一个祛魅的进程。科学技术让人们能够以精准且可重复的视野看到世界的自然律，以至于发展到“把所有以魔法的手段追求拯救的做法当做迷情和罪恶加以摒弃”。(17)在哲学的高度上，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向世人宣布“上帝已经死了”。(18)上帝的死亡意味着理性驱逐了神圣性秩序下的意义和宁静。

当祛魅的“幽暗射线”刺破了一切神秘的面纱，世界就这样赤裸地被还原在世人的面前。同样赤裸的还有人的心灵。在西方的知识语境中，虚无指向意义贫乏的情境。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关注到了这种意义贫乏，并将这种贫乏称为“现代性隐忧”。泰勒认为，隐忧发生在下述三个层面上：第一，超越性意义的丧失，具体体现为“缓冲自我”（buffered self）的诞生：“一个缓冲的主体意味着关闭内部（思想）和外部（自然，物理世界）之间的多孔边界（porous boundary）。”(19)换言之，在主体的内部和外部之间产生了一个缓冲区。主体在遭遇某种观念体系时，总是借助主观上的理性去过滤和筛选。只有那些过滤甚至扭曲后的存余才能最终被主体所接受和相信。缓冲的结果是主体与生命意义的疏离，一切都处于理性的审视和怀疑中，而这正是虚无感的来源。第二，工具理性驱使目的单向化。泰勒写道，“效益和投入产比的最大化是工具理性成功的度量”。(20)换言之，工具理性的主导使得人们行动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朝着“成本—收益”最大化的方向归一。(21)在泰勒看来，工具理性的主导性使人们生活在了技术的支配下，人类的社会生活变得狭隘和扁平。这一观点与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所描述的“单向度”（one-dimension）的内涵类似。马尔库塞用这一词来形容生活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在马尔库塞看来，心灵自由的降低一度使人们失去了想象“罗曼蒂克空间”的能力，想象与理性之间的距离在不断减少。(22)一个自然的结果是，人们否定、批判和超越等向度被发达工业社会压制了，而人在技术化的管理中失去了本能和创造力。第三，上述两者结合导致政治层面的自由丧失。只有在下述两个层次上才能深入理解这种自由的丧失：其一，在主体的内部，缓冲机制阻挡了超越性意义的内向渗透，但同时精神上的虚无导致了无助的痛苦。物质上的需求得到满足后，缺失了欲求的主体，因而被空虚和无聊所包围。所以，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认为“人生是在痛苦和无聊之间像钟摆一样来回摆动着；世上痛苦和无聊两者也就是人生的两种最后成分”。(23)其二，在外部世界即主体所存在的世界，资本—权力所塑造的总体性机制使得个体愈加难以反抗。正如泰勒所指出的，“在我们高度集中化和官僚化的政治世界中，民众对公共领域日益疏离以及随之而来对政治控制的丧失等现象正在发生”。(24)人们赤裸的不仅仅是心灵，就连存在本身或许都成了无助的赤裸生命。或许，这正是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和吉奥尔·阿甘本（Glorgio Agamben）开启生命政治批判的重要意旨。

泰勒论及的这种“政治层面的自由丧失”留下一个重要启示，即我们需要在现实政治的层面上凝视虚无。从西方历史中可以看到的是，在祛魅的同时，人们被抛入资本主义体系的现实中。伴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专业化分工出现，科层制建立起来，管理科学也随之出现。在资本主义这个追求效率的大机器上，人与人的关系被简化为支配与被支配、满足与被满足的对偶。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批判道，“在国民经济的实际状况中，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25)沿着马克思的异化批判，卢卡奇（Lukács）指出，工业化的进程中“合理化不断增加，工人质的特性，即人的个体的特性越来越被消除”，并“作为机械化的一部分，被结合到某一机械系统里去”。(26)换言之，绝大多数人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被物化了，即工人在社会生产的过程中被客体化为商品，成为资本主义大机器上随时可以替换的零件。在人的对象化过程中，生存成为出卖劳动而换取必需资源的活动。就像一场电子游戏一样，个体在完成系统指定的任务后获得回馈，但是现实又并非游戏，如果拒绝这些任务就会真实地无法生存。生命的意义被降格了，仅仅是为了活着，精心计算、占有和积累资源就构成了生命的目的。直到20世纪末期，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批判也直接指向将科学作为偶像的意识形态。他认为，技术统治的意识形态意味着“实践和技术差别的消失”，并且这种意识形态更为隐形而难以抗拒。(27)具体而言，社会管理和社会争议解决的过程转向了冷冰冰的基于工具理性的规则创建和规则运用。技术统治的最新形态是算法主导的“刚性治理”，而这将使个体的独特性诉求更难以得到展现和表达。(28)虽然祛魅让西方人走出了依赖上帝构建起来的社会空间，但是，出走后的世界并没有走向解放，反而是走进了资本主义社会这一新的域中。这也成为了德勒兹意义上的再域化（Reterritorialism），即人们顺着解域之线逃逸，反而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域。在这个新的域上，人们“可能重新遭遇到对所有一切再度进行层化的组织，重新赋予一个能指权力的构型，以及重新构成一个主体的属性”。(29)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真正触碰到至为悲观的虚无感：当理性彻底排斥了超越性时，一切的选择和行动就显得无聊和无用，而主体一旦认为面对这种无聊和无用无处可逃，痛苦和空虚就会成为生命的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