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英国驻华商务总监们在广州的闯关活动

1834年，东印度公司的垄断贸易权被取消，东印度公司就地改为统治印度的行政机关，其两千个股东的利息从此靠印度的税收来支付，东印度公司派驻天朝的大班，也就作废了。

天朝的两广总督一听说东印度公司被取消，大班没了，怕广州的英商无人管理，会更加混乱。所以晓谕原大班，让他通知英国政府，火速派一个更明白事理的，前来接替大班之职，总管贸易事务。英国政府一听，是个机会，决定派遣三个商务监督驻扎中国。律劳卑（WilliamJohnNapier）为总监督。

律劳卑一行出发前，英国政府并不希望破坏广州贸易制度。所以给律劳卑下达的训令比较温和：

一、采取和善态度，不要激起中国人的反感。

二、处理英人在华纠纷。

三、不到万不得意，不要借助海陆军队。

但是不知英国外相装傻还是真傻，他给律劳卑下达的其他训令则是直接冒犯广州制度并与前面的训令相冲突，具体内容是：

一、到粤以后，以书函通知两广总督（这一条直接冒犯了广州制度）。

二、设法推广商业于广州以外的任何地方（也冒犯广州制度）。

三、设法与北京政府直接往来（干脆冒犯天朝制度了）。

四、除特别情形外，暂不与中国发生新的关系。如有意外，赶紧报告，等待训令。

五、除特别情形外，勿让兵舰驶入虎门。

按中国某些学者的看法，律劳卑此来，乃是“企图借此通过广东的地方当局和清政府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丁名楠：《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5页）。看来，在某些当代中国学者眼里，英国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乃是一种居心不良的“企图”了。既是企图，大清拒绝与大英正式外交，便既是大清的必然选择，更是这些学者所期望的选择了。

律劳卑可能也没想到，他“企图”也太高了些。因为英国外相给律劳卑的补充训令本就不易完成，但他本人想得更远：“企图做超越英国政府所要求于他的事情。他公开承认他打算‘做一个名垂青史的人，打开中华帝国的广阔土地，让英国人的毅力和勤奋有用武之地’。”（张馨保：《林钦差与鸦片战争》，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9页）这个“二百五”，他也太不了解天朝的脾性了。而且他也不知道，他那英文名字WilliamJohnNapier被中国人给翻译得暗合了“劳苦卑鄙”的意思，就这小名，还想留给子孙后代呢。他更不知道，他在中国玩了两个月，不但把自己玩没了，还把自己的翻译、著名的来华传教士马礼逊（RobertMorrison）先给玩没了……

1834年7月15日，律劳卑到达澳门。中午时刻，他向英侨宣读了英国国王的谕旨和任命书，马礼逊被任命为驻华商务监督的中文秘书兼译员，年薪为1300英镑，副领事官职。马礼逊从17岁起就受常发的头疼病折磨，此时又患上了肝病，但还是带病上任了。而律劳卑呢，此次来中国连老婆孩子都带来了。当然，由于天朝把洋女人视作公害，所以他的老婆与孩子只能呆在澳门。按当时的天朝制度，所有外国人进广州，必需通过十三行行商代为申请，得到广东政府发放的红牌（通行证）才行。但律劳卑不管这个，他认为自己是英国的商务官员，无须执行那些旧例，7月25日，他带着随行人员无牌进入广州，马礼逊带病跟随（8月1日就“牺牲”了，带病工作，算是过劳死吧）。

律劳卑跟天朝官方的第一次交手，就是给两广总督卢坤写信，这信与众不同，它是以与天朝平行的方式写就的。他派遣秘书阿斯迭（J·H·Astell）带着已经翻译好的信件前往总督府投递，时间是7月26日。问题是按天朝规矩，夷人不得进城。7月份南方火热的天气，阿斯迭在城门口蹲了三个小时，可是进城的官员没一个人敢给他捎进这封信，律劳卑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可天朝眼里，律劳卑私撞广州、私改禀（恳求书）为信、越过行商给总督递信、写信用汉文、；信封上写有“大英国”字样……，这都是严重的侮辱天朝啊。但鉴于律劳卑不懂天朝规矩，所以总督原谅他。并命令通事与行商前去说服律劳卑按规矩来，如果办不到，通事与行商就有性命危险云云。

可怜的行商与通事两头作难，没有办法，率先与英夷断绝了贸易关系，以示自己不是汉奸，先保住小命再说。卢坤觉得行商们很具有爱国情操，给予表扬，并且晓谕英方，如果再不按规矩来，将断绝中英贸易。同时派三位地方官前去与英方会见，好探明英方此行目的。奈何会见的双方因为座位问题争执了两个钟头，双方都想坐上席。所以会谈毫无结果。

律劳卑再生一法，向广州人民发布中文公告，说明自己此行的目的和双方通商会使“两国相益”云云。他自认为自己说得在理，可广州人民当奴隶惯了，膝盖也跪惯了，哪见过与天朝要求平等的夷啊，所以更加反感他们。一句话，跪着的人看站着的人，咋看咋不顺眼；洞穴中人看洞外之人，咋看咋别扭。律劳卑严重的得不偿失。卢坤终于被律劳卑惹急，他认为，派大班是英国的自由，但只接受朝贡外交则是天朝的的自由，于是他宣布封舱（这也是天朝对付夷人的传统办法了），将英吉利国买卖一概停止，除谕饬各洋商遵照，将夷馆买办、通事及雇役等一概撤出外，同时规定：凡中国人卖食物给英人，一律处以死刑。并警告其他国家的商人，不得以食物供给英人，违者将遭到同样的制裁。

律劳卑一看，决意动武，9月5日，派两只兵船开进虎门，进入珠江，并轰击虎门炮台。9月11日，英舰竟撞入了广州城下，于黄浦抛锚停泊，与清军对峙，但陷入清军包围，进退不得。与此同时，商馆里的英国商人没吃的没喝的，更没法做生意，叫嚷不愿意开战；英商库力基甚至代律劳卑向广东当局认错，请求发给红牌，让律劳卑从广州退回澳门；律劳卑急火攻心，病了，虐疾。命兵舰撤出广州，自己也带随员前往澳门，时间是9月21日。离开广州时他给英国的广州商人写了一封信，遗憾自己这个驻华商务监督在中国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与权力，但他欣慰的是，英商们的利益并没受到损失。最后他在信里表示，总督的措施损伤了与中国皇帝同样神圣的英国皇帝的尊严，英国皇帝惩罚总督的时刻总有一天会到来的。

9月29日，卢坤宣布开舱贸易，英商们总算不用再赔本了。

10月11日，忧愤交加的律劳卑死于澳门。这一切，在中国人看来，当然是上天的报应了。卢坤得知消息，要求英国派识大体的人前来管理贸易，并且特别强调，派商人来，别派官员来，官员来了“有碍正事”。卢坤不知道，死前的律劳卑，给友人写信，对于他的中国对手们评价如下：中国人“在极度的愚蠢思想和道德堕落中，幻想着自己是世界上唯一的民族，全然不顾国际法的理论和实务”。（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和弗兰克·萨奈罗：《鸦片战争：一个帝国的沉迷和另一个帝国的堕落》，三联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31页）说得对，可俺大清就这德性，气死你！

律劳卑死后，德庇时（J·F·Davis）代理商务总监职务，由于没有接到政府训令，德庇时执行“沉默”政策，一句话，不愿意以低下的姿态与天朝官吏打交道，所以尽量不与之接触，广州当局也假装不知道他们的存在。1835年，罗宾生（GeorgeBestRobinson）代德庇时为商务监督，继续保持沉默态度。与此同时，英国的商人却不愿意沉默，广州64名英商联名上书英王，对于律劳卑在广州受到的侮辱表示愤慨，认为这种逆来顺守的政策，有损国家威严，并且还会引起对英国威力的怀疑。建议国家派一支适度的、有充分规模的武装力量来到中国，吓唬吓唬天朝，以建立一种符合“帝国地位”的“正经路线”！（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一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69页）英美传教士在华主办的《中国丛报》（TheChineseRepository，也译作“中国文库”，旧译作“澳门月报”）也发文，表示声援商人行动，反对沉默路线，主张武力攻击：“中国皇帝狂妄地自认为他和他的子民都是比别国君王子民高人一等的，我们不能不认为必须对这种妄自尊大行为作坚决的驳斥和打击”，“从这些事实里，我们可以得出好几个重要的结论，第一个结论就是，我们不能通过辞谦语卑的禀帖取得什么，我们要和中国订立一个条约，这个条约必须是在刺刀尖下，依照我们的命令写下来，并要在大炮的瞄准下，才发生效力。”编辑裨治文（E·C·Bridgman）附上了自己的观点：“国与国之间是互相负有义务的，而中国，在她与别国的关系上，是公然触犯‘要爱你的邻舍如同爱自己’这条法则的。中国这种态度，各国可以而且必须劝谏她，如果各国不能说服她，就强迫她走上一条与各国的权利和她的义务更为一致的路线上来。”此后不久，《中国丛报》再次著文表示：“当为了取得公正，提供保护和维护一个国家的国格而有必要使用武力时，这样一种手段永远不会受到谴责。……根据中华帝国目前的态度，如不使用武力，就没有一个政府可与之保持体面的交往。”（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33页）

查不到资料，不知广东大宪卢坤等是否能听到这些叫嚣，只知他们也反省律劳卑事件的教训，反省的结果，便是把门窗关得更紧了——制订了一个防夷新规八条。具体如下：

一、外夷护兵船不得进入内洋。

二、夷人枪炮及番妇不得运至广州（天朝眼里，番妇与枪炮一样危险）。

三、夷船引水、买办，应由澳门同知给发牌照，不得私雇。

四、夷船雇用民人有限额，每夷馆一间，只准用看门人二名，挑水夫四名，夷商一人雇看货夫一名，不许额外多用。

五、夷人在内河驶用船只，应分别裁节，并禁止闲游。在馆居住夷人，只准于初八、十八、二十八三日在附近之花地海幢寺游散一次，每次不得过十人。不准在外住歇饮酒等。

六、夷人具禀事件，应一律由洋商转呈，以肃政体。洋商不得妄用书信，自具禀词。

七、夷船之保商，应认派兼用，以杜私弊。

八、夷船在洋私买税货，应责成水师查拿，并咨沿海各省稽查。

风声越来越紧，洋商也越来越不耐烦——1836年2月，英国的曼彻斯特商会向他们的首相迈尔本与外交大臣提交了一份备忘录，说：“自律劳卑以后，对华贸易已陷入不稳定的、无保护的状态，横受行商和地方政府的勒索与禁阻。于是不列颠财产每日都处于危险状态之中：我们的人每日都可受到侮辱；我们的君主已经在他所派的代表律劳卑身上受到侮辱；我们的产业可能被瘫痪；我们的税收可能每年遭受四百至五百万镑的损失。（因此，备忘录提呈人）以最迫切的心情呈请不列颠政府施展保护（英商）的威力，（我们认为）如果直接与中国最高政府接触，将会比通过广州那批低级官吏之迂回而又腐化的中介更有效得多。”（翦伯赞：《中国通史参考资料》修订本上，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0页）

有鉴于此，英国外相巴麦尊任命义律（CharlesElliot）担任驻广州商务总监督，取代罗宾生。义律1833年来到中国，来华之前，曾在英国殖民部担任职务，并且充当过英属几内亚的高级殖民官员，算是一个殖民通了。由于任内负责打击阿尔及尔的海盗及非洲西海岸的奴隶贸易，英国政府曾给他一个“奴隶保护人”的头衔。他还是个狂热的卡尔文教徒，非常看不起鸦片贸易。但作为政府官员，不管是不是鸦片贸易的支持者，他都得忠实地执行政府政策，正如美国学者所言：“事实上，义律仍然质疑这种贸易是否道德，但他首先是一名战士，其次才是道德家。他必需遵守的是命令而不是良心。”（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和弗兰克·萨奈罗：《鸦片战争：一个帝国的沉迷和另一个帝国的堕落》，三联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99页）说得对，不管心里咋想，既做了政府官员，就得讲职业道德。在罗宾生做商务监督的时候，义律担任第二商务监督。任内，他特别不满意罗宾生的沉默政策，写信给外交部，要求政府与中国重开谈判，不行就动武。二百五遇上二百五，巴麦尊这个著名的棍子外相，一看义律的信，就喜欢上了。于是他一改三个驻华商务监督的前例，只派驻一个商务监督，并让义律担任此职。

义律接任之后，并没有马上耍二百五，而是先采取了装孙子的姿态，写给两广总督邓廷桢的文书采用了禀帖形式。义律这种主动装孙子的姿态，远远区别于律劳卑的那种傻大爷姿态，也区别于德庇时和罗宾生那种跟天朝赌气的沉默姿态，因而受到了邓廷桢的夸奖，夸他“词意恭顺，尚属晓事”。（萧致治：《西风拂夕阳：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76页）同时，天朝17名水手在海上遇难，被英人搭救了，义律认为，看在英人学雷锋做好事的情面上，总督会对他格外施恩的，所以给总督写了一封信，信中结尾说：“这些彼此间的慈善仁爱活动，谅会加强两国间和平与善良意愿之联系。”他没想到，邓大人不吃他这一壶，看到信中“卿卿我我”的句子更是吓了一跳，让行商转致：“该领事义律此次禀内，并不查照旧章，钦叙天朝字样，混以贵国及彼此和睦等字句，率臆禀呈，非特体制有乖，词意亦殊妄诞。”（萧致治：《西风拂夕阳：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77页）嘱行商们，以后洋人再致禀帖，一定详加查阅，不遵体制，内容乖谬者，一律不给他们转呈。

蒋廷黻先生曾说：“中西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湖南人民出版1987年版，第17页）此话不错，义律信里写个彼此仁爱和睦的意思，有个“两国”字眼，以邓廷桢的常识，当然是蕞尔英夷企图与天朝上国平起平坐，大逆不道了。

1837年，义律对于自己利用各种小聪明争取完成外相训令的目标表示泄气，并于12月2日灰溜溜地离开了广州。关于争取中英平等交往一事，他向巴麦尊汇报说，看来，对天朝不动武，是不可能争取到平等待遇了。他给巴麦尊指出一条路：“由子爵阁下，禀承女王陛下的命令，致北京内阁一函，由一兵舰送往白河口，当可立即从皇帝处得到一项对于这点作让步的命令。”（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一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79-180页）

1838年，东印度防区舰队司令、海军少将马他仑（SirFrederickMaitland）奉命率领他的两只军舰到达广州。他得到的训令是：

第一，借以保护英国的利益，并于女王陛下的臣民或有正当理由对中国当局控诉时，加强女王陛下的监督在必要情况下所提出的一切抗议的力量；

第二，帮助监督，维持往来广东各海口的商船水手们的秩序。

军舰一来，义律腰杆子就硬了，马上不经行商，把未写“禀”字的公文递交总督，告知马他仑驾到。邓廷桢认为此禀程序不对，范式也不对，交由行商退回。

天朝官方拒不接待马他仑，但是心里对他有所猜疑。虎门的清兵更是截住一艘商船，查问马他仑及其家眷是否在船上。按马士的说法，船上是否有鸦片倒不是清军所关心的。马他仑得知后，认为这是对他的污辱，遂带舰闯虎门，逼问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要他解释清楚。关天培迫于英舰压力，派副将到马他仑船上，写下字据：“查其并非官谕，乃系土人妄言，倘后有此等言语，即应查办”，“其得罪贵提督言语，即如得罪本提督一也。”据《中国丛报》描述，双方是在友好亲切的气氛中完成这一外交事件的：关天培的名片与马他仑的名片互换了一下；关天培的副将们面带羞愧地参观了英国的军舰；双方分手时，各自的炮台和军舰互致三响礼炮。在西方人眼里，关天培所为乃是正式的道歉了，而且马他仑对这种道歉相当满意。（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中译本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90页）有意思的是，中国方面的著作，很少有学者提及此事（茅海建先生是个例外），更有学者说：中国人民在正义的禁烟运动的推动下，一面搜查鸦片，一面积极参加整顿海防的自卫活动，迫使马他仑不得不退出广州。（丁名楠：《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0页）言外之意，马他仑是被中国人民吓走的。这让人感觉到很郁闷，中国人民既然具有如此这般的吓人神功，为什么不在随后的鸦片战争中继续吓人呢？更关键的是，拿什么吓人呢？